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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国庆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如果从理论社会学的角度，将战后日本社会学的范式转换分为三个时期，富永健一教授以其产业化社会学理论被视作日本社会学第二期的代表学者。他的代表作之一《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图宾根讲义》是运用社会变迁理论对日本现代化的社会史的剖析。

　　该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将日本的现代化历史与社会学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结合起来。我认为，该书对思考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问题的学者和一般读者来说，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理论意义。尽管中国与日本国情不同，但是作为亚洲的国家，两者同属后发的现代化国家，而日本是在非西方国家中最早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因此日本的现代化过程应该对中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无法否认的是，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对于我们分析宏观社会的结构变迁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富永教授在第一章中首先提供了一个分析后发社会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即将整体社会分为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三个子体系，把产业化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根本标志，把民主化作为政治现代化的标志，把自由、平等和理性主义作为社会文化现代化的根本标志，以此作为价值标准，对三个体系现代化的基本变动趋势以及互动关系展开分析。

　　对于社会-文化子体系，富永教授把它进一步划分为亲族与家庭、组织、城市-农村、社会阶层与国民社会五个部分，并逐一展开分析。富永认为，从家长制家庭到核心家庭的结构变迁就是家庭这一社会群体的现代化。在从农业社会走向现代产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地域社会最基本的变迁是形成于农业社会的共同体的解体。组织的现代化是目的合理性程度的提高以及平等竞争的业绩原理的普及。关于社会阶层，它的现代化标准应该是社会资源配置以及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的均等化，是阶层之间社会流动程度的提高。最后，国家的现代化是它放弃作为国王的专制工具而转变为国民国家。

　　富永教授认为，非西方后发社会的现代化不可能是完全的西方化，现代化是通过文化传播实现的，每一个子体系的现代化条件各不相同。规定非西方世界中现代化是否容易发生的三个因素的一般作用规律是：从传播可能性看，经济领域大于政治领域，政治领域大于社会-文化领域。从动机赋予来看，其寻求变迁的动力大小则呈现出从经济、政治到社会-文化领域逐渐减弱的规律。同样道理，现代化过程中冲突中发生的可能性呈相反顺序，即经济领域最小，政治领域次之，社会-文化领域最大。关于后发社会不同领域现代化一般规律的论述告诉我们，在后发社会中，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现代化的进展程度是不同的，可能会出现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要素并存的多层结构，而现代化进展的错综程度与人们的地方性知识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