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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夏业良
出处：中国经济时报 2006年8月

　　对于中国公民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沉重、敏感而又令人期盼的话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一波三折，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举步维艰。可以说，我们今天取得的全部经济成就都来源于２５年前的那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变革，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为指针，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老一代革命家带领下，中国经历了一场破除理论教条和思想禁区的意识形态震荡，经历过那一历史时期的许多中老年人对那种振奋人心的政治氛围和日新月异的实质性变化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邓小平那种时不我待的历史使命感、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和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为中国来之不易的四分之一世纪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无愧于祖国母亲的抚育和期望，他审时度势，顺流而上，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堪称国家领袖中的杰出典范。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江泽民也在十五大报告中庄严宣告：“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的奋斗目标。

　　作为执政党的主要干部培训基地，中央党校一直是党中央的重要智囊机构，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探索和设计单位之一，因此，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作序，周天勇等理论工作者共同撰写的这本新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特殊重要的参照意义。

　　这本书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认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除了党的自身建设之外，需要进行一些基础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能建立一个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的政府，不能破除就业的体制性障碍，不改革现有的县乡政府政权和事业体制，不能从制度上抑制机构和人员规模的膨胀，不发展民间非政府组织等，中国共产党就不能很好地执政。十六大报告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任务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李君如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可能迫切的是建设现代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的政府；形成廉洁和成本较低的政权；发育和发展非政府民间组织；立法民主化；实行民主和科学决策等。作者着重指出，一种政治体制改革本身需要成本，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机构运作成本最小化的政治体制。

　　作者还指出，要考虑各种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安排的可操作性和阶段性。有些方案过于理想化，看了以后很振奋人心，但是却无法实施。过去我们从思路上形成“政府―市场―企业”架构的定式，实际上居民（公民）、企业、社会中间组织（民间机构）、政府是社会经济活动中具有不同功能的行为主体。今后我们需要构造的是“企业―社会中间组织―政府”这样的社会组织模式。

　　作者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从１９７９年到２００１年，用２０多年的时间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攻坚改革，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第二阶段也用２０年左右的时间，即从十六大召开的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２０年，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同时完成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第三阶段也是２０年左右，大致是从２０２１年到２０４０年，进行和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笔者对这三个阶段的划分虽然不完全赞同，但是能够理解，然而从内心却无法赞同如此漫长的时间测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要切实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要顺应民心所向，把“执政为民”作为最基本的政治理念，逐步建立“公民政治”的基本构架。应当时刻牢记公民是政治之本，任何时候都不能追求背离公民利益的单一党派利益。要真正建立起“公民政治”的基本构架，就要大力发展非政府的民间机构，鼓励和扩大中产阶级在全社会力量中的比重；在警惕和打击以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方式颠覆政权的前提下，切实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和言论自由，鼓励思想和舆论的多元化，培育和壮大公民社会。

　　中国加入ＷＴＯ，客观上要求政府体制和职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运行体制和思维习惯必须改变，政府的权力应当受到限制并且得到有效的外部监督，因为没有制约和监督的权力是产生腐败的土壤，是产生新官僚资产阶级的体制性诱因。公共权力为少数人及其利益集团所控制并得以滥用，是对民主和法制以及人民民主权利的公然践踏和藐视，也是对个人价值及其正当权益的全面否定。

　　到２０１０年，如果中国仍然不能真正实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完成基础民主选举和广义民主参政、议政的法规建设以及宪法的修订和完善，切实提高和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地位和政治权威性，就难以顺应新时代发展的潮流，更不能真正超越发达国家的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以及国民所普遍享有的相对民主与自由水准。那么我们这一、两代人就无法履行我们应尽的历史职责，也无法向我们的后人交代。  

文：李志杰
出处：人民网 2006年8月

　　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大家想得最多就是多党制、普选制、三权分离、新闻自由，等等，这与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有很大差别的，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一直比较敏感。尽管国内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献不少，但直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书名的著作的确不多见。当我最初看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书时，不免大吃一惊。当我看到作者是周天勇教授时，更是惊讶，周天勇教授是我们著名经济学家，怎么研究起政治体制改革。当我细细读完该书后，我的好奇和疑惑都烟消云散了，并且对“改什么、如何改、渐改还是快改”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焦点问题感到茅塞顿开、豁然开朗。该书主要是以能不能最终促进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为主要尺度来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进行理性地思考，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匹配，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推进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改革。研究角度独辟蹊径，提出的改革思想和方案符合实际，为我们开启了思考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新“窗口”。

　　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必须是有利于促进当前经济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能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仍然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社会矛盾更加错综复杂，表现形式更多样化。中国的发展迈进了一个更为关键的阶段。比如，生态环境污染严重、能源资源过度消耗和重复建设现象普遍；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城市和农村都存在规模不小的生产生活困难的群众；社会事业滞后经济发展；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等等。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压力。经验证明，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发展这个中心。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的变革，只有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去推进，才能得到群众的积极拥护和主动参与。这样，设计的改革方案就不是纸上谈兵，实施起来就不会“水土不服”、得不偿失。

　　政治体制改革模式的选择和进程的把握必须与经济体制所处的阶段性相匹配。改革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经济体制改革是如此，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如此。作者认为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中国需要60年左右的时间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制化水平较高的政治体制。这60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9年到2001年这头20年里，主要任务是渐进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到2020年这18年里，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三是2020年之后的二十年里，主要任务是进行和完成以政治体制为主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相伴相生的，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改革重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改革的力度和进程决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和进程。当前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破除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上，解决一些基础性的政治体制问题。主要有，一是建设一个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的政府；二是建立现代公共财政，并形成事权和财权相对应的分级财税体制；三是逐步形成中央—省—县或者市的三级政权体制；四是制定一部《国家政权和事业人民供养法》；五是设计科学的市县主要领导的政绩考核体系、方式和程序；六是规定法律和法规形成的民主化方式和程序；七是发育和发展非政府民间组织；八是改革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方式；九是从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角度调整和改革土地制度。这种分阶段、有重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有利于消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不但符合而且丰富发展了中国渐进式的总体改革思路。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历史反复证明，国家统一是国家富强的前提。中央适度集权是保证国家统一、人民富裕的保证。在中国历史上，有四个大统一的时期，即夏商周、秦汉、隋唐、元明清，一共近两千七百年，占中国文明史的三分之二略强。四个大统一期间，除了夏商周是“分封制”的弱势的“国家统一”外，秦汉、隋唐、元明清都是君主专权制和中央集权制的强势的大一统。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史长河中出现的 “盛世”都在大统一时期，例如西汉“文景之治”发展到汉武帝的极盛，唐代“贞观之治”到后来的开元盛世，明代“永宣之治”，清代“康雍乾盛世”。 这些盛世的形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皆承前代大乱之后，在新兴王朝上升时期推进至极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28年才成立新中国。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华民族化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现在正处在实现现代化的承前起后的阶段。实行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是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保障。

　　过去的经验反复证明，任何理论、任何制度移植国内，都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核心是使之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国情。党十三大报告中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对其内涵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和明确，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党的十六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所说的那样，“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基本的底线。

　　该书提出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应该实行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较为分散的经济体制搭配的模式，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上的思想，是充分考虑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政治体制格局，充分考虑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是可以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所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