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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口史》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九五”规划重点图书、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全书共计300余万字，体例统一，六卷包括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葛剑雄著），隋唐五代时期（冻国栋著），辽宋金元时期（吴松弟著），明时期（曹树基著），清时期（曹树基著），1910－1953年（侯杨方著）。各卷独立成书，内容力求详尽。本书充分吸收前人成果，加上作者多年的研究积累和数年辛勤撰写,堪称这一领域的优秀成果。

   《中国人口史》已经先期出版的诸卷不仅引起国内知名学者的关注与好评，在西方学术界也引起了较大反响。2001年，吴松弟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出版，美国有关宋元史研究的唯一权威杂志《宋元史研究》杂志第31卷（PP.339－343）发表该书第一章《绪论》。2001年，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米歇尔•贾永吉（MICHEL.CARTIER）教授在《法国汉学年鉴，2001》（PP.158－159）对于2000年出版的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予以评论。美国的彭慕兰（KennethPomeranz）与黄宗智（PhilipCC.Huang）教授等学者围绕着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与欧洲的不同，爆发了一场大争论。几乎所有参加辩论的学者都引用了这项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多卷本《中国人口史》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大陆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已达到学科领域的最前沿。

文：虞云国
   
一部中国史离不开人口史，对此是无庸饶舌的。若要讨论人口因素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就必须借助于人口史研究的坚实成果。中国是一个泱泱的人口大国，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对于世界人口研究与世界人口史研究，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但是直到1988年以后，历史学界才有通代性的《中国人口史》问世。但数十万字一卷本的《中国人口史》，与中国人口史的绵长、复杂与丰富相比，显得很不匹配。2002年，由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全部出齐，这才彻底扭转了中国人口史研究“有气无力”的局面。这部皇皇6大卷400万字的人口史巨著，是中国人口史研究无愧于泱泱人口大国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史学界近年来最令人注目的成果之一。
   
这一成果的取得，是以葛剑雄为首的人口史专家长期拓荒耕耘的结果。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以《西汉人口地理》的出色研究，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历史学博士。其后，他先后出版了多种中国人口史专著，形成了对人口史研究的基本观点与理论框架。尤以1997年主编的6卷本《中国移民史》，深得学术界的好评，成为《中国人口史》的前期成果。这部《中国人口史》，倘若从主编的博士论文算起，已经磨砺了两个10年。
   
强调理论探索，重视研究方法，是这部《中国人口史》的特色之一。
   
主编在第1卷里以20余万字的《导论》，对中国人口史研究的主要问题与总体看法，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导论》视野开阔，议论风发，在理论上既富有总结性，又颇具前瞻性，不仅是一部闳通的中国人口史概论，也是中国历史人口学的奠基之作。
   
如果说，《导论》表达了主编对这一学科的宏观理论把握，其他各卷作者也在相关研究中展现了自己良好的理论素养。他们认为：“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中国学者总应该通过自己的实证性研究，提出一些带有理论色彩的概念来。这既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在研究方法上，人口史既属于人口学的分支学科，又属于历史学的专门史范畴，因而需要同时借助于人口学与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与手段。为了确定历史时期人口赖以活动的特定的空间地理范围，人口史研究也必须利用历史地理学的成果与方法。当然，社会学与人类学等跨学科的方法同样是可以借鉴的。但“所有这些方法的运用，都必须以历史文献和其他历史信息为基础”（卷1页108）。总之，历史学方法是中国人口史研究最基本与最主要的方法。
   
各卷作者根据自己研究时段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运用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例如，第2卷隋唐五代时期因敦煌吐鲁番文书与碑刻墓志大量发现，就采用了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相印证的方法；第3卷辽宋金元时期因人口数据与区域划分都相对较多的特点，引进了序列关系分析方法与邻近区域比较方法；第4、5卷由于人口数据的增多，统计学的方法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第6卷因人口普查数据的相对充分性，对有关人口数据进行评判时，则“主要采用内部一致性的检验方法”（卷6页7）。
   
文献基础扎实，考证功夫精深，是这部《中国人口史》的特色之二。
   
中国人口史研究的困难主要来自史料的局限。对于人口史研究来说，这些研究资料存在着两大问题：第一，如何取得；第二，是否真实。
   
解决第一个问题的途径，只有依靠研究者沙里淘金式钩稽史料的耐心与本领。第3卷的作者从元人文集中寻找出南宋末年全国人口的数据，初步完成了学术界向来认为难以完成的南宋后期人口研究；第5卷作者及其助手为了收集清代府县两级各个年份的人口数据，几乎剿翻了3000种左右的地方志，分别是在获取史料质与量上成功的个例。
   
解决第二个问题的手段，只有综合运用各种史料考辨方法，确证相关人口数据的可信度。本书各卷作者对史料的鉴别与考订，都下了狮子搏兔的大功夫。例如，隋唐五代卷作者对隋代“大索貌阅”时限的考证，对敦煌户籍中“女多男少”的辨订，对唐代地志户口资料的系年，都是颇见功力的。辽宋金元卷作者对宋代户口汇总发布系统的考证，更是引起了宋史学界的充分重视。正是扎实精深的史料考证，奠定了这部人口史巨著的坚实的基础。
   
恪守学术规范，勇于自我批评，是这部《中国人口史》的特色之三。
   
这部《中国人口史》的各卷作者，不但在参考文献里逐一开列了他们所能见到的前人论著，并在学术史回顾里对这些成果进行了评价与分析，既肯定了它们对中国人口史研究的探索与贡献，也坦率地对前人的某些方法、理论、观点、结论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或直接批评。细心的读者还不难发现，这部人口史各卷作者，有时“对同一问题的结论有所差异，对同一年代人口的数字有不同的估计”（卷1页682）。这不但不是这部人口史的缺陷，恰恰是其长处。当自己的学术观点与结论与各卷作者不相一致时，主编鼓励各卷作者坚持各自的立场，认为只有这样，“研究才能深化”。这种学术规范也是值得肯定与提倡的。实际上，类似英国的剑桥中国史与日本的岩波世界史，都是以这种学术规范邀集相关专家编撰而成的。
   
对于自己的研究，这部人口史的作者既勇于修正过去结论的错误，也敢于承认自己目前研究的不足，这也是他们在学术规范上的自我约束。第1卷的作者承认，自己在《中国人口发展史》的旧著中对嘉庆二十五年人口密度最高府州的统计，不如现在第5卷相关表格的数据“更符合历史事实，对人口压力的影响也能做更合理的解释”（卷1页168）。明清两卷的作者在第4卷里修正了原先对洪武时期全国实际人口的过高估计。
   
诚如本书主编所说：“历史的真实只是我们永恒的追求，而不可能是一项具体的成果，中国人口史也是如此。”（卷1页108）作为一项具体的成果，对《中国人口史》的价值，学术界还将会有深入的评价。这部里程碑式巨著的问世，决不意味着中国人口史研究的终结，正如主编与各位作者所表示的，“中国人口史的研究还只能算刚刚开始”（卷1页677）。我们期待他们推出更高质量的中国人口史研究的新成果。

——评葛剑雄主编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 文：虞云国

著名人口学家阿尔弗雷·索维说过这样的俏皮话：只有当我们感觉膝关节动作不灵时，才会想到我们的膝盖；同样道理，只有感受到人口的压力，才会想到去研究人口。中国人口史研究的命运似乎也不例外。

1953年，中国历史上实施了第一次真正现代意义的人口普查，朝野对人口基数突破5亿虽有震动，但还是把人口的激增视为短短几年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佐证，居然对其后每年20％的人口增长率持乐观的态度。按理说，“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的增长”，是毛泽东早在1957年就提出的。但出于政治原因，阴差阳错，同年问世的人口学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却在次年遭到了点名批判。而后就是一连串的折腾，等到十年浩劫尘埃落定，中国人口已经翻了一番，迫近10亿大关。

我们常喜欢说，历史是人创造的。人口的发展变化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与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有着藤附葛绕的密切联系。一部中国史离不开人口史，对此是无须饶舌的。若要讨论人口因素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就必须借助于人口史研究的坚实成果。中国是一个泱泱的人口大国，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对于世界人口研究与人口史的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历史学界还没有一部通代性的中国人口史专著，因而一般历史著作中有关人口的错误所在多有。自1988年以来，虽有多种一卷本的《中国人口史》问世，人口史研究的现状有所改观。但与中国人口史的绵长、复杂与丰富相比，还是很不般配的。长期以来，与对其他历史领域的深入研究相比，倘若借用索维评论人口学的话来说，中国人口史研究也还是“一门有气无力的科学”。

2002年，由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全部出齐，才彻底扭转了中国人口史研究“有气无力”的局面。这部皇皇6大卷400万字的人口史巨著，是中国人口史研究无愧于泱泱大国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史学界近年以来最令人注目的成果之一。贾岛诗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这部《中国人口史》，倘若从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的博士论文算起，已经磨砺了两个十年，宜乎青锋出匣，寒光逼人。全面评价这部多卷本《中国人口史》的学术贡献，显然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胜任的。这里只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略作评说。

先说宏观方面。由于中国人口史研究在理论、方法、资料、对象上的特殊性，不仅为了自身的研究，也为了给中国人口史研究奠定一个学科体系与理论框架，作为主编，葛剑雄在第1卷里以20余万字的《导论》，对中国人口史研究的主要问题与总体看法，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这部《导论》视野开阔，议论风发，在理论上既富有总结性，又颇具前瞻性，完全可以视为相对独立的史学理论专著。《导论》不仅是一部闳通的中国人口史概论，也是中国历史人口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导论》的结论部分，对中国人口发展是否有所谓周期、20世纪的人口转变、人口过剩与人口压力、人口发展变迁的决定性因素、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中国人口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精辟独到的见解。原书俱在，毋庸赘言。各卷作者也都分别以最后一章作为本卷的结论，读者只消一瞥第2卷至第6卷结论章的标题，“隋唐五代人口在中国人口史上的位置”，“从人口史角度思考辽宋金元史和中国史的若干问题”，“对明代人口和明代历史的新认识”，“清代人口与中国人口体系”，“中国的人口转变”，就可以大体领略各卷作者有着怎样的宏观视野与开阔思路。

再说微观方面，全书各卷也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第2卷对中晚唐的人口、著籍户口与实际户口的差异、南北区域人口的发展差异、人口分布格局的演变、人口结构、人口迁徙对社会历史诸层面的影响等，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与意见。第3卷则对宋代户口调查统计制度与汇总发布系统、南宋后期户口数据系列的重建、辽代人口数据的丁户关系、《元史·地理志》的区域户口数据，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成绩。第4、5卷的作者对明代城市人口做了奠基性的工作；他还通过对县府两级人口数据的比勘，重建了清代中期与末年省府级人口数据，并在清代中期与清代末年的城市人口上，推进了施坚雅的研究。凡此种种，都是值得肯定的。

本书主编指出：“历史的真实只是我们永恒的追求，而不可能是一项具体的成果，中国人口史也是如此。”（卷1页108）中国人口史是一门内涵广泛、性质复杂的学科，这部里程碑式巨著的问世，决不意味着中国人口史研究的终结，正如葛剑雄所说，“中国人口史的研究还只能算刚刚开始”（卷1页677）。而各位作者也都表示，将在今后研究中深化中国人口史的相关论题。对于本书的有关数据与结论，他们的态度是明确的：一方面自己“随时准备以新发现的史料或新找到的方法来完善、纠正乃至推翻它们”；一方面企盼其他研究者或读者，“提出比本书更合理的数据或结论”（卷1页678）。我们因而有理由期待他们推出更高质量的中国人口史论著。

最后，想对他们的人口史研究提三点不成熟的建议：

第一，应该继续现代人口史的研究。这部人口史的下限定于1953年，自然有其专业上的理由。不过，主编也已经认识到：“从中国人口史的完整出发”，还是应该“另有一本专写1953年以后的中国现代人口史”（卷1页36）。实际上，1953年以后的中国人口史，内容丰富，波澜迭起，只要敢于冲破禁区，实事求是，是大有搞头的。显而易见，这部现代卷也将会更有应用价值与现实意义。

第二，应该加强人口思想史的研究。相对说来，这部人口史对于人口思想的研究略显薄弱，原因正如主编所说，“本书限于研究对当时的人口产生了具体影响、发挥了实际作用的人口思想”（卷1页88）。但这并不等于历史上未引起重视、没能转化为政策的人口思想，就不值得深入研究。这就好比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在乾嘉时期也被主流学术所埋没，但他在学术思想史还是一份值得重视的遗产。许多人口思想是否也应作如此观呢？

第三，应该做好人口史研究的普及工作。这部人口史巨著长达4000余页，除了少数专业学者，一般读者是不可能读之终卷的。因而，不妨可以仍由相关作者在各尽其长的基础上，重新编撰一部小型的中国人口史的普及读物，删去具体的考订与论证，将主要结论以生动通俗的文字表述出来，辅以最必要而关键的附表，让这一历史学的前沿成果，充分发挥学术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双重作用。想来，这样的中国人口史读物，应比葛剑雄教授当年独撰的《亿兆斯民》会更上层楼。不知各位学者有意于此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