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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敬琏

　　这是一位严肃的思考者探索中国将如何面对成长的烦恼问题而写下的一组记录。

　　进入２１世纪以后，中国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可是披阅历史，人们发现现代国家的成长正像人作为个体的成长一样，总会碰到青春期的困惑与烦恼。如何克服这种困扰而获得健康的成长，是每个国家需要面对，也是每个负责的公民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

　　本书作者在书中指出，这本书要处理的核心命题，是在国际关系的框架中讨论中国的力量增长；它包含两个方面，即（１）这一新兴力量对国际体系的意义和（２）中国自身如何驾驭这一力量，如何使用所获得的力量。作者认为，后者更重要一些。对于后面这一重要问题，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国人深思的意见。例如他认为，在中国的发展期中，中国的青春期的敏感伴随着对力量的自我感知，造成了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情景，在这样的时刻，尤其需要理性的呵护和关照，即不是陶醉于力量，而是把眼光从力量上移开，对力量作出反思。在我看来，这体现了本书作者对于经历了我国经济最近十来年快速发展后相当普遍地存在的骄矜浮躁心态提出的忠告。从这方面看，也许还要在作者提出两个问题前面加设一个"如何恰当地估量自己的力量和弱点"的问题，并且通过这种估量确定扬长避短、存利去弊的切实办法。前苏联的兴起和落败的经验告诉我们，高速度增长是不足恃的。如果只有数量扩张而不能确保增长质量，如果满足于经济规模的巨大，而没有能够协调社会矛盾和保持社会和谐的制度安排，就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虽然并不能说本书中作出的判断和推论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提出这些问题，由于可以促使人们对这些关系我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本身就具有它的价值。

　　吴敬琏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０日

  文：李景荣
出处：中国网 2005年11月

中国崛起无疑是当今时代最令人关注的事件之一。世界各地的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评论、思考这一事件。例如，有人把中国的崛起比作山的隆起，有人把中国崛起比作新星球的诞生，还有的人把中国崛起比作大象闯进了瓷器店。可以说，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话题。尤其是近年来，这方面的论说可谓卷帙浩繁，而人们的兴趣并未因为已经谈论了很多而有所减少，相反，这个话题的热度，一再攀升，在很多国家甚至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课题。比如日本《产经新闻》最近报道称，为应对日益崛起的中国，日本外务省将组织高级官员定期开会，制订全方位对华政策，高调处理“中国问题”。

与国际上中国崛起大有成为显学的趋势相似，国内的讨论也在升温。

中国的崛起是一场漫长的长征，是中华民族的百年大计。事关民族兴衰荣辱，每一位中华之孙，都应当待之一以严肃的态度，认真思考，缜密筹划。张剑荆同志最近出版的《中国崛起：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一书，就是这样一部著作。阅读这部书，是一次收获颇丰的旅程。作者强烈的历史感和敏锐的问题意识，以及对一些富有挑战性的问题的明确回应，对我产生的巨大震撼，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是不多见的。

封面上的一句话或许更能体现该书的主题，这句话是：“中国如何应对成长中的烦恼”。作者针对这一问题而提出的许多观点，可以视作是给我们这个时代提出的忠告，一项很及时的忠告。

吴敬琏先生为该书撰写的序言，篇幅虽然不长，但是一下子就将作者的这一关怀挑开了。他说，这是一位严肃的思考者探索中国将如何面对成长的烦恼问题而写下的一组记录。他还说：“在我看来，这体现了本书作者对于经历了我国经济最近十来年快速发展后相当普遍地存在的骄矜浮躁心态提出的忠告”。吴先生还建议作者关注一个问题：即如何恰当地估量自己的力量和弱点，并且通过这种估量确定扬长避短、存利去弊的切实办法，他以前苏联的兴起和落败的经验为例，指出高速度增长是不足恃的。“如果只有数量扩张而不能确保增长质量，如果满足于经济规模的巨大，而没有能够协调社会矛盾和保持社会和谐的制度安排，就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吴敬琏的这个看法是很中肯的。

套用一句话，本书作者似乎有一种“历史深处的忧虑”。我觉得，作者之所以没有被时下处处笙歌的繁华景象所迷惑，原因在于，作者具有宽阔的视野，他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在国家兴衰的大场景中，观照、思索中国的崛起。比如作者所援引的清朝戏剧家孔尚任的名句，“眼见他高起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就非常形象。实际上，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有相当多涉及到权力、财富兴衰的内容，这些事例和告诫，在中国崛起的新形势下，可以成为我们的精神资源，将会起到祛除浮躁的作用。

在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京的时侯，毛泽东形象地称之为“进京赶考”。作一个不太恰当的类比，可以把中国通向世界强国的那条路，视作“赶考”路。我们能不能考取？我们能不能取得成功？这些问题都是重大的。当然，作者并不是这样表述其关注的问题的。他将该书的核心问题概括为两个方面，即（１）中国这一新兴力量对国际体系的意义和（２）中国自身如何驾驭这一力量，如何使用所获得的力量。他认为这些问题是本世纪我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他认为，经济学考虑的是中国经济如何增长，考虑的是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而国际关系学考虑的则是中国增长着的力量如何使用、如何在国际权力体系中和平地生存与发展，进一步，他将这一问题，表述为“和平还是非和平”，“对于２１世纪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生死问题”。大家未必都同意作者的这个观点。我更愿意说，“赶考”的比喻是可以与作者的这一问题相合的，那就是，中国的“赶考”路，尽管曲折，但必须成功，而成功的前提和标志都意味着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作者在该书中，回应了当前人们十分关心的许多问题，阐发了一系列观点。比如中国的社会结构问题，北京共识问题，中国是不是一个革命者的问题，国际秩序的结构问题等。客观地说，这些问题都是富有挑战性的。而作者对这些问题没有回避，而是给出了自成一家之言的回答。比如作者认为，中国应当“稳在亚洲”，在东亚应当做一个活跃的“乘客”，而不是当“驾驶员”，再比如，他认为中国的崛起最终要用文明的崛起来定义等等，就极有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