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的田园城市》：一部值得再读的书 文：徐天祥、叶冰
迷茫的时代是理性精神失落的时代，也是人类行为迷失的时代。人类行为迷失的时代，理性精神则是夜空中闪烁的启明星。今天当许多人为城市时代的到来欢呼时，静心再读霍华德先生1898年所著的《明日的田园城市》（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2000年出版）一书，我们则为我国城市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感到此许忧虑。尽管此书已出版100多年了，但这部“注定成为20世纪城市规划全部历史中最有影响和最重要的书”（科林沃德，1998）所表达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理性精神光芒和历史价值。领悟它的思想内涵，有助于我们从理性角度认识我国城市化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乡村与城市和谐的家园，避免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和对发达国家城市现状的盲目崇拜，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是一本不得不再读的书。
迄今，《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在英国再版6次，除第一版和第 二版间隔四年外，其余四版几乎每20年左右再版一次，每一次再版都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这种关注源自于人类从城市化时代走向城市世纪对自己命运的关怀。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城市在促进物质文明、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上作用有目共睹的。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城市的繁荣和发展也带来了昂贵代价，即：田园景观的消失，乡村文化衰落，城市社会结构两极分化，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使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环境支撑能力下降等。这种代价不仅制约着人类对环境品质和生命品质日益增长的追求，也抑制着城市健康发展。霍华德先生之所以超越他同时代的人，高瞻远瞩，深邃的思想百年不衰，来源于他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理性思考，来源于他对19世纪迷茫城市化理性的现实批判。
霍华德先生所处的时代，正是英国工业革命带动城市化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疯狂扩张时期。那个时期，正如著名城市规划思想家芒福德所言：“资本主义承认的只有贪得无厌、傲慢以及对金钱和权力迷恋。……。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准备破坏最完善的社会平衡。……。摧毁一切阻碍城市发展的建筑物，拆除游戏场地、菜园、果园和村庄，不论这些是多么有用，对城市自身的生存是多么有益，它们都得为快速交通或经济利益而牺牲。”尽管霍华德先生终身是一个以速记员为生的“小人物”，但他以历史责任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自觉地承担起社会责任，不畏世俗力量，独立思考，追求真理，推动社会变革。《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1898年第一版的书名是《明日——迈向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我们可从中窥见他思想的内核和胸怀。这也是他书中所表达美好理想。霍华德先生设想的未来田园城市是：自然之美——水清洁、无烟尘、空气清新、田野与城市相融；社会公正——无贫民窟、社会机遇平等、充分就业；城乡和谐——城市繁荣和乡村发展互动取代城乡分离。城市如何发展是有价值判断的。我们是建设满足广大人民利益的城市，还是建设满足少数人利益的城市？我们未来的城市是山秀水清人与自然和谐的城市，还是环境污染严重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城市？这本身就有价值取向的问题，也反映了人类可持续发展中的本质问题。如果我们忽略了这点，仅从怎样建设城市的规划技术层面来考虑，难免工具化，那么也就肢解了他的完整思想，至少可以说有失偏颇。
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的影响下，1899年英国成立了田园城市和规划协会，田园城市建设运动也就此发端，并成为世界性潮流。受此影响，20世纪四、五十年代大伦敦规划方案体现了田园城市目标，这个方案创新理念，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城市是人类最重要的居住环境，2000年世界上有一半的人生活在城市，据估计，2025年世界2/3的人口将成为城市居民。但是，世界城市化加快，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恶化，社会不公正经济政治体系存在，城市面临的居住与就业、能源与交通、环境与为生、贫困与犯罪、水资源短缺等矛盾并没有缓解。解铃还须系铃人。为了建设明日的田园城市，解决人类住区问题，在世界上建设健康、安全、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乡村，世界各国以新的视野，丰富和发展着田园城市的深刻内涵。这些努力体现在1976、1996年等联合国召开的人类住区大会所通过的《温哥华宣言》和《伊斯坦布尔宣言》中。目前，生态城市建设正成为世界性潮流，霍华德先生追求也逐渐变为现实。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市化以前所未有速度和规模扩张，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和建制镇个数从1992年的517个和14100个分别增加到2000年的668个和20,312个。从1992年到2000年，全国城镇人口由32 372万人增加到45 600万人，城市化水平由27.63 ％提高到36.09 ％。作为后发展中国家，我们有理由，也有可能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经验和教训，把我们城市建设的更好。我国目前一些大型城市的扩张模式主要采取的是“摊大饼”的方式，即从城市中心向外不断扩延的方式。尽管这种方式在大型城市以聚集功能为中心的条件下有其客观性和合理性。但是，城市外延无限制地扩大，就会造成所谓的“城市病”。目前，城市人口拥挤、基础设施不足、交通堵塞、地价昂贵、城市管理难度加大、治安环境日趋恶化、环境污染和住房短缺正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这和霍华德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英国工业革命带动城市化遇到的问题何等的相似！我国城市发展中产生的问题，有四种倾向值得注意：
一是唯GDP至上。中国在城市发展中，“城市病”之所以产生，原因在于：传统的发展观，把发展视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将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城市发展和文明的唯一尺度,唯GDP至上。后果是“有增长无发展”，导致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失衡、生态环境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冲突。同时，唯GDP至上，随之而来的是“数字出政绩，政绩出干部”， 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则变为不是硬道理。我们可从以下一个侧面看一看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中国668座城市中有400多座缺水，其中100多座严重缺水，4000万人日常生活受到影响。据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中国有7座城市位居全球10大污染城市之中。唯GDP至上，我们付出的环境代价太大！那么，改变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走有中国特色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城市化道路则是我们现实选择。
二是唯政绩工程至上。中国的城市化推动的特征之一是“机制缺位，政府主导”，我们在媒体上可以频繁地看到一些城市领导宏大的城市发展设想，搞严重超过城市发展需求所谓一流的“形象工程”。决策者不顾一切塑造形象，推介形象工程，热衷于“有想法”和其它城市“不—样”的标志性建筑、标志性广场、标志性工程，沽名钓鱼，做表面文章，实质上是行“形象工程”之名，唯政绩工程至上。政绩工程之所以成为痼疾，主要在于干部自上而下的考评机制唯“政绩化”，干部有了“政绩”，就意味着职位的擢升。至于国有资产的流失和投资效益的低下，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他们只需要捞取政治资本。当这些工程建成之日成为城市发展的包袱时，随着城市化的建设高潮泡沫破裂，给城市带来的不是福利的增长，而是包袱的加重，届时，城市背负的不仅仅企业亏损的包袱，还有整个城市破产或亏损的包袱。珠海机场现象就是这种现象典型案例。当年投资69亿，按机场每年旅客吞吐量1200万人，年货运吞吐量60万吨的标准设计的机场，目前的利用率只有6％左右，拖欠债务17亿。这样的教训还少吗？
三是唯城市利益至上。中国推进城市化战略，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有专家分析认为未来１０年，中国每年仍然将有八九千万人流动于城市和农村之间。中国要想提高城市人口比例，必须以每年１０００万人的速度增加城市人口，到２０４０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可以达到５０％左右。中国早期工业化，在特定历史时期，为了完成资金原始积累，通过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制度安排，从农民那里拿取了几百亿元资金，这种靠剥夺农民搞起来的工业化，是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工业化道路。因此，今天，我们搞城市化，再也不能把农民排除在外加深后患无穷的城乡二元结构鸿沟，应从城乡一体、城乡互动、良性转换上把握。而现实是在公共产品供给上“一个国家两种体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农民在教育、公益事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不能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唯城市利益至上。结果是：农村人力资源、资本等单向往城市流动，乡村衰落，城市繁荣，城乡分割。城乡一体化不是乡村城市化、城市乡村化，而是要城乡政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社会一体化，还农民一个平等的国民待遇，解放农民，这恐怕是解决“三农”问题根本途径。
四是唯少数人利益之上。如果说“形象工程”属于个别领导干部为个人“政绩”对大多数人权利的侵犯，那么，那些建在优美的公共环境和名胜景区高档别墅、高尔夫球场等“奢侈性工程”，则是少数强势集团的私利对大多数人权利的侵犯。强势集团对本属于广大人民群众休闲、娱乐公共物品的挤占，使优美自然景观区成为极少数人的“后花园”，这是对公共福利的一种无情剥夺。属于公共物品的名胜景区受益人应该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更多地保留才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最根本体现，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根本体现。
霍华德先生田园城市思想尽管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但他的《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是留给我们这个时代最宝贵精神财富，重读这本书，它的现实性再无须赘言，我们相信迷茫的城市化回归理性将是这个时代必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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