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海华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10月
同样发动过侵略战争，同样进行过灭绝人性的屠杀，为什么德国人可以忏悔谢罪而日本人就不可以？这个问题在英国学者布衣的《罪孽的报应》一书中又被提了出来。对此，我们熟知的是《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的经典解释: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日本人拥有的是亚洲人的“耻文化”，而德国人则属于“罪文化”。布衣对这一解释提出了质疑，因为这太容易找到例外了——有太多没有丝毫忏悔愿望的德国人，也有太多努力公开他们国家的罪恶、绝对希望赎罪的日本人，罪与耻并不是如本尼迪克特说的那样容易区分。他乘势问道:日本与德国在如何看待那场战争上所具有的分歧，究竟是源于文化因素还是政治因素？答案是后者。
布衣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指出:“我不相信日本人天生充满孩子气(无责任承担，也无须与他人协调)，正如我不相信他们本质上属于危险的人群。没有什么危险的人群，只有危险的局面。而危险的局面并不源于自然或历史规律，或者民族特性，而是政治运作的结果。当然，这些运作会受到文化和历史境况的影响，但并非由它们最后决定。”这段话虽不能概括《罪孽的报应》的全部意涵，却能体现出布衣在德日对战争态度差异这一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他的意思是，日本人对自己发动的战争鲜有悔意和罪感，并非日本人本性中的面子比天大使然，而要追溯到日本被美国占领前后的政治运作，比如东京审判、麦克阿瑟与裕仁天皇的交易，等等。
在布衣看来，东京审判并没有正义对邪恶的审判那么简单和完美。事实上，审判不但没有帮助日本人理解并接受自己的过去，还使他们处在一种犬儒主义和“逮什么怨什么”的精神状态。政治审判导致政治化的历史，这正是东京审判需要反思的地方。东京审判法庭是“一个在亚洲匆忙集合起来、由一些对日本方式一无所知的人组成的特别法庭，很难分辨出整个日本发令链条中究竟哪一环该为什么负责”，结果“许多人错误地为错误的原因，为他没有做过的事受了惩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日本有那么多人对那些被外国人扣上“战争罪犯”罪名的人予以同情，特别是所谓乙级和丙级罪犯。他们只不过奉命行事，或者临时担任个什么战地司令、战俘营守卫什么的。在审判的程序上，法庭的做法也不能让日本人完全服气。正如日本哲学家吉本隆明所说:“审判的一部分，从一开始就是有意设计的。这是一场将替罪羔羊送去屠宰的荒谬可笑的典礼仪式。”“依照欧洲法理，如果不经过完备的审判程序，谁的脑袋也不会被砍下来。被告能为自己辩解，最后的认定必须通过公开过程做出”，但东京审判不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这样。
东京审判更大的一个问题乃是放过了裕仁天皇——不仅逃过了公诉，连传唤他出场作证都免了，而实际上每项战争犯罪都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这也是日本拒绝忏悔和谢罪的症结所在——既然天皇没有责任，那么一切唯天皇马首是瞻的日本臣民又有什么责任？裕仁天皇得以逃脱审判和责罚，则又是出于麦克阿瑟的私心——没有了天皇，日本会不会没法治理？因为天皇是日本人的主心骨，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象征，只要天皇还在，麦克阿瑟就可以加强自己的威权，实现自己的意图。结果却是，麦克阿瑟此举损害了日本得以实践民主的机会，并严重歪曲了历史。因为依旧让天皇高高在上，天皇的过去变得洁白无暇，作为权力象征也被清洗擦拭，所有以他的名义进行的罪恶全部消失。布衣提到了一个细节:东条英机在接受盘问时曾说“没有任何一个日本臣民敢于违逆天皇的意志而行”，但这超出了麦克阿瑟的精心安排，在经过劝说和授意后，东条英机的说辞改为天皇“热爱并期望和平，他保留了同样权力直到开战。在整个战争期间，他都怀有这样的感情”。
布衣的这一说法并非别为新说，至少我们可以从日本学者小森阳一的《天皇的玉音放送》一书中找到佐证。小森告诉人们，美国为了把日本作为反苏防共的基地，对日本战犯的责任追究并不彻底，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弹压也不得力，而裕仁天皇因其独特的利用价值就更是超然事外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因为有求于美国，也没有提出战争赔偿和其他道义要求。这一切都使日本觉得并不欠遭其侵略的国家什么，又何来忏悔和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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