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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是个危险的种群。在罗素、雷蒙德·威廉斯及汉娜·阿伦特等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关注公共话题的知名学者看来，如今我们只有肤浅的专家、浅薄的演说家和骗人的医生。在知识经济的今天，我们把最广泛地参与高等教育与最无聊的文化结合在了一起。在本书中，作者对以“反精英主义”为旗帜，片面强调广泛参与而导致知识分子贬值、文化领域弱智化、文化媚俗化的庸人主义思潮与实践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与批判，阐述了知识分子对文化与民主所做出的最本质的贡献，试图告诉我们，为什么在今天，我们有必要重建一个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能够对话的公共领域。

文：王建坤
出处：新京报

     早在三十多年前，美国学者里金夫在《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开篇沮丧地说，“我们每天都发觉世界比前一天更加杂乱无章了。”如今，这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已经泛滥成为一种典型的社会心理病。没有方向感的怀疑是我们内心混沌的最好写照，知识总量的增长并没有赋予我们清晰有力的感觉，知识就是力量等传统信条开始坍塌。

　　知识、意义和真理的绝对稳定的价值受到威胁。对这种流行的相对主义哲学观念所蕴涵的致命危险，没有谁比英国作家弗兰克·富里迪看得更清楚。在新近出版的这本《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中，他将上述现象归之于庸人现象的一部分，并忧心忡忡地说：“由于觉得意义和真理已经脱逃了我们的掌控，面对不确定时的无能为力感觉更加强烈了。反过来，由不确定所滋生的迷失和焦虑又助长了一种情绪，这种情绪赞同永远对知识和真理加以质疑。”

　　这种迷失不仅存在于一般人身上，而且也开始弥漫到知识分子之间。在英国，庸俗主义和弱智化充斥着从学术、艺术到文化的各个社会生活领域中。这种现象激发了这位英国肯特大学社会系教授的使命感。在一个相对主义哲学观念喧嚣尘上的时代里，他再次大声呼吁尊重启蒙运动的遗产，为精英主义辩护，以《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为书的副标题，让人觉得他像唐吉诃德。

　　在他看来，民主教育与精英主义并不抵触。前者当然意味着历史进步，但放弃精英自身的“标准”则只能带来集体平庸的灾难——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都将失去明智力量的指引。在英国，到处都是浅薄的权威专家、智囊团辩护士和宣传家，而真正有学问、有眼光并关心公众事物的知识分子已经灭绝。他反复强调说，知识分子只有努力抵制平民主义所奉行的“联系现实”和“向公众开放”这样的庸俗标准，恢复文化、艺术和学术的自身评判标准，他们才能从疲乏无力的软弱中，重新赢得尊严和力量。

　　作者并不是第一个对庸人现象做出回应的思想家，他的答案却明显体现了启蒙者的鲜明特征。作者真诚的知识分子使命感会让某些人感到鼓舞，其鲜明的精英主义姿态注定让某些人感到不舒服。精英主义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词语，因此这是一本你要么喜欢要么憎恨的书。需要注意的是，他所提供的解决办法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或许对民主教育发达的国家克服庸人主义会很有效。很难想象，其建议对社会资源流动相对封闭的国家会有多少参考价值。

　　从个人角度来看，这本书没有满足我对它的智力预期。

　　作者对教育有着根深蒂固的崇拜，但他对理想教育的影响力有着过高的估计。他理想中的精英知识分子很像百科全书式的英雄，然而他也许忘记了，这样的人物在任何时代都是凤毛麟角，更何况我们处在一个谁也无力扭转的专业越来越细致的时代。如何为公众和精英的心灵发动一场思想之战，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难题。

文：李建军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1期

　　庸人（即法利赛人）是富里迪尖锐批评的一种人格样态。它可以被当做知识分子的反义词。按照通常的界定，庸人是文化修养低下、只对物质和日常事务感兴趣的人，而知识分子则是有文化的、对精神和意义世界感兴趣的人。然而，“庸人主义”却大行其道，成为一种在全球范围流行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由于否定启蒙、怀疑真理、认同平庸成了时尚，知识分子便成了“特别不重要的人”。知识分子的“理性主义”让位给“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拒绝主义”（declinism）让位给“顺从主义”（conformism），同时，作为“后现代性”的一个后果，知识分子角色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立法者转变为阐释者”。唉！就这样，知识分子把自己给弄丢了。
　　富里迪批驳英国教育大臣克拉克错误的教育理念，反对福柯对主体性和启蒙的否定态度，推崇知识分子的“为思想而生存”的古老原则，赞美那些终其一生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他视自己的写作为与“庸人主义”之间的战斗。在他看来，一定要为公众的“心灵和头脑”发动一场“思想之战”，而“如何展开这场战争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一个相对主义泛滥成灾的时代，他.直面现实的激情和勇气令人肃然起敬，而他对问题的深刻洞察和分析，则使他的这部著作成为令人无法忽略的重要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