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谭彦德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11月
民主化和市场化的乌托邦想象
关于《民主与市场》
大多数人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对民主化和市场化都抱着一种持久的热望。对于这些人来说，美国纽约大学亚当·普沃斯基教授的《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一书不啻是一支清醒剂和退烧针，它将打掉人们对民主和市场的乌托邦想象和模式化理解：并不是只有一种民主或市场；民主化和市场化也不是只有一种结局。向民主和市场的过渡可能困难重重；过渡可能导向种种或新或旧的专制，也有可能遭受军事威胁，半途而废。或许，我们可以借用一句歌词来说，民主和市场，“想说爱你不容易”。
尽管此书以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对于每一个关心中国的人来说，此书值得一读。因为，中国的改革与东欧和拉丁美洲的改革虽然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境遇，但阅读此书或将有助于从一个外部视角来理解国内的改革以及相关争论。
我们完全可以以本书的书名为关键词来理解和梳理这本书的问题意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市场？或许，这里可以套用邓小平同志的名言，搞了二十多年的民主改革和市场改革，但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卡尔·施密特说，任何一个名词离开了其对立面我们就无法理解它，那么，民主和市场的对应（物）词分别是什么？如果向民主和市场的过渡是可欲的，那么往哪种民主和市场过渡？过渡中会有何种障碍，应该采取何种路径和策略？东欧能够重返欧洲（“西”化）吗，还是东方已经变成了南方？拉丁美洲（南方）能够加入北方吗，还是南方依然是南方？政治（民主）改革的经济（市场）条件是什么？经济（市场）改革的政治动力又何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较量已经盖棺定论了或者说历史真的终结了吗？本书主要回答的就是以上问题。
另一方面，本书的问题意识也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谁在过渡﹖往哪过渡？如何过渡？过渡的经验表明了什么？过渡是可能和可欲的吗？如果再简单一点，笔者以为就是八个字：民主、市场、东南西北。本书的鲜明特色在于：此书着重指向过渡的策略和问题，是一本带着浓重的实践和操作色彩的书；换言之，作者的核心关注在于“如何使民主和市场运转起来”。它告诉我们，民主改革和市场改革问题不仅需要关注，更需要深入细致的探讨和决断；要获得一个良性和优质的民主和市场不仅需要激情，更需要策略、技艺、审慎。在这一点上，本书回归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传统：政治学的目的不是知识而是行为。
如果我们沿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来梳理本书，就会发现本书确实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问题，也做出了不少有新意的论断。
政治学的难题在于调和
往哪过渡
关于民主的概念，作者认为民主是对冲突的一种临时性控制（这也启示我们和谐社会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冲突，冲突是政治生活以致人类生活中最突出的现象，没有冲突就没有社会更没有政治）；民主实际上是一种集团式或者说有组织的民主，“民主制度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中代理关系的存在；个人不是直接行动而是委派代表捍卫自己利益”（ｐ２），“民主社会不是由自由行动的个人，而是由集体组织构成的”ｐ２。这倒应和了政治哲学家沃格林（Ｅｒｉｃ Ｖｏｅｇｅｌｉｎ）在其著作《新政治科学》中做出的一个著名论断——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代表问题。作者实际上指出了人民在代议制民主中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基本上仅限于通过投票对政治力量领袖协商的结果加以确认，所谓的“多数统治”只对政治精英的竞争起最终裁判作用。就具体的政策问题求助于选民则经常被称为“公共投票主义”，而这恰恰更多的是一个贬义词。这里探讨的是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民”应当在多大程度“主”？真有所谓的民主政治吗，还是“一切政治都是精英政治”？或者说，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如何安排精英和大众的位置和角色，以趋近最佳政治？这又应和了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Ｌｅｏ Ｓｔｒａｕｓｓ）在其著作《自然权利与历史》中做出的一个著名论断——政治的难题就在于要调和对于智慧的要求与对于同意的要求。这里对西方民主的真实图绘似乎可以矫正国内的一些对于民主的过于浪漫的想象以及其他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言论，因为在西方，人民也只是“半主权的人民”。
民主是否是理性的？民主过程最能趋近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吗？作者提到，阿罗、麦克维等学者证明了民主投票可能会陷入投票循环圈中，或者投票结果会随着议程设置等外在因素而发生变动。这对于民主政治实在是一个致命的挑战，因为民主政治中至高无上的“民意”一旦不确定、不客观而随着议程设置等外在因素而变动，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就亏空了！因为，民主政治（人民主权）解决政治冲突的方式就是（直接或间接）诉诸民意，而如果针对同一问题或方案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同样合理但却不同的民意，那么民主政治靠什么来裁决政治冲突（竞争）？这就意味着，民主政治可能陷入无法用理性解决的“诸神之争”！民主的合法性依赖于公意，然而客观的“公意”是否可能本身却并非不证自明——这里存在着“同意的计算”的问题。这实在给提倡民主政治的人提出了智识上的巨大挑战。
关于经济改革，作者认为最理性最人道的经济体制应当“依靠市场配置资源，市场要受到约束，由国家来保障所有人都享有最低限度的物质福利”（导论，ｐ５）。也就是说，在基本需要的层次上，实施非市场原则（国家控制原则），按“需”（基本需要）分配；在非基本需要的层次上，实施市场原则（自由交易原则），按“贡献”分配。
作者的分析还告诉人们：民主和市场的形态存在着多样性，我们还必须选择向哪一种民主和市场过渡。例如在民主制度上我们至少面临以下三类问题：实质对程序、一致对竞争、多数主义对宪政主义。在政体上面临着以下抉择：总统制还是议会制？联邦制还是单一制？一院制还是两院制……在市场方面也就是产权方面，作者指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已不再是仅仅区分三种产权形式：国有制、合作制、私有制。在产权问题上其实有着远为丰富的可能性，作者一口气提出了１１种可能性。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作者的学生崔之元早在其１９９４年发表的《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中做出的论断：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并无统一的制度可做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目标；“制度拜物教”的危害在于妨碍制度创新。作者和崔之元都强调制度形态在某种意义上的开放性和无限性——这个论断对于政治（民主）制度和经济（市场）制度同样有效。
如何过渡
作者花了大量篇幅探讨了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民主制度如何才能得到各方的自愿服从或者说民主如何才能自我执行？作者认为，民主要得到巩固，民主必须既是公正的（保证政治的非暴力特征，给所有政治力量提供公平的机会，使之能在制度框架内不断竞争），又是有效的（有良好的经济绩效，为所有相关的政治力量提供机遇以改善它们的物质福利）。
作者运用经济学理论比较了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分别会遇到的处境，详细讨论了经济改革的政治动力学、民众支持的动力学，证明了最有可能成功的策略并不是社会代价最小的策略，最可能的改革路径是走走停停（ｓｔｏｐ－ａｎｄ－ｇｏ）或之字形的模式；在各派力量对比关系未知或不明朗时适用的制度，更有可能持续下来等等。
寻找中国自身认同点
过渡的经验教训
对于中国来说，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几点看法特别有意义。
一是作者强调政府必须有治理能力ｐ２２，国家要有自主性（ｐ１１）。作者强调民主制度不能使决策及其执行瘫痪，决策中必须体现各方利益，但是任何一方都不应有能力单方阻碍决策的制定与执行（ｐ２２）。也就是说我们应当追求一种强大和稳定的民主，而非脆弱和动荡的民主。
二是作者强调国家的征税能力，这一点应和了前几年国内学界关于国家能力的热烈讨论。“庞大的公共官僚机构与软弱无力的征税体制相结合，引起了政府的财政赤字”（ｐ１１２），“国家破产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没能力收税；相反，它向那些本来该纳税的人借债”（ｐ１１８）。联系到作者认为巩固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民主必须产生实质性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本书给予我们的一个核心启示是：和政治体的形式（专制、权威主义、民主）相比，治理问题尤其是经济绩效和经济分配问题对于政治共同体来说毋宁是一个更为关键和紧要的问题。
三是民众对改革的信心问题。作者指出，民众对改革和政府本身信任与否是影响改革成本的关键因素之一。或许，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改革为什么会成功，因为中国的老百姓虽然有很多抱怨，但是对政府和未来从来都有非常高的信心。
四是面对各种政治反应，政府在市场取向的改革所固有的专家治国政治和为维持共识必需的参与政治之间该如何抉择或平衡。
过渡是否可能或可欲
作者说，东欧新的精英分子和民众都希望走向欧洲，“民主、市场、欧洲”是他们前进的旗帜与方向（引言，ｐ１１）。然而“贫穷资本主义常常碰到的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它们也不能幸免。东方已经变成了南方”（ｐ１５６），而“西方依然是北方”（ｐ１５３）。事实上，所谓资本主义并不是一家，南方资本主义想融入北方（资本主义）看来只是一厢情愿。正如巴西的一位商界领袖所评论的。南方与北方的差异与东方和西方的差异一样重要，甚至比之更加重要。事实上，这里还触及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自我认同问题：土耳其已经成为一个亨廷顿称之为“无所适从”、甘阳称之为“自我撕裂”的国家，而在这亨廷顿所说的“世界政治的新时代”也即“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的时代，中国该何去何从呢？中国该从哪里寻找自身认同的基础呢？换言之，在政治（民主）和经济（市场）之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问题——文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我们需要着力打造一个富有文化向心力和亲和力的“文化中国”或者说“文明中国”。
总之，正如作者所言，他在此书中没有给出定论和预言，而更多的是提出了问题、阐明了民主建设和经济转型中的典型障碍，这倒和托克维尔的经典著作《民主在美国》有些相似。换言之，其实这本书可以改名为《民主和市场在东欧与拉丁美洲》。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将其借鉴过来，解读“民主和市场在中国”，因为里面的众多历史背景、现实状况和问题诊断都可给中国以启迪。事实上，我们几乎可以从这本关于东欧与拉丁美洲的书的每一页中读出“中国”的身影来。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东欧与拉丁美洲的问题可以映照我们的问题；而如果我们能很好地汲取它们的种种前车之鉴，我们就能成功地规避东欧与拉丁美洲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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