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党圣元 文学评论 2007年第4期
近些年来，文体学视角成了古典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一直走在学术研究前沿的郭英德先生，及时地向学界奉献了他在文体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文简称《论稿》)。郭英德每次学术领域的转移，都给学术界奉献出自己具有显明的原创性的学术成果，《论稿》一书也不例外。更为重要的是，该书反映了郭英德一贯的治学方法与精神，给日后的传统文体学研究带来诸多启示。
一个性化研究维度与著述形态
目前传统文体学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些学术成果，仅就专著而言，有的综合探讨古代各种文体的基本特征，如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等；有的深入研究某一文体的形态流变，如陈必祥《古代散文文体概论》、程毅中《中国诗体流变》等；有的对某一时代、某一理论家的文体理论进行论析，如于雪棠《先秦两汉文体研究》、李士彪《魏晋南北朝文体学》、李长微《〈文心雕龙〉文体论研究》、贾奋然《六朝文体批评研究》等。综观这些研究成果，大致是在两个基本维度展开的：各类文体研究与文体批评研究。郭英德《论稿》一书属于后一个维度，但即使在这个维度上，该著的学术致思方向又有所不同。具体而言，文体批评研究又可细分为两条道路：以古代文体批评家的理论成果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到理论；从文体实践活动中抽像出观念来，从实践到理论。《论稿》一书研究的核心主旨是通过对《诗经》、《尚书》、《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及《文选》类总集的编纂体例的详细考证，探讨中国古代文体分类、排序的原则和规律，以及文体分类深层的文化背景。从这一主旨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研究对象不是理论形态的存在，而是历史形态存在的文本，也就是说，郭英德的研究属于第二个维度的第二条道路。古代文体分类是一项务实而不务虚的工作，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古人侧重的无疑是实践，这种重实践、轻理论的中国式行为方式造成了古代文体分类理论的不发达。当然，古人编排文集时不乏凡例、序言的说明，但这只是零星的，他们在操作中遵循的未曾明言的规律，更多的需要后人去细心体察、从容领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和提炼升华。由于研究者的素养、学术禀性的不一，多数学者走的是前一种道路，郭英德知难而进，表现出了很大的学术胆识与鲜明的学术个性。
现代学术建立以后，当时的民国学术界曾经涌现出一股写通史的热潮，从此眷恋于写史便成为欲成就学问大事业者的一大情结，并表现出两种类型：一种以新见长，力求擘划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一种以全取胜，兼收并蓄而达到综合集成之目的。《论稿》一书明显属于前一种，郭英德在本课题研究之前，就认识到当前的文体学研究存在着这样的缺陷：“对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历史发展和理论构成相关问题的研究，仍有许多学术空白点亟需填补。特别是对中国古代文体学进行总体的、综合的研究，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的学术课题。”(《前言》)于是，郭英德便以此为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在《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学论略》一章中郑重指出：“文体形态学可以说是文体源流学、文体分类学、文体风格学、文体文化学的前提和基础。”该章气势宏大，显示出作者试图建构中国古代文体学史论的气概。但在具体的操作中，郭英德又放弃了文体学史的理论建构，转而专注文体实践的考证工作，集中解决古代文体分类与文体排序理论。文体学作为一门古老而新兴的学科，有许多难点尚未解决，倘若在这种学术状态下问世一本全面的古代文体学理论著作，极有可能流于肤浅空洞。作者本人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一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我就觉得，与其大而无当地建构一个理论体系，不如具体而微地研究一些问题；与其蹈空务虚地对古代文体学理论进行思辨性研究，不如脚踏实地地对古代文体学实践进行实证性考索。学术研究，不仅要在前人已经耕耘过的土地上进一步深耕细作，而且更要在前人未曾开辟的土地上筚路蓝缕。而后者对我是更有吸引力的。”(《后记》)正因为郭英德放弃了构建完整理论体系初衷，所以本书在行文方式上较为独特：全书由一组文稿组成，每章各自独立，故曰“论稿”。专题论文的写作让郭英德得以摆脱为追求建构体系而不得不“宏大叙事”的沉重负担，获得了符合自己学术心性的方法论的自由，而且这种研究方式确实可以摆脱“体系”的制肘而易于深入。
二沉潜与高明的研究功力
清代文史专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指出：“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论稿》则两者兼而有之，前者使得本书充满思辩色彩，后者使得本书具有资料性与实证性。“论稿”目的在于进行一种普遍规律的把握，不局限于具体的某一家、某一部书，能以具体的研究对象为切入点，表现出独特的学术眼光。明人编集好以文体分类，分类意识达到极致，尤以《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文章辨体汇钞》三书为集大成，但是作者并没有选择这几部书作为研究的基点，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识见。理论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本，一种理论的形成应该有一个长期隐而不彰的过程。经验告诉我们，面对复杂的对象，追根溯源，回归审视其原始状态，相关问题往往可以涣然冰释，而且这种方式特别适宜我国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的思想理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具有超稳定性，以滚雪球的方式向前发展，相对西方文化而言，继承大于革新。作者认为“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古人就对文体的分类进行了许多实践的操作和理论的思考，从而逐渐形成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雏形”。(页29)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选择了《尚书》、《诗经》、《七略·诗赋略》做了传统文体分类的源头性考察。将《后汉书》与《文选》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同样是作者在全局文献的把握基础上做出的选择。作者认为：“在中国古代正史中，《后汉书》显现出一个非常突出的新特点，这就是他在列传中详细著录了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并形成较为规范的著录体例”(页62)、“因为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早已散佚，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首推《文选》，而且在实际上《文选》也成为后世编纂诗文总集的主要蓝本，因此我们便从《文选》入手，归纳分体编录的总集的基本体例”(页102)。本书主旨是揭示文体分类与排序规律及原则，从宏观上讲，郭英德采取的是共时性思维方式，但在具体问题上，也不乏历时性思维。如《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体例追前溯后的考察，以及对以体分类、以题分类、以时分类三种体式先后顺序的探究，无不具有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意识。而将《尚书》、《诗经》等作为研究切入点，体现的是一种历史定位把握的意识。对《文选》进行定点分析的前贤并不在少数，作者打破了以前《文选》研究的局限性，将《文选》类总集全部置于研究的范围之内，同时兼论以《古文辞类纂》为代表的另一种总集文体的分类方式。对古人实践规律的总结是代“古人立言”，因此作者对初步获得的规律持一种谨慎态度，在历史的追溯与前后比较中，又远远超过了它所研究的“点”，而向“面”拓展，这也就是作者所追求的“将这些义例置于更为丰富的历史文献和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之中进行考察”(《后记》)。
文献主次取舍、点面结合的技巧运用只是研究的第一步，只有对纳入研究范围的材料再进行排比、比较的工作，才有发现规律的可能，因此需要研究者有相当的韧劲。这一点在《论稿》一书不厌其烦的图表，精细的考述，以及前后对比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然，仅有沉潜于材料的韧劲是不够的，学术研究不是机械的体力劳动，其间必须具有洞隐烛微的智慧之光，因为学术水准恰恰在“裁断”这块试金石上见分晓。比如作者归纳出古人文体的命名有四种方式：功能命名、篇章命名、类同命名、形态命名，结论本来到这一层已属不易，但作者又不满足于停留在这层上，而是进一步指出：“如果深入考察的话，‘篇章命名法’和‘类同命名法’能够得以实现，在本质上也似基于‘功能命名法’的。……因此，‘功能命名法’无疑是中国古代文体最基本的命名方式”，(页145)剥茧抽丝，直逼问题的最后一层。为了将规律揭示得更为清晰，《论稿》善于运用比较法，将这种规律放置于世界文化、现代文化大背景下观照。借助比较文化、比较思维等比较研究方法，深入阐释这些义例内在的理论内涵和深刻的理论价值，从而对学术问题做出明晰的解答。现代科学的分类，要求对事物的分类遵循排他性、同一性、穷尽性等基本原则，《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体式与原则》一章运用现代分类学予以烛照，指出我国古代总集编纂的实践中，“违背分类学基本原则的现象却随处可见，甚至成为文体分类的惯例”。(页206)引进参照系，在横向的比较中凹见中国文体分类的民族特征，显示出了郭英德宏通的学术视野。
学术视野的开阔还表现在郭英德并没有停留在寻找某种规律的研究层面上，而是继续即事穷理探寻深藏在这些规律背后的文化因素，从而使得全书带着浓厚的文化学色彩。郭英德认为：“文体作为特定类型语言秩序构成方式，不仅直接维系着创作者与阅读者的实际需要，而且也凝聚着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因此有关文体学问题的研究，绝不能简单的局限于语言学或文学领域，而应该在更开阔的历史和文化视野中追寻。”作者通过对历代《文选》类总集的考察，抽绎出文体排序的五种基本规则，又将这五种规则放到整个社会文化语境中挖掘其生成的原因，认为其分别是基于五种观念而形成：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分类观念；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念；尊卑亲疏的宗法观念；“重生”、“贵生”的传统伦理观念；雅俗之辨的文化观念。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挖掘规律的文化因素可以验证这些规律内在文化的合理性，应该说也是研究文体分类的必然步骤。古人出于当时的文化背景，有些分类与排序是一种常识性行为，无需过多地说明。或者干脆说古人“身在此山中”，他们自己也是混暗不明、见所不及的。但是这些东西一经郭英德的点明，使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科学认知的快意。这种把对象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加以审视的方法，无不使认识得到深化，但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然而倘若没有这种宏观眼光的投射，不涉及民族文化、哲学及思维方式等历史特点，便无法准确理解传统文体分类的民族特征。中国传统的文体分类根值于传统文化，文体分类的认识实际上也成了体认传统文化内涵的一种方法，此正如郭英德所言“有利于沉潜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奥秘”(《前言》)。
三服务当代的致用精神
治史应该是一种史实认知与治史者自我裁断的有机结合，不是执著他人的批评而忘了自己也能批评的本能，所以古典文学的研究境界，视研究者本人的素养而得以呈现。《论稿》不仅具有发古人之幽思而指向过去的功能，同时也指向当前的文化建设，全书做到了当代性与历史性的辩证统一。“文以体制为先”是我国文章学的重要理念之一，古人建立了一套适合民族特色的文体分类与排序规则。近代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人在涉猎西方学术严谨科学的特性后，返观中国古典学术，往往有我不如人的感叹。因此，一个世纪以来，学界对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特殊形式，不是从民族特性上去体认，而是极力向西方靠拢，如蔡元培《论国文的趋势》、《国文之将来》、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刘永济《文学论》、高语罕《国文作文法》、王易、陈介白《修辞学》、陈望道《作文法讲义》、夏丐尊《文章作法》等作文写作法都采西洋的分类法。已逝的郭绍虞先生是我国最早具有文体分类学学科意识的学者，1981年他在《复旦学报》第一期发表了《提倡一些文体分类学》一文，认为文体分类学不仅与修辞学有密切关系，即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也同样是个重要的环节，明确提出建立一套与中国语言特征一致、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文体分类学。《论稿》一书沉潜于我国传统的文学分类，揭示我国文体分类方式形成的思维特征，剔抉其精义要眇的价值，从这一点来说，《论稿》一书在精神上是与郭绍虞先生相通的。这些研究立足中国，参与世界对话，通过建构中国现代化的文体分类，从而“有效地促进有中国特色文艺学的理论建设，有效地促进世界性的现代文艺学的理论建设”(《前言》)。这也充分显示出了我国学者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不甘于匍匐西方话语，敢于对着讲的一种崭新姿态，这是一种民族本位文化自信的反映。但这种注重历史性又绝不是历史主义，绝不是自我作茧封闭于传统之中而津津乐道，而是既有赞赏也有批判。书中指出：“然而，既然文体功能与文体形态可以变动不居，那么，一种文体内部各个篇章互相比较具有的文体特征相似性，以及其与外部其他文体的篇章相比较所具有的文体特征相异性，又从何得以体现，加以辨析呢?……应该说，古人并没有认真地面对这个问题，因此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重新建构文体分类体系时，不能不深入地思考、认真地解决这个问题。”(页151)稽古振今的致用精神使得郭英德的研究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中，其结论也因此具有穿透性。正是由于作者作为历史评判者的主体思辩意识未被材料束缚，才使得他对于材料的把握不是平视而是俯视。如《中国古代文体形态论略》一章，作者广泛汲取古今中外文体研究成果，深加辨析，提出了“文体”基本结构应包括体制、语体、体式、体形等由外至内依次递进四个层次的观点，书中对我国古代文体形态学基本内容的系统的考察，对中国古人文体分类优、缺点的分析，正得益于这种理论见解。
《论稿》花大量笔墨辨析“文学”概念以及对《文选》类总集收录文体进行详尽考察，不仅因为“泛文学观念”是古代文体分类的基础与前提，浓抹重彩是其应有之义，更在于作者有感于近代以来以西方纯文学观念观照中国文学，所导致的传统文体认知中出现了削足适履的困境。书中指出：“尤其是历代总集对实用性文体的大量收录，则成为中国古代‘泛文学观’的一种形象体现，也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基本架构，这是不容忽视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20世纪以来新建构的‘中国文学史’，大量淘汰或有意拒斥历代创作的实用性文体和说理性文体，这种‘文学史写作’与中国古代的‘文学史事实’是颇相扦格的。……倘若要切合实际地描述中国古代的‘文学史事实’，我们就必须重新调整我们的文学观念。”(页114—115)现代化绝不是西化，任何一种脱离本国文化传统的“拿来”理论仅仅是一种理论，而绝不能行之于实践。该著对我国传统泛文学观念的考察，对当前的古典文学研究应该具有启发意义。建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理论是郭英德致力反思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蕴含着他对当前古典文学研究深层次的思考。具体到《论稿》一书，他对于古代文体实践规律的总结，采用“问题——文献——历史——理论四位一体、依次递进”的学术路数，这种“学术研究范式”的有效性并不仅限于此书，而且具有普遍的意义。在笔者看来，这一研究范式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它所昭示给学界的也许要比书中的一些具体论述更有价值与魅力。
四余论
《论稿》作为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的一种，其“文体学”的命名，以及书中浓厚的理论思辨色彩，自然让人将该书归入文艺学范畴，但当我们掩卷深思时将难免陷入对该书难以定性的困惑中：该书到底属于文艺学还是文献学?这种困惑不仅来自于书中如数家珍的罗列文献的功力，更主要的是《论稿》的主旨。本书所涉及到的文体分类与排序，是一个典型的传统文集编纂学课题，属文献学学科。现代学术分类日益细密，当代学者也术有专攻，陷于学术分科中各自为阵难以自拔，学科划分过细造成的盲区召唤慧眼学者的热情。郭英德虽系文献学出身，但他一贯主张以文献学为基础，打通文学史(含文学批评)与文献学的畛域，走通识之路。《论稿》不仅对于文艺理论有重要贡献，也有益于文献学，可以说正是他这种主张的一次成功的实践。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文体学研究是一个需要多学科共同参与对话、合作、共享的问题域。
《论稿》存在美中不足之处，该书以“论稿”的形式组织书籍，难免形成章与章之间内容交叉互涉的现象，让人有行文拖沓之感。另外本书有些篇章，作了一些常识性介绍，这一点在第五章中显得最为明显。为了让行文更加洗练，《〈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述》一章的结论节完全可以删除。取名“论稿”，意味着该书本身具有开放性，而开放性让人充满了更多的期待。这种期待不仅仅在于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存在着更多空白有待来者，即便是本书主旨——解决我国文体分类问题，仍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未圆满感觉。古代文体分类关涉问题甚多，如破体为文与文体互渗对文体分类带来的困惑全未涉及；文体源于六经说的分类方式也仅点到而止，其实这些都有深入研究的空间，以作者的智慧与学养而未能深入这一问题域，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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