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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林村的故事》 文：周孜正  出处：《社会科学论坛》

        黄树民先生（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的《林村的故事—— 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素兰、纳日碧力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以下简称《林》，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在当代中国研究的著作中，题目虽不张扬，却是一本颇为内秀的著作，就像冬日里一只热腾腾的“烤红薯”。林村既小也普通，但可供研究的价值却极为丰富深远。读者一剥开“书皮”，就会发现里面黄灿灿又香又甜的实在内容，甚是诱人。

        《林》书仅是一个闽南小村庄1949年后的民族志，对1978年后任该村党支部书记叶德文富于戏剧性的生活记录是该书主线。显然“叶书记”的历史份量是无法比拟于主流形态里的众多伟人巨帅、英雄劳模的，可笔者以为，恰恰是对林村这样一个几乎被人忽视的小村子的记录，恰恰是叶德文这个普通知识分子对自己和林村历史的个性化诠释，给出我们一幅1949年后动荡的中国社会中一个人、一个村庄甚而一个国家成长和转型的具体清晰的历史镜像，同时也是建国后中国大城市生活史镜像的极佳对照。正如黄教授所讲：“从叶书记的一生和工作中，我们目睹了这个国家的澎湃汹涌。”

        《林》书虽是一本人类学的民族志著作，但对于当代中国史的研究，确有可资借鉴的重要史学价值。《林》书进入当代史的范畴且被关注的原因是国内十余年来方兴未艾的“社会史已使历史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注1)，关注的范围更为宽广，能为历史研究提供帮助的资料均可进入史料的范畴，并不仅限于典籍文献，文化人类学的成果作为一种新史料自然愈显重要。很显然，如果我们想重新全面解释1949年以后一些已有的“定论”，就需要将以往忽略的“基层社会的历史、普通民众的历史、日常生活的历史和民间文化史掸去灰尘，重新放在适当的位置上”（注2）。《林》书已通过人类学的田野方法做了此类研究的部分工作，并创作了一个可供参照的普罗人物研究的极佳样板。

        从具微的方面讲，笔者以为书中有两点很有价值。首先，《林》书通过对个人的口述记录来观察研究1949年后中国农村社会，这为研究当代中国史开拓了一个新的视角。国内当代中国史研究做口述史的人不多，就是做，关注的通常是较重大的命题，比如“文革”“大跃进”等。对于全面记录一位农村支书口述自我几十年生活史的例子是极少的。读完此书，我直观感受到了口述与文献的不同记录风格，特别是前者记录的鲜活历史所产生的一种异样的冲击力量，这种个人的生活史记录必会使历史研究产生新的意义，“它要改变一种历史的形成”（注3）。

        以前历史书中的人物，史学家与他们是一种书写与被书写的关系；而现在通过口述，人物直接变成了书写者，或者是研究者要按他们的表达方式进行文本再现。这就使当代中国史有了两种声音、两种文本。如《林》书里中国农民不再是历史书上的“勤劳勇敢善良”的简单叙述，成了叶书记耸耸肩、无力地笑一笑后所讲的“农民根本不知感恩，他们老是希望你什么事情都帮他们安排的好好的，但他们从没想过他们自己能够为大众的利益贡献什么心力”（第208页）的活生生的形象。很显然，普通人物的口述记录不仅提供了不同于正史史料的现场描述，还眷顾了一般难以顾及的历史死角，进行补充，对一些历史观念进行纠偏。有海外关系的叶书记在“文革”中并未被打成叛国贼或间谍，《林》书中他本人解释是，“在本地，海外关系不算什么”和“政治斗争大多是针对高层的党干部和城市里的居民，农民大都得以逃过政治斗争的迫害”（第23页）这两个原因。书中不胜枚举的实例给了我全新的观念和感觉。毫无疑问，黄教授创造的叶书记的口述村庄史模式，将“是对过去的历史和文献制造出来的书写者与被书写者关系的一种挑战”（注4）。

        其次，《林》书为重视以及如何观察研究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社会中“准知识分子”的思想心态史创造了一个富有价值的成功典范。所谓中国农村社会中“准知识分子”，笔者认为就是乡镇一级社会中受过高于一般村民的文化教育、有一定的独立思考又能对乡村事务产生较大影响的公众人物，诸如村长、村会计、赤脚医生和小学校长等，他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很值得关注。意大利共产党的哲学家宏东尼奥·葛兰西曾认为与农民大众相关的乡村型“有机的知识分子”对农村社会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大多数是“传统的”（注5），而且“农民大众每一步有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知识分子的运动相关联并且有赖与此”（注6）。在中国，《林》的主人公叶就是这种乡村型“有机的知识分子”式的人物，也即是我上面讲的农村社会的“准知识分子”。作为“村中仅有的两位40岁以上的高中毕业生”（第13页）之一的叶书记（另一位是叶的夫人），很自然地成为1949年后“新的阶级所彰显的新型社会中部分基本活动的‘专业人员’”（注7）。叶曾是1964年四清工作队的成员；1967年任传达“上级机关的指示”的大队办事员；1978年任村书记后带领大家致富。叶的经历、所任职务和文化基础使得他可以站在一个适当的角度对中国的政治运动做出与一般农民不同的思考，产生出我们未闻的想法，这种思考、想法和心态正是黄教授所关注并着重记录的，也是当代中国史研究所不可或缺的。

        事实上叶文德对自己的思考也很看重，触动其内心深处的是黄教授对这位和新生中国一齐长大的村级干部的发问—— “过去30年中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是许多乡间民众的共同经验，这种经验一定和毛主席、朱德的观点不同”（第15页）。由于碰上了黄教授，叶的所想被记录成为可能，叶同意与黄教授合作并提供了《林》书的口述资料。但对于有丰富基层历史经验的极庞大的底层“准知识分子”来说，“自我下意识保留的人生记录极少，而史学工作者、档案部门也很忽视这方面的工作，事实上是研究‘活的文化化石’的文化人类学者们正在填补这一空白。这种情况是由于历史学和人类学二者在研究方法上的显著差别，前者重视收集历史文献，而后者注重“亲自到所研究的区域内观察、访问和直接参与各种文化活动”（注8）。黄教授贴近对象的田野努力突破了以往史料来源的框框，在记录口述史的同时，再现了人物的生活背景，还历史以丰满的立体感和真实感。

        另外，给黄教授第一印象是“机警过人、居心叵测、消息灵通、好管闲事”的“最恶劣的乡间干部的代表”（第10页）叶书记，他是如何去取得叶的信任并交上朋友，直至参与人物的部分生活，为他录音访谈、写上传记的，以及如何获得人物真实想法的调查方法和学术经验，在《林》书中这样的睿智之处随处可见，这都是值得学习借鉴的。我以为这些睿智不但会有助于改进我们的研究方法，也会对我们处理人际生活问题助益良多，这也应是我向大家介绍这只冬日里的烤红薯原因之一吧！

注释：

注1：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注2：上海图书馆网站， 书评选粹：《寻找民间的记忆——赵世瑜谈历史研究的视角转换》，http://www.library.sh.cn/chinese/pub/shuping/list.asp?spid=758
注3、注4：引自《口述与文字—— 谁能反映历史真相》，光明日报《书评周刊》2002年7月18日，http://searchserver.gmw.com.cn/cgi-bin/gmrb/Apollo
注5、注6、注7：宏东尼奥·葛兰西著：《狱中札记》第9、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注8：张猛等编著：《人的创世纪—— 文化人类学的源流》第1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