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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程亚文
出处：博览群书 2004年第2期

　　虽然《新美利坚帝国》一书在坊间流传已有一段时间，而且上了不少媒介的排行榜，然而这些似乎都已不重要——我指的是，在围绕《新美利坚帝国》一书已引发不少不大不小的争论、人们对“帝国”一词各表情愫之后，一本书里究竟说了些什么，反而已无关宏旨了，而值得思考的是阅读者的不同反应。

　　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是，有人认同和支持张西明先生的解说，对美国的“帝国化”极尽厌憎之能事，认为大多现世之恶缘于美国之因；有人则完全不能接受对美利坚民族的“帝国”定性，认为美国乃是人类“正义”之化身。这两种态度和立场的冲撞是显明的，一个罪恶累累的美国形象和一个惟善无恶的美国形象，同时出现在当下中国的话语场，而且对美国到底是“恶”还是“善”的追问并没有停息的迹象。这多多少少流露了我们看待“中国”之外的地缘空间时所具有的自然倾向。

　　战争不因被中国公众贴上“正义”或者“不正义”的标签而停止住步伐，甚至也不因世界舆论的普遍性赞同或者反对而终结它的意志。这场域外之战，在其进行时虽然制造了一方百姓的心理恐惧和人员伤亡，但并没有如战争的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发生大规模的屠杀；而在其完成时，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如“自由”“民主”的信仰者们所愿被推翻了，但其后的伊拉克又是一幅什么样的境况呢？“正义”战争言说者们所想象的“民主伊拉克”，还根本没有现出它的踪影，而悲观的观察家们甚至断言：伊拉克已经“越南化”。

　　伊拉克战争“不幸”没有被我们所言中，这大概情有可原，反映了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度，谁能准确预言一件复杂事物的每一环节呢！然而似乎又情所难原——当初有人可是以绝对肯定的语气，申明非此不可，或者非彼难为的。当战争过程及其之后的情境，都背离了我们的意愿和设想时，把所有的误解都推给大宇宙的不确定性，也许是最为简单省事的办法，毕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类的确也有很深的惰性，战争结束之后，围绕战争的争论也就都了无下文了，更少有人再关心战争期间的悖反言论，以及对于战争之近远结果的应对。然而，问题其实刚刚开始真正摆上桌面：我们对那场战争及战争发动者的许多认识，显然有很大出入，甚至是漏洞百出的。其中最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

　　最近曝光的一件事情，或许对此有些启迪：

　　在十个月之前的伊拉克战争中，扮演了坚定的倒萨反恐形象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经于二十年前作为美国政府的特使秘密前往巴格达，与目下美利坚民族的阶下囚、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握手言好，向其解释美国公开谴责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并不影响两国发展关系，相反，“美国愿意按照伊拉克确定的进程表继续与其改善双边关系，这种意愿并未�J因谴责而�K减弱”。时隔不久，美伊两国就全面恢复了外交关系。

　　美国一家名叫“国家安全档案馆”的研究机构，不久前在其网站上公布的解密文件中所披露的这则消息，对于全球各地的人们，特别是中国公众，无疑是一次很好的了解什么是国际政治的机会。众所周知，去年3月美国发起伊拉克战争，其主要理由就是萨达姆政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而，还是这场战争的导演者，在二十年前却对与之打交道的同一个“独裁专制”政府声明：“化学武器是小事，两国关系是大事”。这一立场变化难道表明，二十年前的美利坚民族与二十年后的美利坚民族，在国家和民族的道德修养与战略思维上出现了变异，从前不讲究“文明”“人道”，而现在进化成了“文明”“人道”之邦？

　　事情当然不这么简单。一个“不道德”的国家民族，不可能摇身一变，转眼间就“道德”起来，至少这不合人类文明进化的逻辑。因此，把二十年前拉姆斯菲尔德的访伊，及当时美国政府对萨达姆政府使用化学武器的态度，诠释为美利坚民族在道德上低下，并不恰当。在二十年后，同样还是美利坚民族，却又演绎起了“民主”“自由”“人道”守护神的戏剧。

　　那么，贯穿两个不同时代的“不道德”或“道德”的线索在哪里呢？伦理主义的视角无法为我们提供前后一贯的解释路径。在“民主”“自由”“人道”的说法之外，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全球战略和战略运筹背后的战略传统。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思维，不是说改变就可以改变的，在言辞、行为表面上的变化背后，可能渗透着具有连续性或者没有多少更改的国家战略追求。事实也正如此，在伊拉克的化学武器问题上，无论是采用赞成、反对还是其他态度，相应于美国的战略需求，都有着一贯而相圆洽的逻辑关联，渗透其中的都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从这个方面来说，1980年代的美利坚，与二十一世纪初的美利坚，“道”未变，只不过实现“道”的方式有所调整罢了。

　　有关拉姆斯菲尔德和美国政府的这则消息所提醒中国公众的，是要培养起技术视角，学会从各个国家的自身利益、战略思维及世界政治历史与现状的进路来理解国际政治。由于并不存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世界性权力结构，国际政治基本是非道德化的，将对国际事务的判断简化为道德判断，实不相宜。

　　世界政治自有世界政治的逻辑，技术性的战略安排，并不以道德上的考虑为其核心，它首先要询问的是事物处理的效益。因此，中国公众对伊拉克战争及美利坚国度的观察、判断中的问题，并不出在对战争和“帝国”的赞同还是反对，而是在对国际政治的理解方式上。一个事务化的世界是受多重变量而不是只受道德这一种变量来支配的，从技术的角度看，世界之复杂，远不能被一个绝对化的概念体系所能概括。

　　以技术眼光代替道德判断，这样的提法恐怕难以在一个盛产道德理想主义的国度立足。直至今日我们仍然感觉到，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还在被简单化逻辑所支配。已成旧事的伊拉克战争，依然值得我们去回想，曾经被认为只有恶而无善的残酷的“最后的政治”，一度曾被新的词语所包装：是行“善”前的“必要的恶”，是为了“人道”，为了推广“民主自由”。甚至那些战争的反对者也使用同样的思维，说战争之所以要受谴责，只是因为它反动了“人道”。更加吊诡的是，那些法国大革命的当代批评者们，一时间却成了新“雅各宾派”的拥护者；那些起劲非难卢梭给晚近世界带来了恐怖的人，也一改前“非”，赞成按照《社会契约论》，让一个“文明国家”来“代表”伊拉克人民行使他们的“公意”，即主权。我们从中不难感受到韦伯所说的“意念之火”，康德所说的伦理主义。在这“意念之火”和伦理主义的身侧，我们又依稀感受到了傲慢——美利坚民族传统的白人种族与文化的优越感，和那些以美国式话语系统发言的东方学生们，在知识上的自封尊贵。这种动辄要“代表”某些人的想法和做法的背后，潜藏着对其他种族、文化的不尊重。包含着多重现实与可能的危机事态与战争，其内在的复杂性就被这种语焉不详又富于煽动的人文化的说辞所严重遮蔽。

　　为什么思想地图以如此的方式打开？过多地责难一个年轻、伟大而又缺乏希腊精神的国度，用着肤浅的黑白分明、一分为二的摩尼教式思维打量这个复杂的现实世界是无意义的。需要深入反省的还是我们自身。为什么那些本来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们，会在那时轻易拜倒在自设的框架下，放弃了自主观察这个世界的天职？我们的批判精神是如何丧失的？我们探讨已久的建构主义与经验主义、激进主义与渐进主义、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学理，什么时候、为什么被统统弃之一旁？

　　或许，对那场战争的感悟可以是这样的：在无比复杂的事态面前，做一个简单的反战和平主义者没有什么意义。战争确如那些声称“战争有理”的人们所说，有一些战争是可以被允许的，这个复杂的世界不可能完全避免战争。但在一个经历了无数次战争博弈、已经形成了某些被共同认可的文明规则的现代世界，国际政治学说及其实践，业已否决了一些战争的合法性，如“先发制人”式的战争。反对“先发制人”战争的理由很简单，在一个基本仍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政治生态系统中，没有国家感觉到完全安全。那么，按照“先发制人”的逻辑，是不是任何国家都可以以“不安全”为由来“先发制人”，发动战争呢？如果“先发制人”能够平等化，那么，十几年前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悍然入侵科威特，也并没有多少“不道德”。从纯技术的角度看，科威特的石油钻探及石油政策危害了伊拉克国家的经济安全，并非就是一个杜撰。

　　甚至也可以认为，一味非难美利坚民族的对外强制性冲动同样没有意义。简单的自由、民主、人权高调多数时候解决不了这个充满随机与可能性的世界的复杂问题。“恶是历史前进的动力”，确有一些“不完美”的强制，存在着它们的合法性。对伊拉克这个曾经生产和使用过化学武器、并侵略过他人家园的国家，是否需要采取某些遏制性的手段来防止它故态复萌呢，答案不言自明。可是，正如不能因为某人犯了罪就可以对他随意惩罚一样，惩罚同样有其限度，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举措才有着法理上的正当性，也只有这样才更有利于世界的相对和谐。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不得不养成足够的耐心，在逐步改良中培养并获得更多的和平与安宁。对萨达姆政权采取威慑与遏制的既往方针、并在确信伊拉克国家基本消除威胁他国的意图与能力之后，解除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制裁，逐渐将它引向“正常国家”行列，也许是最合国际安全的一个办法。在把伊拉克引向“正常国家”这件事上，所需要的更多应该是技术上的考量，否则极可能事与愿违。

　　中国式习惯性“正义”判断，暴露的乃是中国公众在放眼中国之外的地缘空间时，存在的知识与理念局限。事实上，在国际政治动力场中，所谓“绝对正义”或者“绝对不正义”，根本就无法构成一个真命题。世界现有冲突与矛盾，大都有其历史因缘，在“善”与“恶”的简单框架内，是找不出问题的合理答案的。近半世纪以来一直绵延不已的巴以冲突，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绝好例证。以色列的无度武力引人诟病，巴勒斯坦的“人肉炸弹”让人皱眉，人们指责以色列走上了军国主义，也有人痛斥巴勒斯坦是恐怖主义家园。这两个民族的两种过度反应，从道德的视角看都无道理而言，可是，如果深入到这两个民族各自的生存经历，从历史、技术的进路来看，一个曾经惨遭屠杀、差点被灭种的民族，在劫后重生时还常有着生死恐惧、并因此而极端性地捍卫自身的生存，是可以理解的。而一个原本有着自身生存空间、安享自由的民族走上“恐怖主义”，也不能就把过错归结于他们自身，如果没有欧洲人历史上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杀戮，犹太人又怎么会义无反顾踏上“返乡”之路，占领已属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并激起后者的强烈反抗呢！在巴以双方的血泊中，有着欧洲人的一份罪过。那么，解决他们之间的争斗，当事者克制无疑必要，而欧洲及世界其他力量从中斡旋调解的责任也不可推卸。

　　伸张世界政治的自洽性逻辑并不意味着是在“反道德”。然而，在政治的层面上，道德判断的效用是有限的。国际政治有国际政治的展开逻辑，道德有道德存身的原则。在人类生活的这两种逻辑之间，我们需要区分其适用范围。从世界政治的“内在理路”看，美国攻打伊拉克，并不存在严格的“合理”或“不合理”道德分际；而从道德的理路论，伊拉克战争“文明”“人道”与否，也难以清楚辨别。在部分中国公众一定认为伊拉克战争是实践或违反了“人道主义”的时候，他们是以道德性逻辑取代了国际政治逻辑。

　　对延续至今的伊拉克事态，和越来越清晰的美利坚“帝国”倾向，支持、反对或者持中立态度，哪一个国家和人民都有权根据自身的利益来作出权衡、评说，根据自身的立场选择姿态。但是，态度的取舍究竟是以什么样的逻辑作为预设，却事关各个国家民族的政治成熟程度。当某一地区的公众和精英，普遍性地习惯于对国际事务进行道德判断或跟随于某些政治实体的道德宣扬的时候，不仅不利于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观，而且，从技术性的历史主义进路看，还会违背事物发展的本有逻辑，从长远来看，妨碍法理道德原则的真正确立。今天中国公众对待诸多国际问题或者“外国的月亮肯定比中国圆”式的道德美化，或者一有风吹草动就网络民族主义极端化话语无休无止，都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

　　一个半世纪前，魏源编译《海国图志》，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自那以来一百余年过去，成熟稳健的世界观念还没有完全化为这个东方国度精神状态的一部分。这既需要我们以足够的心智予以反思，也要以宽容的心态来对待这种幼稚，在平和而非情绪化的讨论中对它作出驳难、提醒。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这种幼稚，会影响到我们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看待世界。

文：思 岚
出处：博览群书 2004年第2期

　　去年的现在，一波又一波全球反战浪潮，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对和平的努力；今年的现在，萨达姆已经成了美国占领军的阶下囚。胜负已决，但伊拉克战争留给地球人的忧虑、担心和争论仍在继续。

　　“要有多少只耳朵，你才能听到人们哭泣的声音”，这是去年隆冬欧美反战游行的一句口号。从巴黎到华盛顿，从贝鲁特到东京，数百万人走上街头，呼吁和平，反对战争；法、德、俄、中为避免战争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但是，伊拉克战争还是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打响了。美国的军事实力比除它之外世界排名前16位的国家相加还要强大，美国可以不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发动对第三国的战争，面对这样的事实，萨达姆政权是独裁还是民主已经是第二位的了，首要的问题是，全世界的力量汇聚起来都无奈于美国可以无视联合国宪章、不经合法程序任意发动战争，那么，谁还有安全感？昨天是南斯拉夫，今天是伊拉克，明天又是谁？

　　中国社科出版社在2003年年初推出《新美利坚帝国》一书时，伊拉克战争还没有打起来。而今，书中对美国经济社会的深刻矛盾、对伊拉克战争爆发及其长远后果、对美欧关系的曲折发展等许多具体预测，已得到了验证。2003年岁末的一个双休日，来自中央和首都几十家科研、教学机构的专家聚集在北京“社科书店”，就《新美利坚帝国》一书提出的帝国话题展开讨论，辩论和交锋不仅仅聚焦于“新美利坚帝国”将把世界引向何处，而是更深入地思考我们如何在其中有所抉择和有所作为。

“帝国”已从美国梦变成冷酷的现实

　　《新美利坚帝国》一书的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西明博士应邀作了主题发言，对美国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三个阶段的“帝国化”历程作了概括，并从其国内深刻的社会文化价值危机的角度分析了当今的“新美利坚帝国”与其以往不同的新特征。

　　张西明认为，冷战之后美国迅速形成了单极霸权的绝对优势，提出人类发展只能归化为美国式的民主价值和社会制度的“历史终结论”，力图主导蓬勃发展的全球化。美国政治学家霍夫曼的话发人深省：“全球化有三种形式，即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而全球化的关键是要在通常被称为‘美国化’的单一性和多样性之间做出选择”。作者指出，虽然最终目的都是谋取世界霸权，但较之十九世纪的列强争雄和二十世纪的两霸对抗，今日美国却是要捍卫和巩固独一无二的“人类惟一帝国”，不容任何力量哪怕是昔日盟国对自己的地位构成挑战。为达到这个目的，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创造了“新经济”的奇迹，因其感到能够主导世界发展的格局，于是志得意满积极推动全球化，输出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到了小布什时期，经济泡沫开始破裂，欧洲统一、东亚崛起、伊斯兰世界频频反抗，美国感到全球化出现了自己不能控制的多极化发展趋势，于是利用9·11之后的反恐战争，祭出“先发制人”、“不与美国站在一起，就是与恐怖主义站在一起”的大旗，突破了联合国宪章等长期形成的国际秩序和准则，力图用超强的军事实力形成“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的帝国霸权。克林顿主要是用经济文化的“软实力”让世界“崇美”，而布什则是要用巡航导弹和精确轰炸让世界“怕美”，依托强大的经济、科技、文化传播和军事实力而采取“新帝国”的全球战略，将在长时期内不断造成多种国际动荡和政治经济危机。

　　“新美利坚帝国”已不再是少数美国政客和理论家的梦想，它正活生生地游走在当今世界的舞台。每一天的新闻都在为此增加注脚。当美国上上下下“帝国”的喧嚣不绝于耳的时候，中国应该有学者以独立的批判的眼光对这个重大变化作出描述和研究。《新美利坚帝国》的作者张西明通过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和亲身赴美参与观察，围绕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和社会领域的突出问题，对日益抬头的“帝国化”倾向及其时代背景等深层原因，对由此引发的国际格局重组进行了深入解析。如通过分析美国与欧洲和阿拉伯世界关系的重大变动，提出了“新帝国主义”政策将导致北约、中东欧和中东主要力量“洗牌式重组”；又如提出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将带来与伊斯兰激进势力长期的“文化战争”，对国际格局产生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

　　张西明以学者的批判和独立理性对新美利坚帝国进行了剖析，他的努力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认同。2003年年底《南方周末》以“我的2003年书单”的形式对全年新书进行了盘点，北京大学教授李强这样表述了《新美利坚帝国》入选他的书单的理由：“伊拉克战争与朝鲜核危机激发了人们对国际政治问题的强烈关注，尤其是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关注，关于美国‘帝国’理想的讨论不断见诸报刊杂志。《新美利坚帝国》正可谓‘生逢其时’。该书引用了大量原文资料，描绘了冷战结束后美国统治精英的‘新帝国梦’。作者既展示了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与科技能力，也剖析了制约帝国梦想的经济与外交因素。”

无视“帝国”的危害会使人类付出惨痛代价

　　与会的国际问题专家普遍认为，从“帝国化”的角度认识美国，是当前研究美国问题的重要钥匙，由此才能准确理解美国的动向并提出有的放矢的对策。

　　但也有学者赞成美国的“帝国化”取向。张西明博士作完主题发言之后，第一个发言的就是一位立场鲜明的“崇美派”。他对《新美利坚帝国》持全盘否定态度，他不同意《新美利坚帝国》作者的命题，认为选择“帝国”这个题目就是危险的。就算美国是帝国又怎么了？如果说美国是世界警察，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世界警察。伊拉克萨达姆那样的暴君，不打行吗？阿富汗塔利班那样的政权，不打行吗？

　　对此，一位年轻女学者反驳说：“即使伊拉克有人权问题，也应该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解决。离开法治，何谈民主？程序正义是实质正义的基本前提和保障。连美国自己都不愿被钉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发动战争的罪恶之柱上，所以伊拉克战争从2002年圣诞节一拖再拖，直到2003年3月20日天时地利都不利于美国的情况下，才最终在无法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开战。美国不顾国际准则的约束为所欲为就是帝国主义。说萨达姆独裁就该承受没有合法程序的战争，就等于说如果马路上有人杀人，任何人都可以不顾法律程序，不经检察院起诉、法院审判，冲上去就把他杀了。说世界需要警察，美国就应该当国际警察，那是不是我们中国也可以让全国首富组织一支警察队伍来执行公共治安？”

　　钱理群教授说过，再好的民主也不能用战争的方式输出。有人因为对美国式民主的羡慕和对美国发达富强的认同，甚至连是与非、和平与战争、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等判断事物的基本底线都不要了。社会上持“就是崇美”观点的人，恐怕并不少。2003年年初，曾有媒体以石油利益来揣测反战者的动机；2003年年底，在报道萨达姆被抓获时，又有媒体说“不管谁是谁非，伊拉克战争的最后一个谜团终于解开了”。在文化和价值观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大众传播媒介，如果竟然连是与非都不管不顾了，谁来“妙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

　　论坛上“崇美”的发言正好反映出了一个现实的带有一定普遍性又十分危险的价值观。社科院一位资深研究员针对这种“崇美”乃至拥护不合法战争的观点，提出“用理性的思考代替情绪化”。接下来二十多位学者的发言形成了共识，指出“新美利坚帝国”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美国不仅毫不讳言，而且有理论、有实践，正在身体力行。对此不应再抱有任何疑问，问题是如何面对由此引发的国际格局的危机和变化。

　　美国近年来关于成为“帝国”的言论不绝如缕，极力推动的有之，严厉抨击的也不乏其人，如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查马斯·约翰逊连续发表《对美利坚帝国的报复》、《美国的帝国主义正在使美国走向崩溃》等著作和长文（在《新美利坚帝国》一书第277到282页有详细的引述）。为什么在美国从学者到将军到总统到第一夫人都直言自己“人类惟一帝国”的利弊，而我们却不能说、不能研究，说了、研究了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从实际出发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力所在，面对美国公开奉行的“帝国化”国内国际政策，如果自欺欺人、视而不见，很难作出有说服力的研究。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曾是推动美国崛起的内部动力，但今天的美国越来越走向其反面，将科学理性推向了工具理性，迷信自己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认为武力能够解决一切冲突；将人文精神中个人价值的张扬推向极端的自私自利，最后变成唯我独尊的国家利己主义、霸权主义。

　　在最近出版的《外交十记》中，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指出，近期美国国内就所谓“美利坚帝国”问题展开了辩论，美国政府执政团队中不少人主张凭借超强实力用武力输出美国价值观，在世界上建立“美利坚帝国”，尽管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存在分歧，但他们在维护、加强和延长美国超强独霸地位上是一致的，“这场辩论对美国今后对外政策走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2003年国际政治形势的一份报告中，也将“美国全球化时代‘新帝国论’的抬头”，作为世界六个重大事态予以关注。

　　可以预见，《新美利坚帝国》这本书提出的话题，将继续“热”下去，因为当今美国的一举一动都关涉世界大局，9·11和伊拉克战争之后尤其如此，面对这个世界上最值得研究的国家，离开它正开足马力的“帝国化”发展趋势，将无法理解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盼望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个重大话题。

文：止 慈
出处：博览群书 2004年第2期

　　给美国打上一个“帝国”这样在中文语境里常常并非褒义的强悍标记来展开论述，并不能够顺理成章地表明自己具有绝对正确的权力。稍稍细致的分析远比仅仅提出激动人心的概念复杂，而且要求思考的耐心。即使将美国、美利坚这样有所具体指代的名词与帝国、帝国主义以及全球化等等不断变迁而且难以廓清的概念加以联系，这些在不同语境之下有着不同含义的概念，也并不完全顺从遣词造句的过程自动呈现出指向一致的意义。然而在无论是何种“帝国”的口号之下，一些人的激愤呐喊和另外一些人的深切向往，作为姿态都难以避免地泄露出意味深长的意图，以及不同姿态后面复杂的动力；在这些凌乱重叠以及由技巧性的叙述所建构的形象和想象中，避免陷入“想象之井”成为相当重要的问题。

　　以“帝国”来重新定义和讨论美国的形象，一方面有着理论的推理，另一方面有着现实的逻辑。布罗代尔关于十五～十八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研究，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以及弗兰克对欧洲资本主义产生的新表述，各自从不同的方向建构的理论体系，向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这一主流观点提出了强有力的异议，这些研究的指向正是“帝国”得以在其中成形的资本主义产生过程。

　　9·11作为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事件，当那些无辜生命和资本主义在建筑学上登峰造极的象征符号一起消失的同时，既引发了随后再次显示美国实力的伊拉克战争，又开启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能够以军事和经济力量主导世界走向的美国，其面目被刻画成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之后的“帝国”概念的核心和关键部分。一本哈特与内格利以“帝国”命名的书籍一度获得若干主流媒体的追捧，书中提供的帝国概念也一时广为传布。

　　作为书籍的《帝国》甚至可以被理解为全球化自我再生产逻辑之下一时风靡的产品，成功原因是对帝国“拟历史哲学”的合理化解释暗暗迎合当时的国际关系格局（南方朔：《〈帝国〉下的当代知识分子》，《万象》2002年9月）；相比之下，没有越过民族—国家分析框架，但也在美国和帝国之间描画等号。“新美利坚帝国”的名号则是在因袭传统殖民主义和冷战思维、以及套用最新左派术语的同时，不由自主地泄露出一种类似“说不”呐喊的情绪来历。和《帝国》有相当大差别的是，这一系列的姿态和口号在将对方描述成为一种不正当的强大的同时，隐隐显现出，即使作为帝国的中国历史在多年前结束之后，作为一种想象和历史叙事的帝国从未间断对人们心态的影响。不管迄今为止中国的现代性实践过程整体成就如何，作为实践形态的以民族国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早已开始了其历史，但是从未完全替代帝国源远流长的意象，完成对民众的现代启蒙。这样两个概念在现实中的相互交织构成一个背景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理解那些对外来压力的反应，理解从“大门口的陌生人”出现时开始的民族主义种种激进形态要相对容易，在并不久远的从前消失的辉煌，余音不绝，令人难以面对“睁眼”之后所见的落后现实。对外来“挑战”的“回应”过程，始终交织着无法回避的巨大的心理落差所带来的深切痛苦。

　　帝国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想象？即使是同样将美国指称为帝国，其纷繁的内涵也足以令人眼花缭乱。这是否是犹如历史轮回中一次复兴，就像那些在美国超强的现实中涌动的思潮，主张尽快建立全球霸权，期待着在罗马帝国的古老光荣消失之后多年，终于重新出现在普世人权价值前提下承担对世界秩序的维持责任这样一种可能性？抑或是对世界秩序、世界性的权力结构的再造和标准指定的绝对把持，意味着对其他民族和国家再一次的类殖民状态的关系重复？两种想象的极致都有可能将人带入想象的陷阱。也就是说，在那样的境地里不是把对方视为强大的敌人，就是把对方看作是拯救方案，无条件地将对方的当下当作是自己的未来。在这样两种情形当中，理性的思考都不可能有效地展开。

　　传统主义所忧虑的重点之一，是那些因为晚近的过去丢失了遥远的过去重要价值而造成的当下情景。按照常见的描述，充斥着现代化过程中来临的新的要素：时间和速度、效率，发展和标准的成功形象。这些被反复传诵的概念在被援引用于改造和摧毁传统日常生活形态的同时，不断衍生出诸多意象，将进行时态的生存不由分说地圈入这一想象。在延续多年向现代化方向的艰难进展中，对反省和批评的坚持是一个奢侈的行为，意味着对一种弥足珍贵的可能性的保持，尤其是在我们已经无法也不能从现代化进程中脱身的现在。然而这一进程的实践至少已经表现出来，无论我们有着多么热烈的渴望和期待，现代性本身仍然有着局限之处。这些局限之处在现代性作为一种有力并且有效的力量，将传统价值观念打发成为过时的意识形态的同时展现出来。无论对待传统的主观意愿如何，所不能回避的现状是：我们在面对自己是谁、在建构个人和集体的身份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的同时都至少必须追寻到文化来源，在那里传统依旧根深蒂固，而且正是从那些传统根深蒂固的领域出发，我们才最终成为此刻的自己。

　　如果在节奏紧迫的现代生活中还能够因思考能力的牵动想到这些问题，也就容易发现另一种状况已经不是想象。那些越过想象属地早已在日常生活里表象出来的商业内容，泄露了更深层次甚至已经成为人们本能的反应，对应着已然根深蒂固的权力关系。从未有过一个时代像如今这样，任由商业逻辑支配和控制如此众多的事件和人群。在这个逻辑之下，许多事物和社会结构已经不复从前的面目。比如家庭，这个最为本质和重要的作为提供爱和亲密的场所，其内涵现在被家庭之外的竞争压力替换和取代，父母和子女同样不能幸免于这一影响。在《你陷入了想象之井》一文中，韩国学者赵慧净在讨论韩国压缩型发展中主体性的形成问题的时候，将教育制度作为国家对家庭的干预程度的重要证明。她认为，这一以培养学生准备大学入学考试为核心的制度将家变成了大学入学考试战场的训练基地，而不是一个关心和爱护的场所。邻国的我们也正在一种极其类似的情形当中：家庭如今不过是整个以大学入学考试为目标的竞技场的组成部分，同样是出于对孩子考不上大学就可能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竞争失利的担忧，父母们自觉地加入到孩子们被考试工具化的过程里。孩子们成为这个过程的素材，不断被磨砺成为适应于考试的类同状态，为了通过这个过程不惜湮灭更为重要的、作为这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的个性，其原因也许仅仅在于和考试要求相悖，或者降低通过考试的效率。父母和孩子的相互评估也不再基于爱的能力和亲情，而是基于同样可以数字化的给予物质支持的能力和在考试中获得好分数的能力。对家庭中的下一代维持再生产利益和地位的期待、鼓励过程中，潜在起作用的正是最大化自我利益的策略，这些策略透过个人的早已丧失批判意识的主动合作异化了家庭，与此同时，异化了家庭中的个人。

　　所以不必对这一类人群的出现感到惊讶：这些人看起来几乎没有个人的生活目标，只有当敌人尤其是可以强烈仇恨的对象出现的时候，才能够在愤怒中表现出活力。只有能够用数字来衡量的成就比如运动会上的名次可以给他们力量，使他们获得有力感，感到自身的强大。在这里是没有个人只有群体的，个人的消失构成极端民族主义生长的土壤，民族主义就在这样的人群中借助其自身的动员能力，将国家的强大和人群自卑情节的克服联系在一起，在满足人群渴望的同时，获得自身的形体。

　　同样，现代生活的商品序列在多元化的策略之下制做出一种消费民主的假象的同时，不断地合法化了真实的支配关系。人们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和行为？又是在何种程度之上犹如处于后备状态的孩子们被考试过程吞噬一般，被通行的商业逻辑支配，成为生产与再生产、商品销售和资本增殖过程中被工具化的素材？意识到，或者更多的情形是感觉到这种支配关系并不困难，于是我们可以观察到也可以读到那些受支配状态下的反抗姿态。在关于大众文化这一直接滋生于商业过程的现象分析中，费斯克就详细解读过出现在其中那些点点滴滴的反抗。出于商业流行文化从本质上讲即使不是激进的也是进步的这样一种看法，尽管来自文化工业的批量炮制，他认为流行文化却是人民反抗和颠覆资本的有力武器。费斯克在面对那些孩子撕破名牌牛仔裤的行为时所做出的乐观评论真是令人感叹，毕竟，要将这些微不足道的反抗理解为一种有力的潮流的确需要超乎寻常的乐观和想象力。

　　承担这些反抗行为的人群是一个成分复杂的群体，在《帝国》一书里被multitude一词所指代，在其叙述脉络里成为反帝国力量的主体。这个多元的、异质的群体意味着一种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关系，避开了民族国家构筑中“国家代表民族，民族代表人民，人民代表了multitude”的主观意图，在后现代帝国时期被《帝国》再发现。（陈光兴：《〈帝国〉与去帝国化问题》，《读书》2002年7月）这个弱势而为数众多的群体，不管他们的反对意志是以游牧、放弃还是出走来表现，在全球性的帝国权力面前，都已经没有了外在空间。反对要在而且必须在所有的地方进行，但是帝国造就了更大的革命可能性这样的乐观结论，即使将multitude置于帝国直接对立的位置，指出对立的双方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中介和缓冲，即使齐泽克关于这本书有过评语：“我们这个时代的共产主义宣言”，这样的结论仍然不足以成为理性的乐观结论。

　　即使像费斯克那样将消费娱乐电视节目、在大卖场里小偷小摸、打架斗殴等等行为都解释为社会中无权者向统治者进行的文化游击战，也不足以掩饰消费行为甚至生活形态受制于商业逻辑，受制于资本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成熟的市场手段的操纵。这种操纵达到如此深入的程度，以至于人们大多数时候从未意识到这样的权力的存在：商品的形象和信息按照销售导向被有效地加以修饰以后，经过形形色色的媒介抵达我们的意识，在自觉的支付以后，获得了人们生活中个人财产或者具体用具的身份。正是在这些商品之上，人们出于对它们构成的生存状态的理想期待，轻信了在各种广告词下美好的许诺，不断地出让自己的个性空间，不断地许可商品而不是自己来对自己进行定义：比如确定个性和品味已经不是由自己或者他人来进行判定，而是经由对某种商品的拥有来彰显。我们按照广告词和商品说明书调整自己的生活，争先恐后要在第一时间持有刚刚上市的新品。我们依据流通的秩序，主动和时尚潮流合拍，在这个季节里遵守古典，在下一个季节里占据简约，富于诱惑力的词语掩盖了我们在这些口号下无一例外的统一行为：购买。在将努力工作（显然这个场域早已被更彻底的商业规则统治）获得的报酬来对商品进行支付的时候，这个一向以来被视为颇具主动性的行为现在甚至成为资本逻辑管理闲暇的有效工具，通过建筑（比如对购物中心的规划）、交通、大量显现在媒介中的消费意识形态，各自领域的资本合谋了一场天衣无缝的支配。那些有效的娱乐配方将人们的私人生活也纳入资本增殖的过程，表浅的愉悦自作主张地省略了对个人意见的询问，把一切个人转变成种种有待被商品满足的欲望载体。

　　没有人，在这个游戏中能够逃过这些力量，掌握资本的人同样如此。就这个意义而言，像“资本给我自由”这样自以为是的广告语挪用的不过是自由这个词语，如果把自由等同于商品选择和支付能力的自由，在这个肤浅而且贪婪的挟持里，恰恰遗漏了自由最关键的特性：“自由”如何可能服务于作为商品的物？这样自得的心态使人甚至都不能意识到选择过程中可能存在被支配和决定的力量。成熟的市场技术早已构造了一整套商品意识形态来区分人群和令人群自我区分，趣味和品味的区隔在布迪厄所观察和描述的资本转换过程中历历在目：拥有强大的资本不过是拥有消费某些市场细分产品的权力，而这并不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可靠担保。在调换着数不胜数的商品名目的同时，金钱早已暗暗通约了一切。

　　反抗的意义就在这里，尽管也时时被挪用来建构为一种新的利润来源，反抗依然意味着透过冲击既定的支配关系来表达对自由的渴望和向往。正是出于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和向往，多年以来无数人追求和期待现代价值，追求和捍卫启蒙价值。在并不遥远的过去，这些行为构成一个民族艰难又曲折的对现代性的不懈追求。

　　从“帝国”一词出发，这些相关的零碎叙述过程中无法加以抑制的凌乱，很大程度上来自我们所处的时代难以进行时间方向上定位的困难。不管“帝国”构成阴翳或者细密网络，关于我们所在的此刻，也许可以说已经落在现代的背景之上，那么现代，也许可以成为理解生存现状的一种参照。可是前现代和后现代的表象并不理会人为的区分，不断穿插、不断地同时出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反复再现，时时使得我们失去时间坐标的准确支持，使得我们甚至难以理解自身的行为。未来又将要如何？当岁末那些和经济生活最为密切的论坛和报刊，都在“崛起的中国和世界”这样满怀希望的口号下展开对过去一年的清点和对未来的期待时候，乐观想象全球化尤其是技术过程的全球化或许也有道理。但是，看看法国左翼学者德布雷所说的一段话，将更有助于减少看待问题的盲目，尤其是在技术进步成为新的神话、发展成为具有自明正当性的要求、全球化更多地表现出似乎有能力将一种就连康德也曾经期待过的大同美景的幻象带到眼前的时刻：

　　“如同对金钱的蔑视是富人的特权一样，对进步的怀疑也是那些从历史上受益进步的人的特权。穷人和受压迫的人确实需要技术的救世政治这样一个错误意识来面对现代性和它令人恐惧的不公正景观而不会陷入失望和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