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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春林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2月

    冬日的午后，屋外的阳光给人暖意。我在朝北的书房里，读完了爱德华·W·萨义德《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窗外的朔风透过换气扇的缝隙，一阵阵地，钻进来，吹凉了我的手脚。我打开了电脑。

    书名来自巴勒斯坦诗人马哈默德·达威什的诗句，萨义德在卷首抄录了也许是其中的一阕:“在最后的国境之后，我们应当去往哪里？在最后的天空之后，鸟儿应当飞向何方？”这是诗人对自身处境的发问，其中有迷惘，却也有不确定的期待和向往，而它也正是萨义德感同身受的，实际上，它属于所有的巴勒斯坦人。于是，在萨义德笔下，我们不断看到这样一些字眼:身份、破碎、离散、剥夺、掠夺、记忆、历史。

    安东尼·吉登斯将身份、认同视为现代性的体现，认为现代性直接导致了现代人的认同危机。然而，对萨义德和所有巴勒斯坦人来说，身份认同的危机却是来自国破家亡的实际处境，来自切身的生存体验，来自西方世界的误解、侮辱，甚至殴打，就像少年萨义德在英国读书时遭到英国老师的鞭打一样。萨义德之赴英伦读书，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留学，他是流亡者，是被赶出自己家园的离散者。而造成这一切的最直接事件就是，“1948年，以色列成立；巴勒斯坦遭到摧毁，巴勒斯坦人遭受剥夺的悲惨经历从此开始”。其实，我们根本无法想像“摧毁”的力量，想像它带给巴勒斯坦人的无止境的灾难，更无法完全理解这个发生在“文明”世界和“文明”时代的“摧毁”，在所有巴勒斯坦人心里留下的深刻创伤和痛切的记忆。然而，剥夺并没有结束，1948年只是一个“开始”。1950年3月，以色列政府实施《不在地主财产法》，将所有因1948年巴以战争离开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定义为“不在者”，其土地由以色列保管人管理，保管人可以将土地出售给以色列政府。我们能体会离散的巴勒斯坦人以怎样的心情面对如此明目张胆、荒唐透顶而又厚颜无耻的掠夺吗？从此，巴勒斯坦人失去了他们及其祖先世代居住的土地，背井离乡，成了永远的流亡者。而我们，真的能站在那些有家不能归的巴勒斯坦人的地位，为他们“设身处地”吗，即使当我们面对《最后的天空之后》中那些令我们震撼的照片？

    所以，苏珊·桑塔格说，“现代生活提供了无数机会，人们可通过各种方式利用这些机会来看待——从远处，透过照片这媒介——他人的痛苦。……在源源不绝的照片资料的补给下，仅仅是茫然地意识到正在发生可怕的事情。”

    要真正地理解萨义德所说的“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或许，最可行的办法就是萨义德以其“知行合一”的后半生为我们昭示的那样，即使当他身罹绝症，不能再为离散的巴勒斯坦人做更实际的工作，他只有一支笔和一张嘴的时候，他就以笔为剑，向世人揭示穿上法律外衣的掠夺的真相，向世界展现巴勒斯坦人离散的真实生活，因为，知识分子就是“流亡者和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

    流亡者是没有身份的，流亡就是他/她的身份；流亡者的生活是破碎的，他们的记忆也是破碎的，而离散是流亡者永远的状态。离散、流亡使萨义德的文字也是破碎的，即使萨义德的文字是优美的，但这样的优美只能使我们更加痛切地感受到他的沉重和力量。

    萨义德不愿看到，“最后的天空之后”是洪荒一片，野蛮继续横行。终年的离散，如影随形的流亡，日益迫近的死亡反而使身陷绝境的他充满了力量。在书中，他告诉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我们民族的完整历史，甚至也没有完整的记录，记载我们的遭遇，以我们的名义所实行的暴行，还有我们对别人实施的一切。”他因此而自责，他要在有生之年，以自己的方式书写“我们民族”的历史。所以，1994年，萨义德在确诊罹患慢性淋巴性白血病后的第三年开始写作个人回忆录《格格不入》，他的《知识分子论》的中文译者单兴德在导读文字中因此说:“此书(《格格不入》)是一个离乡、亡国多年之人，面对死亡时开始认真回顾自己的人生，以今日之我探索、书写昔日之我，与内在自我重建关系，与已逝的父母修好，并试图以个人的方式为民族争回历史(toreclaimhistory)。”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点，而这一点在《最后的天空之后》中就已经有所表现，甚至就是其动力之源。

    我要向那些不了解而想了解巴勒斯坦以及中东局势的人推荐这本书，向那些对巴勒斯坦以及一切处于战争和动荡中的离散者、无家可归者表示同情的人们推荐这本书，向那些尚不了解萨义德“东方主义”的内涵，更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创建东方主义学术和思想，就进行批评的人推荐这本书(东方主义是作为离散者的萨义德生命的结晶)，我尤其要特别郑重地，向那些一直以为美国就是正义和公正、民主和自由的化身的人们，向那些不假思索就相信所有阿拉伯人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的人推荐这本书。

    我还要说，萨义德绝不是极端主义者，萨义德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纳丁·戈迪默说:“萨义德是我们这个世纪真正重要且适得其所的知识分子。”诚哉斯言。

    并非没有人谈论或描写过巴勒斯坦人，大量的文字已经形成、但其中大部分是争辩、控诉和恐吓。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与其说巴勒斯坦是个民族，还不如说是号召武装的借口。在大多数人那里，巴勒斯坦人主要被看作是战士、恐怖分子和不法的贱民。他们的真实依然鲜为人知。
    爱德华·W.萨义德，卓越的文化批评家和美国最著名的巴勒斯坦发言人，立志改变这种状况。他用他的文字，连同吉恩·莫尔的摄影，描绘出了动人的巴勒斯坦民族像。从以色列国的建立到贝鲁特的堕落，巴勒斯坦人如何连接地遭受驱逐，不断地从一处地方、一段过去、一个家撤离。但在这苦难的流亡史中，萨义德也辨认出了新巴勒斯坦民族意识的迹象，不再基于离散或苦难，而是基于坚持、希望和觉醒的共同体意识。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月

　　《最后的天空之后》最早出版于1986年，尽管不是爱德华·萨义德(Edward·W·Said)关于巴勒斯坦问题最重要的著作，却是他最容易被接受的图书之一，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是这本书，而非其他同一主题的作品得以在中国率先出版的原因所在。

　　此书由萨义德和瑞士摄影师吉恩·莫尔合作完成。1983年，莫尔受联合国之托，赴巴勒斯坦拍摄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他带回来的这些照片，真正触动了萨义德，挑动起他的倾诉欲望，让他急于借此向外界诉说过去几十年来巴勒斯坦人没有记录、也不被记录的悲惨的离散生活，因为“这种健忘和粗心历史性地已经成为我们战败于犹太复国运动的特征，还有那封闭的前景，让思想无人思考，叹息没人记录，人们被遗忘，时光被丢弃”。
　　
　　视角

　　凡论及巴勒斯坦人的不幸遭遇，萨义德总在使用“我们”。只有在更为个人的叙述中，他才承认自己外来者和旁观者的身份。的确，他是巴勒斯坦人，但只是“碰巧”在那里出生。1935年，他母亲因为对开罗的医疗水平放心不下，才到耶路撒冷生产。他生在一个阿拉伯基督教家庭，他的父亲早已是美国公民。他在埃及长大，受教于当地的英文学校，后到美国继续学业，长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一生中只有很少几次回访巴勒斯坦的短暂经历。

　　这样的家庭背景和人生轨迹，注定了他在审视巴勒斯坦时的外在角度。当他面对莫尔的照片，也便立刻接受了其拍摄者的欧洲视角。而对一个“真正的”巴勒斯坦人来说，这些静态的、日常的照片也许毫无意义，不能泛起些许的内心涟漪。

　　“它们可以是在阿拉伯世界任何地方拍摄到的场景。没有明确的地理位置。”萨义德写道，“这些照片是沉默无声的，它们似乎渗透着一种呆滞，胜过它们所表达的任何意思。”

　　这些构图讲究的黑白画面，与我们常见的关于巴勒斯坦的新闻照片截然不同，后者所表现的东西，用两个字便足以形容：暴力，这也几乎构成我们对巴勒斯坦的全部观感：无尽的爆炸和刺杀所导致的死亡，无尽的压迫和反抗所造成的绝望。但相对于上述经验，莫尔的照片却出奇的平静祥和。作为外在的观看者，只有将上一种认知引入其中，你才能体会到两种印象之间的巨大反差所造成的强烈的内在冲突。

　　照片所传达的东西，远非“我们不是恐怖分子。我们爱和平。我们也有生活”那样简单，在它们平静的表面之下，是萨义德所称的“呆滞”，这也许孕育着更大的危机。在访谈录《权力、政治与文化》中，他指出了所谓“恐怖主义”的根源所在：“现在正在戕害中东地区的，就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挫折感。……那里存在着一种无力感、停滞感。”
　　
　　身份

　　“身份——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很难在流散中继续维持。”萨义德写道，“其他人大部分把身份视为理所当然。但巴勒斯坦人却不能。”

　　《最后的天空之后》有相当的自传成分。萨义德在书中提及姓名给他和他父亲带来的困扰：“我的父亲倾其一生想要摆脱它们，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耶路撒冷’。”他父亲本名瓦迪，后自改为威廉斯，日后成功地逃离了巴勒斯坦，并且给自己的儿子起了英国王子的名字。爱德华却为此苦恼半生。在其回忆录《格格不入》里他详细地描述了身份上的间离感：

　　“我费去约莫五十年，才习惯Edward，或者更精确地说，才比较不再那么不安于Edward，这个像轭一般安在Said这个道地阿拉伯姓下的蠢笨英文名字。”

　　莫尔的照片见证了巴勒斯坦人身份的丧失，以及萨义德反复使用的“离散”(dispersion，他拒绝采纳取自犹太人历史的Diaspora)状态：“离散是一系列没有姓名和上下文的肖像。画面大多不加解释，没有姓名而且无声沉默。”

　　他们无视你的存在。既无视你作为一个联合国决议下的国家的主权，也无视你作为一个民族的现实存在。在访谈录《权力、政治与文化》中，萨义德反复提到巴勒斯坦人的绝望：“这是身为巴勒斯坦人很真实的境遇。人们不但否定你的政治主张和权利，也否定你的历史，完全漠视你身为受难者的事实。”
　　
　　行动主义者

　　萨义德晚年最著名的形象，来自酿成所谓“投石”事件的一幅照片。事发于2003年7月3日，萨义德到贝鲁特做私人访问后，前往南黎巴嫩探访当年5月以色利军队撤出后的原被占地区，在Kfar　Kila村的黎巴嫩边境一侧，头戴棒球帽的萨义德教授被人抓拍到正在向远处的以色列军队做出投石的姿态。照片翌日即在以色列报纸上刊出，迅速在美国和欧洲引起多方抗议。有人要求哥伦比亚大学对他除名，奥地利的一次学术会议也因此收回了对他的邀请。

　　投石照片大大强化了萨义德的行动主义思想家形象，而负面的影响是，他面对保守的学术界时原本脆弱的公正名声受到了更大的损害。一个月后，在接受以色列记者沙维特的采访时，他轻描淡写地将这次事件称为喜剧，并说自己只是在和儿子比赛谁能将石头扔得更远。

　　但无论如何，照片中的投石姿态与人们对萨义德的一贯想像完全吻合。多年来，他一直是巴勒斯坦事业在西方最雄辩的代言人，不管他是否戴着棒球帽，都没有人为那个姿态感到吃惊。几十年来，他不正是以文字为石，投向巴勒斯坦人的加害者吗？

　　尽管萨义德无数次重申，对以色列平民的杀戮没有任何道德基础，他也从来不是大屠杀否认者，并且力劝巴勒斯坦人正确对待以色列人所遭受的历史劫难，但还是被反对者贴上“恐怖教授”(Professor　of　Terror)的标签。在他自己的阵营里，他也更多地被视作“爱德华”，而非可以信赖的“萨义德”。他始终都在批判阿拉伯世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唯美国人马首是瞻的消极态度，称之为“震耳欲聋的沉默”。1993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和平协议之后，他却公开指责次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阿拉法特做了一笔糟糕的交易，从而使巴勒斯坦自治机构成为以色列“军事占领的心甘情愿的协作者，类同巴勒斯坦人的维希政府”。

　　萨义德曾经是志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两国论”的坚定支持者，但在奥斯陆协议之后，特别是在以色列定居点不断扩张的情况下，他感到原来的构想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他从新南非的经验获得启发，转而重提“一国两族”(a　bi－national　state)，即“一个国家，两个民族”，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世俗的民主制度下平等共存。然而现在，一国两族比两国并立更难以实现。《最后的天空之后》的书名来自巴勒斯坦诗人马哈穆德·达威什的作品：

　　“在最后的国境之后，／我们应当去往哪里？／在最后的天空之后，／鸟儿应当飞向何方？”

　　萨义德死于2003年9月25日。此后乱局更甚，巴勒斯坦的前途仍然没有答案。

文：思 郁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3月

在美国的一次所谓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知识分子进行积极“对话”的学术会议上，学者们一个个激情高昂、唇枪舌剑地互相陈述着对巴以和解的高深理论。正在这时，坐在台下的观众中一人起身提问说：“我是一个巴勒斯坦人，一个农民。１９４８年我被人从巴勒斯坦逐出，就去了黎巴嫩。然后我又被人从黎巴嫩赶出来，去了非洲。然后是欧洲，再然后是这里。今天我收到了一份文件，叫我离开这个国家。能不能请你们学者中的哪一位告诉我，现在我应该去什么地方？”学者们面面相觑。他们遭遇到了整场的尴尬，就连当时身处其中的萨义德也不能幸免。他后来承认，当时没有一个学者能回答那个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他自己也不能例外，他觉得很遗憾。

我是在爱德华·Ｗ·萨义德的《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以下统称《最后的天空之后》）中读到这个小插曲的。不，也许不是一个小插曲，尤其对萨义德以及所有的巴勒斯坦人来说，那是一种残酷的真实，不过由于距离我们很远，所以我们可以远距离地观照，甚至把那种真实幻化为我们自己生活中的小插曲。对于萨义德来说，他不能忽视这种“幻化”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能原谅自己作为一个加入美国国籍的人文学者就很轻易遗忘自己原先巴勒斯坦人的身份。实际上，在美国的生活中，他还是不断地遭遇到与巴勒斯坦人有关的事件，而且这些事件所传递给西方人的信息无疑距离一个真实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越来越远。正如萨义德所言，人们一提到巴勒斯坦人主要被看作是战士、恐怖分子和不法的贱民，甚至有些时候，“悲惨无助的难民形象也会取代这个危险的恐怖分子成为‘巴勒斯坦人’的真正图标”。但是一个真实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呢？他们和学术会议中所探讨到的巴勒斯坦人是一样的么？西方学者虚构的理论文本中的生活是他们真实的生活么？我想那次学术会议上的尴尬遭遇提醒了萨义德，给他提供了写一本书很好的契机：还原一个真实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状态，还原一片被大多数人遗忘的天空。

和进行《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这样的纯粹学术著作的书写不同，萨义德在进行《最后的天空之后》的写作中采用了不一样的书写策略：插入了大量的关于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图片。当然，在我看来，摄影师吉恩·莫尔拍摄的图片也同样地运用了巧妙的策略。他并没有想突出什么主题，只是很随意地摄取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场景和人物，一个瞬间的静态画面往往传递的是最真实的生活，而不是像我们在新闻中所看到的为了突出某一个意识形态的主题，赋予图片很强烈的爱憎色彩。我觉得萨义德在这本书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文字是图片的解说，而不是图片是文字的延伸。如果仅仅是用一些静态的图片来诠释真实生活的话，很显然图片本身的无法言说的性质限制了对真实的拓展，“这些照片是沉默无声的；他们似乎渗透着一种呆滞，胜过他们所表达的任何意思，因此需要解释性说明来加以修饰”。萨义德这位在他的以往著作中深深打上自己强烈个人风格的书写者，也第一次使用了一种极其客观的立场和身份对那些表露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图片进行详尽的诠释，而他把自己以往的学者身份深深地隐藏在那些看似零散无边的文字中，隐藏在“离散”在世界各地的“我们巴勒斯坦人”的身份中。

是的，正是“离散”和“我们巴勒斯坦人”这两个阅读本书的关键词汇表明了萨义德自己的情感立场。一种“离散”的状态毋庸置疑是一种流亡状态，不仅指称萨义德自己一生的颠沛流离，更重要的意义上，指称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现在的生存状态。也许我们通常理解的萨义德状态上的“流亡”是一种形而上性质的精神流亡，但是只有把那种飞翔在天空的流亡拉回到地面的时候，你才会理解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生存的流亡状态。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你才会理解萨义德在他的《知识分子论》中以一种沉痛无比的笔触写道：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萨义德在《最后的天空之后》中无数次地提到“离散”，也无数次地提到“我们巴勒斯坦人”，他正是想用这样的形式强调自己多重文化身份中最基本的一种身份：我是一个巴勒斯坦人。他是在提醒他之外的所有人，他和他们是不一样的。萨义德对此很有感触：“所有的文化都能延伸出关于自己和他人的辩证关系，主语‘我’是本土的、真实的、熟悉的，而宾语‘他’或‘你’则是外来的或许危险的、不同的、陌生的。从这个辩证关系衍生出的一系列的英雄和怪兽、开国者和野蛮人、受人尊重的名著和被人轻视的对立面，这表达了一种文化，从它更根本的民族自我意识，到它纯净的爱国主义，最后到它粗鄙的侵略主义、仇外，以及排他主义偏见。”具体到对于巴勒斯坦人的文化而言，“它的民族身份经常地被人感觉是‘其他人的’。‘巴勒斯坦’对于其他人而言是如此地重要，以致于巴勒斯坦人在感觉巴勒斯坦人密切地属于自己的同时，也会同时感到它对其他人所具有的同样急迫的重要性”。这是一种很怪异的个人体验，区分开“我们”和“他者”，但是又密不可分，“我们”的建构必须依赖于对“他者”的确认才能成立，反之亦然。对于萨义德强调“我们巴勒斯坦人”而言，他是在抗议西方语境中对巴勒斯坦这个“他者”进行的想象性的理论建构。这种建构无疑是掩盖了一片真实的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天空，萨义德通过这本书想告诉我们，巴勒斯坦人的生活除了贫困和恐怖分子之外，他们的生活中和世界上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同。他和摄影师希望通过这种对图片附加文字的方式告诉人们，“目前本质上的民族不完整性，我相信这种不完整性只能从巴勒斯坦人的内部充满同情与协作地进行描绘”。在我看来，这只是萨义德的良好的心愿，是他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情感。已经去世的思想家伯林说，有三种情感可以激发民族主义：渴望归属、向往家园以及蒙受羞辱。萨义德无疑具备了这所有的情感，所以他才会在书的最后强调：这样一本书不仅向读者讲述了我们，也通过某种方式讲述了读者自己。

想起加森·卡纳法尼的小说《太阳里的人们》中那个惨烈无比的场景：三个藏身于油罐车内的巴勒斯坦难民被非法运入科威特。当司机和卫兵们交谈时，这三个巴勒斯坦人在车内死于窒息——就在阳光底下，被人遗忘。萨义德在这里尖锐地指出：司机的善忘并不值得谴责，“该指责的是他们的沉默”！他想用这本书告诉人们：我们巴勒斯坦人不再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