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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沈展云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5年10月
　　
　　拉斯基(1893－1950)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工党的理论家。194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时刻，拉斯基出版了其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学著作《论当代革命》(商务印书馆1965年1月出版中译本，朱曾汶译，封面注明“内部读物”)，影响很大。
　　此书大约写于1940－1942年之间。有必要略述一下当时的国际背景:在希特勒独裁政权崛起的头几年，英国张伯伦政府对纳粹德国态度软弱，正是它的绥靖政策，未能阻止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也使得斯大林确信英国政府没有反抗侵略的决心，且欲将祸水东引，置苏联于战争边缘，其结果便是苏德在1939年8月23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内含两国瓜分波兰的秘密条款)；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最终危及整个欧洲，英法已不能独善其身；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1940年6月法国沦陷；英国失去盟友，也面临德军的进攻，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1941年6月，德苏战争爆发；12月7日，日本轰炸珍珠港；11日，德国和意大利向美国宣战。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促使拉斯基写出《论当代革命》。
　　“革命”一词在这本著作中有多种含义。视其论述的对象，既指历史上的各种革命，又特指俄国革命、暴力革命或“反革命”，有时又表述为社会变革。拉斯基与他的工党同志比万一样，清醒地看到在战争期间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对人类社会的严重危害，为防止它向英国蔓延，也为了解决资本主义文明面临的困境，提出要进行社会变革。拉斯基分析，像战时的英国这样既复杂又脆弱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缺陷，分配力普遍跟不上所掌握的生产力，已造成愈来愈多的失业，大量的人民沦为贫穷，“我们的社会制度的病根是它的种种不公平”。这些问题还未解决，作为国家体制的民主因战争或其他原因被摒弃而恶化了。“摒弃民主意味着拒绝言论自由”，社会中各种不满情绪于是产生，“而消除不满的惟一办法就在于言论自由”，让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参与社会改革。拉斯基认为，英国在参战后呈现上下一致同仇敌忾的团结局面，是实现社会改革的大好时机；在外敌威胁的压力下，国内各种矛盾暂时缓和，可以不经过激烈的内部冲突就能实行根本的改革。
　　当其时，英国政府不同意实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害怕改革带来暴力革命。拉斯基指出，对付暴力革命的威胁只有一策，就是实行革新，给人民以希望，否则暴力革命对人民就会具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执政者恐惧人民僭越，人民也对政府无所不在的强大权力产生恐惧；谁也不愿意看见一个建立在恐惧基础上的社会和政府。恐惧是疯狂的根源，无论政府或人民，一旦被恐惧所支配，则积怨愈深，给对方造成的残害愈烈，这就需要双方在变革的过程中和方案上理性地协商、智慧地博弈，最终达成“同意的革命”。
　　“同意的革命”是《论当代革命》一书的核心思想，所谓“同意的革命”，就是“用和平方式、以协商而不是以暴力来改造国家的各项基本原则”，在各阶级人民充分合作和一致同意下重新确定共同的伟大生活目标。拉斯基反对暴力革命，认为一使用暴力，社会秩序就会陷于混乱和崩溃，民主和自由也就没有希望了。像法国大革命式的暴力革命，必然是血腥残忍的，其结果是造就暴君。如希特勒一旦掌握了政权，国家的道德基础就被破坏殆尽，再也不同意别人革命了。
　　拉斯基在书中对纳粹德国的崛起和极权主义的性质有深刻的剖析，也详细地论述了俄国革命和革命后苏联社会发生的变化。他虽然主张“同意的革命”，但也高度赞扬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说列宁是近代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而斯大林则是一个肆意践踏所有法纪的破坏者。在列宁生前，苏共党内是有真正民主的，党员可以公开批评列宁；斯大林掌权后，为了阻止党员和人民自由讨论国是，越来越依靠军队和秘密警察控制国家；在“大清洗”的同时，开动所有国家宣传机器大搞个人崇拜。“对斯大林的颂扬与其说适合于一个人，倒不如说适合于一个神道”。斯大林还在国际上奉行霸权主义，与希特勒签订秘密条约瓜分波兰，进攻芬兰，吞并波罗的海三个主权国家，都是可耻的纪录。
　　拉斯基还有两本重要著作已译成中文，也很值得一读。一本是《我们时代的难题》(商务印书馆2001年6月出版，朱曾汶译)，一本是《思想的阐释》(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张振成、王亦兵译，孙宏云校；收入林贤治主编的“沉钟译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