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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以第三次大争论为经，以大争论中出场的人物为纬，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以故事化的形式生动地介绍了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来龙去脉。作者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全面介绍争论各方的观点，不偏不倚。全书线索清晰，叙述生动，引人入胜，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反映中国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力作。

文：汪炜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2月

    对某个社会问题争论四起，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有过几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1980年到1984年，围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展开。第二次是1989年到1992年，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展开。而本书全景式梳理了中国第三次改革争论的始末。

    第三次改革争论始自2004年夏天，郎咸平的演讲《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利用国企改制机会大肆窃取国有资产的行为进行质疑和责问，此举引起了“郎顾之争”。之后，在媒体的追问下，经济学家打破“集体失语”的缄默状态，并且一发不可收拾，论争很快扩大到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几乎所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社会学家、法学家也不断地加入到论争的队伍中。老百姓通过网络从头至尾直接参与了这次大讨论，这也是第三次论争的新特点。

    本书作者马国川是《中国改革》的资深记者，对改革过程中的各种声音有宏观把握，也有微观的敏感触觉。这是一本改革备忘录，作者对2004年到2006年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局与大事的详尽描述视角开阔；这也是一本新闻纪事，作者的记者身份让本书具备了新闻文体的诸多优秀元素，具有时效性和可读性。书名为“大碰撞”，但是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各种声音碰撞激荡的展现上，而是根据不同人物的不同观点各自成篇。每场争论以个人的出场开始，不同的个人经历和生命体验，让争论的声音客观又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有了故事，有了主角，内容也就更耐咀嚼。

    阅读本书，可以在声音碰撞的缝隙中窥见改革正当时的路径和方向。

文：雪庵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1月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改革的过程就是争论的过程。只是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改革的争论也呈现出波峰浪谷。综观28年以来的改革史，争论的波峰出现了三次，这就是吴敬琏先生所说的迄今为止的三次改革大争论，而马国川先生所著《大碰撞：中国改革纪事》就是描述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一本新作。鲁迅曾写下这样的名句“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我们不妨借用先生的话，说“改革正未有穷期”，以翻开这本书。

　　熟悉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确立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经过了艰难曲折的过程。邓小平虽然自70年代末就开始对市场经济进行探索并不时有相应讲话，但在较长时期里没有公开发表，也未形成党的正式文件。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就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算是又进一步。这个决定受到邓小平高度评价。他说：这个文件“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1987年十二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的统一体制。计划与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已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常接近了。但是，1988年9月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治理整顿”的方针后，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再起。到1989年6月之后，对计划和市场的不同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对“姓‘社’姓‘资’”的争论。直到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以88岁高龄，毅然南巡，发表重要谈话，冲破禁区，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样就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难题，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新的目标模式。中国的改革获得了新的生命，汲取了新的力量。这就犹如受到阻遏的激流，积蓄新的能量，一下子冲越了礁石险滩，顺流而下。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1997年前后有“交锋”，2004年开始又有“碰撞”。争论耗费了人们不必要的精力。或许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是应该考虑的：政治成熟就是要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我们不必纠缠于“左”和“右”，也不必在意于“东”和“西”，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向上生长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