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文：马长虹
出处：光明日报 2006年8月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写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译本，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引起学界极大关注。作者以全新的视角，用实证性研究的方法，对中共创建的历史进行了一番解剖麻雀般的细致分析，使读者为之耳目一新。

　　创作此书的起因，石川先生在本书《后记》中说得明白，是源于他在1988年的一次现代史演习课上所犯的错误，他将“渊泉”当作了李大钊的笔名而遭质疑，“因而开始对‘渊泉’进行仔细调查；可以说，我所有的研究都是由此开始的。通过查阅报刊资料，我终弄清，‘渊泉’不是李大钊，而是《晨报》记者陈溥贤；再追踪下去，我发现，这位比李大钊更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陈溥贤，却几乎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知”。石川先生对自己的这一发现十分兴奋，以至在本书第一章第9页再次加以强调。

　　应该说，这个错误是由于当年的石川先生没有精研中共党史造成的。石川先生曾于1984年至1986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攻读近现代史，但他“对于中共党史却始终没有产生很大的兴趣”，“那次演习课上的报告，也并未十分重视，只是尽一次义务而已”，因此，石川先生便将“渊泉”误会成李大钊了。其实，中国学者并没将“渊泉”视为李大钊，在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的《李大钊选集》和1984年版的《李大钊文集》中，有众多的李大钊笔名，但并没有“渊泉”；1987年至199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的丁晓强，其毕业论文《近世学风与毛泽东思想的起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82页上，就有“陈溥贤，字博山，笔名渊泉，福建人”一行字。将“渊泉”误作李大钊的，实际上是日本学者。藤田正典编的《现代中国人物别称总览》（日本汲古书院1986年3月版）第311页，在李大钊名字后的一大堆笔名中，赫然列着“渊泉”。

　　面对别人的质疑，石川先生没有盲目地为自己的错误狡辩，而是认真地对这一问题做了一番调查，用自己的方法考证出“渊泉”是陈溥贤，并从此走上了深研中共成立史之路，最终成就了这部特色独具的专著。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是一部长达38万字的党史学专著，但是读起来却让人兴味盎然，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书中所陈述的许多历史事实，和以往的党史读物大相径庭。在国内党史学界，有许多几成定论的主流观点，比如：“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等等。几十年来，这些观点深深印在普通大众的头脑之中。但是，本书所描绘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路线和进程，则提供了迥然不同的另一幅图景，极有说服力地重新考证了中共初创时期的众多人物和历史事件，对过去说不清、道不明的人和事，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论从史出，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生命。本书最后所附的参考资料和文献部分长达83页，而附在各章后的小字号注释也有78页。所引资料涉及中、日、英、俄四种文字，对这一时期文献资料的收集，可以说达到了“穷搜史料”的地步。例如：1920年8月，闻名遐迩的《新青年》杂志改刊，但其封面图案竟是取材于美国社会党的党徽，而理论来源则出自美国纽约的苏俄政府办事处主办的《苏维埃·俄罗斯》。1920年11月创办的《共产党》月刊，译自欧美的社会主义刊物、文献的文章也占了很大比重，封面设计也与英国伦敦刊行的英国共产党党刊《TheCommunist》极为相似。类似这样新挖掘的史料，在书中鳞次栉比，使人在阅读正文的同时，忍不住地想翻看文后的注释，每每为作者纵横几大洲寻找中共历史蛛丝马迹的治学态度所折服。

　　有关中共创建历史的作品，尤其是通史类型的，往往以宏大的历史背景开篇，有的还把历史镜头推得很远，本书则以日本文学家芥川龙之介于中共一大之前在上海与李汉俊的晤面为开端，别开生面。在整部书的展开过程中，层层推演，悬念迭起，让读者满怀着“中国共产党到底是怎样成立的？”这样的疑问，在言之凿凿的严密推理中，不知不觉便读完了整部作品。作者在悬念的设置、情节的安排、语言的运用上，可以说是匠心独具。

　　几十年来，中共创建史是海外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著述颇丰，对中共的创建过程也是见仁见智，众口不一。石川先生能够在种种不同的表述中，为我们梳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与众不同的、令人信服的中共成立史脉络，难能可贵。

——在史学领域，考证是最常用的一种治学方法和手段，然而如此常识性的方法却极少被采用……
文：散木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8月  

石川祯浩，知道这个名字已有多时了。记得我在指导研究生做施存统的论文时，就得知这位日本人也在进行相似的研究，并且也知道和看到过他日文的著述，可惜由于自己不懂日文，只好束之高阁。如今他的研究成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总算了结了一个“愿识荆州”的夙愿。

石川祯浩的这部书，如其所言，是针对我们研究工作中的“软肋”而写作和出版的，那就是——“在中国，不关心散落世界各地的第一手资料，疏于考究某一记述的出自和渊源，取而代之的是回忆录资料受到重视。１９４９年以后，受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影响，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回忆录，它就如百宝魔槌一般，可以幻化出得心应手的所谓‘史实’”。其实，人们早就说过，相比较于档案和日记等，回忆录是最靠不住的，对此，研究者最有感触。可是，“第一现场”的前者存世稀少，又是“散落”于“世界各地”，限于研究的条件，许多研究者只好更多地求诸当事人回忆录的后者。显然，对此需要花费繁重的甄别和辨伪的工作，如果没有甘坐冷板凳的功夫和心境，那么，这研究的成果可就大有水分，甚至不过是依样画葫芦而已，比如石川先生在这部书中对我们习见的一个“典型”说法——“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他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因为在他看来，那是靠不住的，即它是建立在“毫无根据的回忆”的基础之上的。

于是，石川的看家本领，是“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彻底的相互比较和对照”，以此“改变中共成立史研究偏重回忆录倾向的研究方法”。在这一方面，作为一个外国人，石川是有这方面的优势，比如中共早期重要的思想人物施存统，石川能够从当年的日本警视厅的浩瀚文件中，发现弥足珍贵的施存统的口供，由此又丰富或改写了中共建党过程中的许多内容甚至结论。石川因而可以得意：即“从这个角度讲，我很幸运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在书库里潜心发掘十年，而发现的东西足以回报所投入的时间，则是更加幸运。”

在史学领域，考证是最常用的一种治学方法和手段，其中包括比校、互校等，然而让石川纳闷的却是——“奇怪的是，在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中，如此常识性的方法却极少被采用——尽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旗帜是普遍性的，还拥有世界规模的共同语言，并且各种回忆录之间的相互继承的层积也是再明白不过的”。这或许有些夸大，不过，如上所述，观念和视野的限制，加上学风的靡荡，像中共党史之类的研究，一个日本人能跳出来“叫板”，着实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比方说，我们原来曾有过的《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等，能否“复活”呢？没有这些“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彻底的相互比较和对照”的研究刊物，有关的研究如何能够取得长足的进步呢？石川先生说得好，“要把中共成立史从中国一国的历史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与日本、欧美以及国际共产主义的关系中来考察”，没有这种视野，再是一门“显学”也要萎顿的，何况，发展中的历史已经提出了这种客观要求。

比如，谈到中共的成立史，就很难脱离之去研究中国近邻的日本、朝鲜以及“一声炮响”的俄国，甚至是欧美。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西学东渐，如人所知，其管道是经过了多条的途径。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途径首先是通过日本中转的。因为当时报道混乱、中俄交通中断，中国国内只有从日本经“二手”得来的消息。而曾深刻影响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几位日本的社会主义学者（其中１９１９年１月，河上肇创办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致力于介绍马克思学说，引起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即是以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蓝本的，如山川均、大杉荣、幸德秋水、河上肇、安部矶雄等，也几乎是同样地影响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比如１９０１年李大钊就曾与日本社会主义学者安部矶雄有过交往（他曾与片山潜、幸德秋水、河上肇等发起了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的社会民主党）。此外，安部矶雄的《社会主义论》、河上肇编辑的个人月刊《社会问题研究》、山川均等编辑出版的《新社会》和《社会主义研究》等，它们大多数是当年日本政府查禁的书刊，又都是深刻影响于中国的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的。也就在近代的历史上，许多留学和旅居日本的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在２０世纪世界思想实验场和西学东渐的翻译中转站——日本，找到了他们各自所需要的思想资源。这比如中共早期的几位人物如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董必武、陈望道、周恩来、张闻天、王若飞、施存统、周佛海以及邵飘萍等，他们在异乡先后接受了日本早期共产主义者河上肇、幸德秋水、安部矶雄、片山潜、山川均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从而在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至于留学日本的这段经历对他们的一生来说，都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十月革命的认同，当初也几乎是通过日本达成的。换言之，通过日文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苏联十月革命，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经历。在这一方面，石川先生的这部著作，有详尽的描述，值得一读。

中共的成立史，还有一个思想背景需特别体味，即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当时何以会“一边倒”？

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带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是巨大的思想震荡，此前在西方船坚炮利、声光电化以及它高势位的资本主义文明不断侵入和冲击下，不独中国的物态文明以及皇家大一统的国家机器王纲解纽后暴露出捉襟见肘之相，它的一向被视为羁靡四方的传统精神文化也似乎不敌产业革命背景下新锐的、虎虎生气的西方文化，由此痛定思痛的国人被迫采取眼光向下的“向西方学习”的痛苦策略（从林、魏的“师夷之长技”开始，至陈独秀辈的“吾人最后之觉悟”）。然而，“学习”的结果是“老师”越发痛打“学生”，被耻辱和悲愤刺激到极致的“学生”终于在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狂流下幡然悔悟。“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何况，新生的苏联在它几次公布的对华声明中申明：要放弃从前沙俄在列强欺侮中国时所攫得的在华权益。饱尝屈辱的中国人又似乎看到天上正降下来“馅饼”和“福音”，刚刚被人们怀疑和抛弃了的“公理”（所谓“公理战胜强权”）是不是真的确有呢？久久处于列强欺压和掠夺之下的中国人，忽然听到了来自仙界的妙曲，他们无法不对这一陌生的又是崭新的国家投去好奇的目光。

石川先生的这部书，对此有清晰的分析。他还讲述了当年若干赴俄旅行者的现场报道，以及它们产生的影响，其中如俞秀松、秦抱朴、江亢虎等（当然还应有瞿秋白、俞颂华、李仲武、张民权、澹庐、曹谷冰、胡愈之等），这也是这部书的一个亮点。当然了，更多的，是那些留学或亡命于日本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思想的变化，他们大多此前已有参加民主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经历，在时代大潮之下，作为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很快地，他们的兴趣转移到了对马克思主义和邻国苏俄的研究上。此时，他们有一个共性的现象：即在“五四”之前，他们都是热烈地呼喊“德先生”、“赛先生”以及人权、理性等等，面对一个黑暗的社会，他们心中充满了社会改造的期待。不过，他们那时所有的理想设计和对未来的憧憬几乎都落实在民主主义的思想革命和社会改良的框架上，只是到了“五四”和大战之后，马克思主义和苏俄劳农革命又深深地影响了他们。所谓世界历史的变动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以及中国革命的转型让他们幡然思变，得时代风气之先的这些思想的佼佼者们开始努力阅读和消化、吸收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那最契合中国国情也最具现实阐释力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劳工神圣以及劳农专政的理论。石川先生在书中也特别注意到一点，而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初创之时，一批江浙的激进知识分子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比如当时曾旅居日本的邵飘萍（后《京报》社长）、戴季陶（后在上海主持《星期评论》，在他身边集合着一群江浙的青年知识分子）、张东荪（后《时事新报》主编）以及此后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一些成员如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沈雁冰等。

石川先生的这部书，除了我们此前所熟悉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以及中共早期理论家李达、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瞿秋白、赵世炎，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杨明斋，《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和《新青年》、《共产党》的经常撰稿人震瀛（袁振英），上海共产党的负责人之一李汉俊以及《京报》社长邵飘萍等人”——他们“都在翻译和编辑方面，或在其专著中，直接或间接地对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做了有益的贡献”（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伟大的开端》，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还特别注意到了陈溥贤、戴季陶、施存统等以及历史上的所谓“‘伪’共产党”、“中共发起组”、苏俄来人等，以及中共成立初期的众多社会主义文献的渊源，这对开拓中共党史的研究，显然又是别开生面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