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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的《风险社会》中的性别和婚姻家庭分析 文：薛红  《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本文作者: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210093

提要：　在贝克的《风险社会》中, “反身性现代化”和“风险问题”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核心主题,而“个体化”是一个核心概念。文章借助这三个概念,集中介绍了贝克对性别身份、婚姻家庭的分析和论述。

主题词：　风险社会　反身性现代化　个体化　性别身份　婚姻家庭


  　 《风险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U. 贝克(U.Beck) 所写的一部“朝向一种新的现代性”的社会学著作。它被认为是20 世纪末欧洲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分析著作之一。1986 年出版后的最初5年内共售出6 万册,这个数字对于一本非教科书的社会科学学术著作来说是惊人的。英文版在1992 年出版后,在1993 年、1994 年、1996 年、1997年4 次重印。此书引起如此之大的社会关注表明了它对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和震撼。在书中,贝克关注的是工业社会的“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 。他从两个角度给予说明,一是“以财富和风险生产为例讨论反身性现代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混杂”;二是“工业社会中蕴含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modernity and counter-modernity)的内在矛盾”。（注1）

        本文关注的焦点并非贝克《风险社会》的整个思想体系以及脉络框架,而只是想从贝克在家庭婚姻、性别身份问题上的独特见解来理解他的思想。虽然贝克是以家庭婚姻、性别身份作为个人生活方式的层面来说明反身性现代化的,但是从另一角度理解,贝克书中所聚焦的两个核心概念“反身性现代化”和“风险问题”, （注2） 也在这一层面体现和展示出来。在这一部分,贝克尤其强调在工业社会中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 倾向,从而导致个人生活、性别身份、婚姻家庭在个体化浪潮中被重新定义,同时,变化了的社会又给个体带来新的危机和风险。以下的分析将集中于“个体化”、“反身性现代化”和“风险问题”三个概念,它们是相互交叉的。“反身性现代化”和“风险问题”是贯穿于《风险社会》始终的一组相互对应的概念,而“个体化”则是在贝克分析个人生活方式这一层面凸现出来的,是“反身性现代化”的一种表现,并带来了新的“风险问题”。

个体化浪潮

        在贝克成名之前,即《风险社会》一书出版以前,他主要从事关于工业和家庭方面的研究。对于他来说,反身性现代化的特征也发生在这些领域。反身性现代化掀起个体化的浪潮,它消解了工业社会的传统变量:阶级文化和共识、性别和家庭角色。

        个体化促使新的社会形成不同的结构和变迁,使阶级的社会认同的区分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但社会不平等没有消失,而是在社会风险的个体化趋势中重新定义;不同的群体和团体依据特定的利害关系问题和情境,建立或解散临时的联盟;而社会的长久冲突将体现在先赋的特征之上,如种族、肤色、性别、民族、年龄、同性恋、身体残疾等等。（注3）同时,个体化直接嵌入到私人领域,使原有的私人空间维度的关系结构破碎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婚姻和家庭形式也受到了冲击。封建社会的性别特征在工业社会中得到强化;在男性和女性的生活之中个体化趋势也愈演愈烈,一方面男人和女人在寻求他们自身的生活时从传统形式和先赋角色中解脱,另一方面又被驱入寻求结成伙伴关系的快乐之中;选择的机会和紧张感形成不平等意识,在各种同居方式中,人们在展现他们隐私的、个人面目时,婚姻却成了一种布景、摆设( setting) ,而非事件的原因(cause) 。

        个体化过程使个体从传统的支持网络中分离出来,失去了来自家庭、邻里、朋友的保障和支持。个体在自我的安排和设计之中强调自我发现、自我创造,劳动市场的三个维度“教育”、“流动性”和“竞争”更是形成个体化的重要原因。教育是个人为谋得一个高的职位寻求向上流动的条件,强调个体自致的职业机会;而流动性也是个人在面对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时不得不把握自己命运的一种方式;竞争更是个人在劳动市场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虽然出现了集体性的向上流动,个人收入、生活质量得到普遍提高,但不同群体的差异依然存在。同时,各种消费形式和生活方式也不再为特定群体所专有。劳动关系司法权的确立,个体无需依赖特定的利益群体便可以在法庭上直接伸张自己的权利。现代都市的居住方式、住房安排也产生了新的个体化形式。大都市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居住在一起,但邻里之间的关系更加松散,而原来以家族为纽带发展起来的社区形式也消失了。个体化使原有的社会关系(如家庭、邻里、朋友、伙伴) 变得松散和不稳定,个人不得不以自己单薄的力量去面对社会,虽然在面临各种社会风险和社会问题时,可以依据利益关系和特定情况形成联盟,但是一种长久的、稳定的亲密关系却消失了。

        个体化不仅没有使社会不平等消失,反而使之更加强化了,社会风险的个体化对不平等进行了重新定义。马克思和韦伯在分析不平等时,马克思很大程度上将个体化等同于阶级形态、对苦难的集体经验和阶级斗争的结果,在此,个体化依赖于复杂的社会结构条件。而韦伯认为建立在地位之上的传统和亚文化的连续性和传统性阻碍了个体化,个体化的动力与市场用以维系社会的阶级地位联系在一起。现代社会的不平等不再是基于阶级矛盾的本质之上,个人在谋取物质生存,设计自我发展时,不得不选择和改变自身的社会认同,同时也伴随着承担风险。从这层意思上说,贝克认为个体化意味着生活方式和生活形式的多样化和演变。（注4）我们面对的是个体化了的社会不平等和与之联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社会不平等的强化和个体化是相互交叉联系的,如各种社会政治和社会转型中的系统性问题都被归结为个人的失败。

反身性现代化

　　贝克认为传统的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是有区别的,一种是古典的现代化(classical modernization) ,是在19 世纪反对封建社会、建立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而另一种是反身性现代化(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是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之中发展的。在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性社会,而是一个现代的封建社会。在这种半工业半封建社会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传统的遗物,而是工业社会的产品和基础。（注5）从性别特征分析也是如此。

        总体上,工业社会的工业化和商业化与传统家庭形式和性别身份是相互排斥的,但是工业社会却依赖于传统的男女不平等的地位。男女两性角色的分离形成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 ,而核心家庭的家务劳动和生活形式又是工业社会所必需的。核心家庭内女性承担家务劳动、男性外出工作,不仅是家庭劳动分工,更是一种社会劳动分工。伴随着19 世纪工业主义的胜利形成的核心家庭形式,在今天变得越来越“去传统性”(detraditionalized) 了。家庭的再生产和以市场导向的生产方式,代表着两个时代的组织、规则和价值系统,现代性和现代的反现代性在工业社会中被焊接在一起,它们彼此互为补充、互为条件、互为对照。无报酬的家庭内部的劳动以婚姻的形式被自然地强加于女性,女性在用丈夫挣来的钱处理家务开支,维持家庭运作,这使她们对婚姻、男性产生依赖,无法保持独立性,丧失了决定权。这种分工在19 世纪使现代封建性别秩序得以建构,因此现代化过程也伴随着反现代化的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市场为导向也影响到女性的生活,家庭和男女之间的关系得以新的组合,女性大量涌入劳动市场,力图摆脱对男性的依赖。“这消解了原有工业社会家庭道德、性别、婚姻禁忌、父母角色和性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并对家务和工业劳动关系重新进行统一”。（注6）但是即使这样,也仅仅是不平等的形式转变而已,贝克认为这关键在于“在以男女不平等为先决条件的制度化结构之中是无法创造出男女之间的平等的”。（注7）核心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安排、职业工作、社会法律、城市规划、学校等社会制度化结构都是以建立在性别身份基础上的核心家庭传统图式为前提。

        而现代市场的发展是否使男人和女人从各自封建的先赋性别角色中解放出来了呢? 女性主义认为现在的妇女已经从传统轨迹中脱离出来。他们的理由在于妇女的寿命日益延长,家务劳动变得轻松和简单,妇女有权自由地决定生育,离婚数字的提高表明了她们对男性和家庭支持的依赖性减少,并且妇女获得了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然而贝克认为情形并非如此乐观,妇女并没有由于她们的所谓“现代女性身份”而改变命运,在劳动市场、教育、流动性、职业安排之中个体化的不断加剧,对家庭产生了双重甚或三重影响,男人和女人也面临着不同的境遇,个体化重新和性别身份以及传统角色安排相联系。在劳动市场中,妇女要面临着无法逃脱的失业威胁,她们从婚姻依赖中解脱出来,但在工作中却不能获得自主的生活。她们要继续极大地依靠来自丈夫的经济保护,而这原本被认为是妇女参加工作后早已不存在的情形。对于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女性的“母亲”角色。女人要生孩子、抚育孩子,为他们承担各种责任,甚至将孩子作为生活的核心,于是“孩子”成为他们在劳动市场中失去优势的障碍,因此女性在同传统角色相决裂之时又不得不与传统角色重新产生关系。而男性的情形恰恰相反,生存的独立性和传统角色认同是一致的。男人的角色是作为“职业男性”而存在的,经济的个体化是和男性角色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作为父亲,却无碍于男性的职业生涯,因此对于男性来说,父亲角色和职业,经济独立和家庭生活并不矛盾。从这一点来说,个体化强化了男子的角色行为,他们反对传统角色主要在于对男性角色的认同感的松散和试图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模式。（注8） 工业社会中现代性的个人原则强调个人自由和平等。

        个体化趋势也终于使男女角色发生了改变,然而社会的各种亲密关系变得脆弱了,于是人们都力求多样的社会关系和长久的亲密关系。因此孤独感有可能成为婚姻稳定的基础,人们因害怕孤独而更加强婚姻关系的稳定。但同时家庭和个人经历的关系变得松散了,在每个人的经历之中,家庭并不一定是必然的模式和必经的过程,家庭关系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

        男女之间选择机会的存在也造成不平等的意识。在现代化过程中,在社会行动的各个领域中,各种决定都是多元、复合的。男女之间结婚前、结婚期间、结婚后的多种同居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婚姻、父母角色及家庭模式。事实上这种性关系涉入到劳动市场、父母角色、职业及分层、政策等等方面。贝克认为,在婚姻内外的关系之中,选择可能性的放开也是引发冲突的开始,如配偶之间对职业流动性的分歧,家务劳动和照看孩子的分工,避孕和性关系的形式。在作出决定的过程中,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对于男女将产生不同的和相反的结果与风险。（注9）个体化的社会流动更加便利,一方面整个劳动市场的运行需要个人的流动性,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婚姻和家庭来说却更需要一种稳定。因此,现代性的市场模式需要一个没有家庭、没有孩子的社会,而当配偶双方都自由地赚钱赢得经济独立时,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必然爆发。对此,贝克认为在现代化的市场社会中,有个人和制度两个方面的解决途径。（注10）制度方面的措施主要是经济保障和个人进入就业渠道的无障碍性,以协调个人关系之间的矛盾。如居民最低收入保障、弹性工作时间、与职业工作不相联系的社会保障制度确立,对扫除已婚夫妇的就业障碍等等。个人方面,实际上是风险在家庭内部夫妻之间的分配,由谁放弃经济独立和保障。同时职业流动的选择问题还涉及到孩子的出生时间、数目和抚养情况。婚姻和性关系的相对独立,有时候单亲母亲不再是被遗弃的后果,更是一种自我的选择。在家庭内部的个体化过程中,孩子一方面被看作个体化的障碍,但同时他们也成为仅剩的、不可废除的、稳定的首属关系的基础,孩子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在反身性现代化过程中,一方面打破了原有的阶级文化和意识、性别身份和家庭角色,同时以现代劳动市场作为动力的整个个体化浪潮使个人独立地面对社会, “教育、流动、竞争”强调自致、自由、平等,这些规则仿佛赋予工业社会现代性的特征。然而事实上,在工业社会中,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两个方面同时存在,工业社会没有达成它所预设的彻底的现代性,它仅仅是个半封建、半工业的社会,封建性的方面在工业社会中进行生产和再生产,形成工业社会的产品和基础。从性别身份和婚姻家庭来看,劳动市场的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内部的分工;虽然女性进入劳动市场和反抗传统的性别身份,但男性却更加强化了传统的性别角色,这种不同的境遇使男女没有摆脱不平等的命运;面对着选择的多种可能性,可能产生冲突和紧张。这种可能性取决于选择主体。

风险问题

　　在《风险社会》中,贝克关注的两个核心主题是反身性现代化和风险问题。现代化涉及到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者主体的变化,而风险是工业社会中新的逻辑。工业社会中的风险特征是伴随现代化过程而出现的,因此贝克所定义的风险概念是“作为一种处理由现代化自身诱发而引起的危害和不安全的系统方式”。（注11）风险是工业社会中现代化的意料不到的后果和产物。反身性现代化和风险渗透在整个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前面所谈到的反身性现代化两个方面,它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混杂,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实际上包含着风险的内涵。贝克分析了以往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财富和风险生产分配的两种不同的逻辑。人们从对财富的追逐转向更多地对无所不在的危险和灾害的逃避。在风险刚刚出现时,作为潜在的边际效应而得到合法性。但随后风险不再是隐性的,更变成一个全球的问题,成了社会关注和科学调查的主体。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各种环境污染和各种大的灾害问题在风险分配中也跨越国界、跨越阶级,造成风险无处不在,人们也将无法避免。（注12） 而这最终会冲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给予社会一种新的价值、发展方式和秩序。工业社会中现代性和反身现代性之间的冲突中,风险更多的是由于个体化的过程所致。这种个体化影响了个体生活方式、个人阅历、以及原有的性别身份和家庭角色的改变。

        个体化使原有的各种社会关系变得松散和不稳定,个人失去了传统的来自家庭、邻里、朋友、伙伴网络的支持。劳动市场之中流动性加强,缔结永久性的社会纽带的可能性降低,激烈的竞争加剧社会群体内部的个人孤独感,而现代居住方式使个人面对的是陌生人的世界。即使在家庭成员中间,他们也选择各自独立的关系和生活在自己的关系网络之中,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形成有赖于个人选择,社会纽带变得反身性了,它们依据个人选择得以建立、维持和更新。社会的隔绝感和孤独感成了各种关系的最主要的模式。人们找不到可靠的保障和长久的支持,个人以单薄的力量去面对社会,孤立无援。人们面临各种社会风险的可能性也在增大,危机和不安全感时时侵袭着个人。

        实际上在家庭之中,由于男女性别身份和角色定位的不同,他们所承担的风险也是不同的。个体化使家庭关系变得松散和不稳定了,人们从家庭婚姻中得到的支持和保障正在降低,因此在家庭内部,男女两性都承担着婚姻的风险。这主要围绕着“经济独立”和“子女”两个方面。在传统的家庭模式中,妻子从事家务劳动,丈夫在外工作挣钱,妻子的工作是没有报酬的,她们以丈夫的工资收入来维持家庭运作,因此妻子依赖于丈夫,依赖于家庭,当失去丈夫和家庭的屏障时,妇女就会面临很大的生存问题以及贫困的威胁。虽说爱情可以是维系家庭婚姻的纽带,但在高度个体化的工业社会中,它无法给予妇女承担风险的足够保障。当妇女都进入劳动市场之后,她们一方面相应得到了经济独立,增强了在家庭内部事务中的讨价还价能力以及决定权(如生育) ,但另一方面,传统性别身份还在进一步强化,妇女受到的失业威胁更大。风险在家庭内部和夫妻之间也进行了分配,家庭之中以一方为轴心,另一方就要相应地承担不利的方面(如为了丈夫和家庭,女性放弃职业妇女的身份或跟随丈夫迁移) ;谁为家庭倾注得更多就相应地放弃部分的独立性(如承担照看子女的责任) 。当然现在也并非只有女性为家庭作出牺牲,有些男性也担当起“家庭妇男”的角色。但无论如何,牺牲的一方不得不放弃经济独立性、安全性,承担更多现在的、将来的风险。现在不少妇女陷入新的贫困,不是社会地位和缺乏教育的结果,而是离婚这个因素使她们失去了配偶和家庭的支持。（注13）

        子女原来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妇女进入劳动市场的障碍, “母亲”的角色使她们在生育、照料、培养子女时倾注很多的精力和时间,也使她们在职业竞争中相对处于劣势。但个体化的浪潮使各种社会关系脆弱,个人的隔离感和孤独感上升,子女日益成为缔结稳定的首属关系的基础。随着子女出生数目的减少,他们的重要性也日益提高。因此夫妻双方对于子女的关注和拥有的热情更强烈。贝克分析,双份收入(夫妻双方都参加工作)的家庭,离婚后子女往往判给母亲,而这时父亲强烈地感受到处于不利的境地,有些父亲为了使子女能够跟他们在一起,甚至不惜违法绑架自己的孩子。（注14）

        男女双方如何从家庭之中谋求更多的安全感,更多的保障,贝克提出以协商家庭(negotiated family) 来替代核心家庭,男女双方以情感的舒适来调节。从个体来看,在这样的家庭模式中,能赢得更多的平等、安全和利益。从总体来看,这种家庭模式也是不稳定的、松散的,也没有真正赋予家庭内部成员更多的安全感。

一点启示:走向新的现代化

　　贝克在反身性现代化的基础上,从个体化角度分析婚姻家庭、性别身份关系,使他有别于一般的家庭研究者以及女性主义者。正如拉希和温在评价贝克对风险的分析时所说:“贝克是少数几个有理论见识的社会学家之一。”贝克的视角总是独特和新颖的,在探讨《风险社会》的焦点环境问题时,他使得“环境”从自然科学话语的垄断中摆脱出来,更多地从社会、政治、文化的角度来关注环境污染和各种灾害。在这一点上贝克是较激进的。对家庭、婚姻问题他的态度相对平和一些,但他的出发点也与众不同。例如在谈男女的劳动分工时,有些研究者从男女的生理特征和性格、人格的差异来确定社会性别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认为在家庭内部和劳动市场中性别角色的期望不同而导致分工中的男女不同境遇;强调社会对性别的一种“刻板印象”。（注15） 在贝克的视野中,不管是强调环境还是个体化之中的生活模式、科学和政治,现代化都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正如19 世纪的现代化打破了封建社会的结构,产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要打破工业社会,另一种现代性也在形成”。（注16）因此风险社会是一个反身性的现代化社会,它朝向一种“新的现代性”,并非现代性的终结而是开始,只是它突破了古典工业社会的设计。


注释：

注1：Beck ,U. ,1992 ,pp. 12 - 13.
注2：Lash &Wynne 在《风险社会》英文版序言中认为,该书包含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核心主题是“反身性现代化”和“风险问题”
注3：Beck ,U. ,1992 ,pp. 100 —101.
注4：Beck ,U. ,1992 ,p. 88.
注5：Beck ,U. ,1992 ,p. 89.
注6：Beck ,U. ,1992 ,p. 89.
注7：同①,p. 109.
注8：贝克认为男性角色和职业之间的牢固关系的矛盾主要在于女性的变化。一方面,女性大量地投身于劳动市场,使男性在家庭中的支柱地位相应降低; 另一方面,男性在日常生活中和感情方面更依赖于女性。参见《风险社会》,第112 —113 页。
注9：Beck ,U. ,1992 ,p. 105.
注10：Beck ,u. ,1992 ,p. 105 ,p. 116.
注11：同①,p. 21.
注12：虽然在“风险分配”之中,特权者和发达国家可以凭借其权力,让各种风险和灾害集中于穷人身上和转嫁于落后地区,形成一种新的不平等,但风险分配之中的“反弹效应”使人们无法逃避风险分配的命运。因此从这个角度看,风险是跨阶级、跨国界的,无人能够逃脱。
注13：Beck ,U. ,1992 ,p. 89.
注14：Beck ,U. ,1992 ,p. 113.
注15：有关“两性分工”的理论很多,可参见周怡,1995 ,“有关两性分工与合作的理论透视”,载《国外社会科学》,第5 —6 期。
注16：Beck ,U. ,1992 ,p. 10.

参考文献：

1. Beck ,U. ,1992 , Risk Society :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trans. Ritter ,M. ,Califarnia ,Sage Publication.
2. 瓦伦丁·M1 穆加达姆,1995 ,“妇女在社会中”,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第12 卷,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