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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是游民生活的空间，也是干犯法纪、为非作歹的渊薮。凡是敢于与主流社会对抗的秘密组织成员、打家劫舍的绿林豪强、闯荡江湖的各类人士，乃至称霸一方、为人所惧的痞棍，都会被畏惧者恭送一顶“好汉”的帽子。逼上梁山是“造反有理”的过程与归宿。不义之财，取之何碍，是游民劫掠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总的说来，它仍是“强盗逻辑”。
　　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游民、游民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密切关系，游民文化对于文学创作，特别是对于通俗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意识，习惯作用，也因通俗文艺的流传而深入到了各个阶层，本书阐述深刻，可读性强。

文：杨乃济  
出处：博览群书 2000.7　　

　　王学泰兄与我是相识十余年的老友。记得最初认识他是在一次品尝美食的聚会上，以后就成了谈论饮食文化的同道。由于我一直从事着科技专业，于文史只是蜻蜓点水式的玩票客，所以尽管他对游民的研究已达十年之久，不断地发表了深有见地的长短文字，我却只至近两年才拜读了他在学术上最闪光的成果--有关游民、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论著。

　　尽管个别前辈学者也曾关注过游民问题，但作为一个专题做全面深入剖析的，他是当之无愧的开山者。而这山一开，便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上下三千年的游民与游民文化的历史长卷。

　　这一幅游民与游民文化的历史长卷，画面并不美丽，很像是用扫帚蘸了阴沟污泥画就的大泼墨。因而它给我的不是美感，而是一种毛骨悚然的恐惧感，它使我忆起了鲁迅先生在《华盖集·长城》一文中说的：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我突然觉得这可怖的游民历史画卷，就是一道围绕在身边的长城，砌城的砖有的古至数百年、上千年，但其间混杂着颇多补添的新砖。请看：往日劫取生辰纲的好汉们已改去抢劫银行运钞车了；偷鸡的"鼓上蚤"改行去偷汽车了；往日拦路生财的成了今天的车匪路霸；当年的"酒色娼妓"阎婆惜们走进了发廊、歌舞厅、洗浴中心；而当年出自游民文化人笔下的通俗小说，也化做了今天的新式武侠小说和痞子文学，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小说行销排行榜的首席宝座，成为高等学府内最走红的文学读物……。

　　面对"长城"之围的我，不禁浮想联翩，于是开笔写下这篇《长城之围的联想》。 　　

　　一、我的读史恐惧症 　　

　　我读中国历史时，总是感到既自豪又痛心。何以自豪用不着再做解释，可痛心的是中国历史中不断出现人与事的轮回，其出现的频率远比外国大得多。

　　本来学历史是要人们从中吸取教训，不再重复前人走过的弯路，避免出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不该发生的事。然而事与愿违，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却总让人看到一出出循环上演的丑剧、恐怖剧，令人毛骨悚然。它使我想起知堂先生在《永日集·历史》一文中写下的：

　　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他能揭去我们眼上的鳞，虽然也使我们希望千百年后的将来会有进步，但同时将千百年前的黑影投在现在上面，使人对于死鬼之力不住地感到威吓。……世上如没有还魂夺舍的事，我想投胎总是真的，假如有人要演崇弘时代的戏，不必请戏子去扮，许多脚色都可以从社会里去请来，叫他们自己演。

　　我不信鬼神，也不信投胎转世之说。但活了六十多年，亲见那一再转世的游民英豪确乎车载斗量。

　　近来看了学泰兄对游民与游民文化的研究专论，我突然有所领悟，尤其是他在《被忽视的游民与游民文化》一文中说的：

　　一个民族(特别具有古老文明传统的民族)早期思想资料会成为这个民族文明、文化发展的基因，不管此后其经济与社会背景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其文化机体如何成熟，还是要表现与其它文化不同的面貌，这就是基因在起作用。中国也是这样。除了儒家、道家、法家一些思想主张构成中国文明发展的主流外，游士纵横家们的无是非观、纵横捭阖的阴谋诡道也为离经叛道的士大夫和游民知识分子所取资。它与游民从自己的地位和经历所生发的思想情绪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游民意识。游民在人格理想上崇拜游侠；在人际关系上注重小圈子，重视帮派的利益；在道德上他们推崇义与义气；在处理事务和斗争中看重目的，不讲究手段，只讲敌我，不讲是非。这些在游民知识分子的历史的作为上与文艺创作中皆有所反映。

　　看到这儿，我对自己何以对历史怀有恐惧感似乎有所了悟，这当是游民文化基因的魔力所致吧!看看我们这个人口繁衍力特别强盛的民族，当井田制一经解体，就出现了为数可观的不同于"石民"的"游民"。由于"游民"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它有远比"石民"更顽强的生命力和"游走性转移"(借用病理学称病灶时说的)力，因而不时再现其祖先的面目。

　　其实"石民"也曾出现历史的轮回。如果不健忘的话，"文革"前十余年的毛泽东时代，严格的户口制度和按户口发放的各种命根子票证(粮票、油票、肉票、鸡蛋票、豆腐票、布票、糖票、点心票、工业券……)，已使人成了比"石民"更坚牢的"钢民"了。当年那良好的社会治安，至今还让人怀念不已。不过这为时短暂的桃花源，毕竟是历史的怪胎，转眼间"文革"造反有理的大旗一挥，一批蛰伏冬眠了的蛇蝎又一个个复活起来，成为更加可怕的"两头蛇"与"双尾蝎"。

　　改革开放以后，系在"石民"身上的绑绳逐渐松动。经过"文革"锻炼的游民寻找"快速致富"的门路，于是乎男盗女娼等见不得人的勾当又在阴暗处蔓延。我终于明白了我的读史恐惧症的病理机制在哪里。只叹"五四"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时，却没有谁去触动"游家店"的一根毫毛，而"文革"中起来砸烂旧世界的却又是这"游家店"的嫡传弟子们! 　　

　　二、移民文化、游民文化之异同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出现过一场被誉为"80年代的文化热"的文化史、文化发展战略和比较文化研究的热潮。它发端于1982年下半年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两次中国文化史研讨会，随即出现了全国性的研讨热潮，并成立了专业的研究机构。随后上海、广州两市又在1986年分别制订了文化发展战略。

　　就在制订上海文化战略的过程中，有关"海派文化"的形成再次成为热门的话题。一些学者就上海这一当年东亚最大的国际商埠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指出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上海发展最快的这一时期，来自五湖四海的拓荒者、淘金者，一齐涌进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就国内移民而言，早期来上海的广东人多数做了大洋行的"康白度" (Comprador·买办)，宁波人做了中小商人和裁缝，江北人做了厨师、剃头匠等下层服务人员。这里不仅有精明的金融家、企业家、顶尖级的学者，能干的报人和出版家，还汇聚了顶尖级的作家、艺术家--鲁迅、茅盾、夏衍、田汉、黄自、聂耳、刘海粟……等等。海派文化人来自天南地北，决定了海派文化具有最大的兼容性，它最不墨守陈规，最能突破窠臼，最勇于接受新事物。海派京剧敢于吸收话剧的灯光布景，演《小放牛》可以真牛上台，演《天河配》时可以插映一段织女入浴的电影，没人担心这么干会不会气歪了祖师爷的鼻子。

　　从这些方面看海派移民文化，确实与大洋彼岸的移民国家美国的文化有几分相近之处，原因首先在于勇于走出故土的移民都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闯将，胆子小的、心计不强的、生命力不强的，谁敢只身到"冒险家的乐园"去闯码头呢!因此，当年参加讨论的学者中有人引用了费孝通先生在《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一文中说的：

　　文化，本来就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在什么环境里得到的生活，就会形成什么方式，决定了这人群的文化性质。

　　20世纪中叶以前的大上海这一迅速成长的移民城市，决定了"海派文化"的特征，它既不同于"京派文化"，也不同于中国其它大都市的文化。不过，所谓移民者，是从甲地移到乙地之民，到了乙地后，绝大多数都落地生根，和游来游去无处生根也不想生根的游民，自有本质上的不同。

　　回过头来再看游民文化。请允许我当一回文抄公，摘引几段学泰兄的文字：

　　游民与匍伏在角色规定下的"四民"不同，他们脱离了社会秩序，失去了角色位置(许多游民无妻无子)。他们是没有根基、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暂时获得的谋生的手段极不稳定，生活堪虞，前途渺茫，所以他们有一种不安全感和焦灼感。这决定了他们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反叛性，从总体上说他们是反社会的，而且，时时都有可能引发出破坏一切的能量。

　　 游民又一无所有，为求生存，他们富于进击精神。这一点与大多数国民退缩保守的性格不同。他们是我国传统社会中最具有政治主动性的一伙，敢于索取属于他们甚至是不属于他们的东西。特别是在社会动乱或改朝换代之际，他们是敢为天下先的，并常常在世事的变化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他们愤世嫉俗，反对一切贫富不均，但同时又梦想一夜暴富，坐拥百城，而且为此不择手段，为财而死；他既可打家劫舍、劫富济贫，也会骚扰百姓、为害乡里，加剧社会矛盾；他们标榜江湖义气、四海一家，但又往往拉帮结派、内讧内斗不断，为了个人私利或帮派利益，反目成仇，聚众械斗，心狠手辣；他们既反对封建专治权利的代表--官府，又崇尚暴力、权威，以暴易暴；他们既不满当代最高的封建统治者，又幻想取而代之，或者辅佐造反的英雄做打天下的开国元勋，封妻荫子、福禄绵长。在斗争中，见胜利则趋之若鹜，败则作鸟兽散，甚至沦为旧统治者的走狗。即使他们推翻了旧的封建统治者，也马上会成为新的封建统治者。

　　引文就此打住。写到这儿，我们已可清楚地看出移民、移民文化与游民、游民文化，二者既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也存在着许多本质上的差异。

　　二者的共性是：

　　移民和游民都拒绝了"故土难离"的信条，都认定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都抱定了"向前走，莫回头"的决心，勇于到外面的世界闯天下。因此他们都不愧为勇于突破窠臼敢为天下先的闯将，而且对闯天下抱有较高的期望值，都敢于充当冒险家。因此，移民文化与游民文化都是敢字当头的文化，都是破字当头的文化。

　　二者的差异是：

　　移民进入新天地，经历或长或短的时间后，即在新的沃土上落地生根，由阿拉宁波变做了阿拉上海，并引以为自豪；游民则习惯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并不想或不能(有案在身，不敢久居)落地生根。

　　移民在新土地上落地生根后，勇于吸收外来的新事物，不像游民只顾眼前利益，对新旧事物都不感兴趣。尽管移民与游民都有破字当头的精神，但移民既敢于破旧又敢于立新，而游民则一破到底，直到他们坐了龙庭，到了非立不可的时候，才重新拣起被他们砸烂的旧统治机制，实现一个名符其实的新瓶装旧酒。

　　移民期盼落地生根，因而总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社会秩序，在秩序内尽可能多地扩张自己的利益；而游民则具有先天的反社会性，蔑视一切秩序、规范、公德和一切对他们有所约束的东西，只热衷于他们自己的帮派秩序。

　　移民闯码头，为求生存也为尽快脱贫致富，练就一副灵活的经济头脑。在他们身上往往染有浓重的商贾气。而游民致富靠的是强取豪夺，商贾在他们眼中是夺取的对象，只有胳膊粗力气大脸厚心黑才是致富的本钱，所以游民身上总带有一股流氓气。

　　就以上几方面的异同来看，同样离别故土闯码头的移民和游民，他们的谋生手段、人生追求、思维模式、处世哲学都有很大的差异，其最终的结果是移民与游民成为两个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社会阶层。移民文化与游民文化也各奔东西，分道扬镳。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的进程将日益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将转进城市，但愿这数以亿计的离土的人群中多一点移民，少一点游民! 　　

　　三、游民研究与城市社会学 　　

　　我是学建筑的，曾多年从事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所以看了学泰兄对游民研究论著中涉及的中国古代城市史和古代城市社会学的分析后，我特别敬佩他的跨学科知识的深厚底功，和综合的系统思维的缜密。给我印象至深的是他在《中国流民·序》中说的：

　　儒家认为周代实行的是井田制，这种制度下，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其实是无游民的。如果井田制有所败坏，农民、手工业者或商贾脱离了原来的定居点与相应的职业，就成为"游民"。

　　宋以前的大城市多采取封闭的城坊制。所谓"城坊"，指城市被街道分割成若干坊，坊的四周筑有高墙。居民住在坊中，坊有门朝启夕闭。隋唐的国都长安就是这种类型的城市。它有一百多个坊，商贾云集的东、西市与居民所住的坊分开。晚上坊门关闭，坊角有警卫，街道上有金吾巡道，不准夜行。这种城市容纳游民的能力很差。到了宋代，大多数城市打破了封闭凝固的城坊，一变为市民居住区与商业区相互混杂的街巷制(与现在城镇类似)。北宋首都汴京、南宋都城临安，商业服务业都十分发达，许多食品店通宵服务，这为游民提供了糊口谋食的机会。北宋时期人口膨胀，土地兼并激烈，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成为生活极不稳定的游民。

　　的确，游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它和城市的发展、开放型的城市结构的出现，以及人口的过度增长，生活资料的相对匮乏，以及官场的腐败、贫富差距的拉大，都有着密切的机缘。

　　再看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城市社会学，虽然它并不属于新兴学科，但由于社会学在我国曾消失了近三十年之久，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的城市社会学只到80年代才重新出现在高校的讲坛上。

　　城市社会学是以社会学的概念、观点(视野)、方法研究城市社会的学科。它的使命是正确地认识和掌握城市社会的发展规律，为制订正确的城市发展方针、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以提高管理城市水平。

　　城市社会学诞生于西方的工业社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该学科的创建做出极大贡献的美国芝加哥学派。19世纪下半叶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工业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城市化的进程空前加速，1880年才50万人口的芝加哥，到1930年增长到337万，一跃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大量的移民涌入芝加哥，使芝加哥成为种族混居、藏污纳垢的大都会，成为犯罪率直线上升的罪恶之都。正当此时，芝加哥学派率先走上街头做实际调查，分析了许多复杂的社会现象后，提出了积极的诊断和处方，为芝加哥的健康发展，也为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次大战后，和平环境下人口迅速增长，再次出现了城市化的高峰，相继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青少年犯罪、离婚率上升，以及各种心理畸变等新的社会问题。因此，1955年出版美国学者柏吉尔的《城市社会学》一书，特别增加了病态社会秩序的研究，日本学者大桥熏的《城市社会病理》一书，也对现代城市病做了详细的诊断。但由于西方国家没有我国特产的游民与游民文化，因此，当世纪之交中国的城市进程加速时出现的游民急速膨胀，和游民文化一步步向主流文化逼进的严重局面，都是西方学者未曾接触过的新问题，从他们的著作中根本找不到诊断和处方，更没有有效的免疫疫苗。因此，我以为学泰兄对游民与游民文化的研究，有着开创性的贡献。但接下来应该有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的学者接过接力棒，对因游民与游民文化迅速膨胀导致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病，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文：钱克锦 出处：广州日报 2007年7月

    中国历代社会状况，正统的观点都会认为这个东方国度是在孔孟教化之下的“以仁为体，以礼为用”的礼仪之邦。在这个文明的社会里，优雅的儒学起着主导作用，睿智的佛家和道家成为人们恰当的精神生活补充，民众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秩序和长幼尊卑的家族秩序下有序地生活——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还成为“亚洲价值”的摇篮。然而，这是否就是历史上中国社会的全部？显然不是。

　　所以在吴思写出《血酬定律》和《潜规则》，用自己发明的“血酬”、“法酬”、“潜规则”、“源规则”等一系列新的概念和逻辑来描述解释中国历史和社会运行规则后，人们据此发现了原来历史竟是如此！因此，这两本书不仅引起书市上热烈的反响，还引起学术界的惊奇。在吴思的剖析中，我们看到正统史学忽视了很多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定律”和“规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思让一些有心人多了一把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

　　与吴思在概念和逻辑上让人们发现“被忽视的历史”相类似，王学泰在有关“游民”方面的研究，在感性、具体材料的层面，给人们提供大量的资料，对历来被文人学士所忽视的一个重要社会群体有了新的理解。正因为如此，他在1998年撰写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被李慎之先生称为“发现另一个中国”。时隔将近十年之后，王先生在原有的基础上，“耗时半载”，在该书的基础上又进行修订和增补，完成《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版），提供了更全面的资料和一些新的观点。

　　在王先生看来，中国古代社会的确是宗法社会，但在这一主流社会之外，存在很多“脱序”的人。由于朝代的更替、持久的战乱、土地兼并、自然灾害等原因，有很多人失去土地和家园，失去了进入主流社会上层的途径，成为被迫脱离主流社会的人。从先秦开始，脱序的人一直存在，战国时期的游士，两汉的游侠，以及历朝颠簸于谋生之途的流民，都是脱序的人。历代脱序的人中，有些成为打家劫舍的盗贼，有的加入杀人如麻的起义军，还有的摇身变为帝王，对历史和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不过，王先生认为，直到宋朝才出现“城市游民群体”，他们生活在有别于主流生活空间的“江湖”。这是和主流的孔孟之道相隔离的，是一个隐性社会，是受宗法制度限制和保护的人难以了解的世界。宋亡之后，元朝政府对汉族和“南人”知识分子的践踏使得更多文人流落江湖。游民群体有了自己的文字，游民意识也开始见诸文学。

　　朱元璋可以说是游民文化的产物。明朝专制到后来，依然产生大量游民。《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几乎是游民文化和游民意识的最主要载体。这种游民意识是，强烈的反社会性、破坏欲、拉帮结派、做事不择手段、狠、残忍、有奶便是娘等等。学者李零在《丧家狗：我读论语》里也有个总结，说这是“苦孩子的悲剧”。在这些作品的世界里，取代仁义礼智的，是“好汉”、“义气”“聚义”、“江湖”、“行侠”等概念；这里没有“三纲五常”，有的是“论秤分金银，一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理想；这里也没有教化后世的远大理想，只有报仇和获得利益的短期目标。明朝以后，这些意识成为清朝乃至近代诸多秘密会社如白莲教和天地会的主要文化。与历朝官府相比，游民社会对中国的整个民族性的影响，可能更甚于孔孟之道。

　　给洋洋洒洒七十万字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作最好总结和升华的，大概还是将近一个世纪前的著名报人黄远生的《游民政治》一文。黄远生写道，“吾国数千年之政治，一游民政治而已”。为什么中国是游民政治？黄远生在与西方“法治国”比较后的结论是，“大抵专制之制、家庭之制，或虐人以食，或仰人以食，故最能丛生游民。而法治之国第一要义，在人人有自治能力，养于其业，不养于无义与无耻及一切不当之财。故夫自治之国，自养而养人，谓夫群生相资也。游民之国，相率而食人而已。”

文：幽人 出处：人民网《读书》频道 2007年7月

    从前曾经有过一个武侠小说一统天下的时期，从那些金庸古龙们的书里，我们认识了“江湖”和“侠客”。在王学泰先生的这部巨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里，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江湖”，不过王先生说了，此江湖才是真正的江湖，江湖上也有“侠客”，不过通常的称呼是一个不怎么褒义的词儿叫“游侠儿”，其实是些干不正经勾当的游民。这个词在一些民国时期旧上海生活的回忆录里，往往也能看到，正可以作为印证。

    但江湖上多的还不是游侠儿，而是普通的在江湖里辗转讨生活的游民：棒棒、挑山工、路边卖早餐的、摆地摊卖书补鞋的、卖菜兜售水果的……今天，有些我们总称为“小摊小贩”，有些我们笼统地归在了“农民工”的名下。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叫游民知识分子，卖唱的杂耍的算命的编故事换钱的……。游民游民，主要在一个“游”字，有没有文化并非是决定因素。比如游民知识分子，至少都是半个秀才，有些还很多才多艺，吹弹拉唱样样来得，甚至小说也写得。据王学泰先生考证，很多通俗小说如三国演义、说唐等，都有游民知识分子作者的身影在里面，只不过后来经过文人们的改造，这些小说才变成了今天这个模样。其实现在，很多写小说写影视剧本的，学习的还是古代这些游民知识分子的思路和作风，比如把历史剧写成草莽英雄传奇，把皇帝写得很有游民味，把宰相写得和游方道士一个样。

    游民处在社会的底层，生活不稳定，又饱经歧视，所以其理想总是“发迹变泰”，比如捡破烂捡出个百万富翁来（像报纸上常常报道的），做完乞丐做和尚做出了个大明天子（朱元璋），丽春院里游手好闲的韦小宝混了一顶鹿鼎公的官衔和七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又比如《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杀人放火受招安，虽然失败了，但毕竟也赐过御酒当过官。但理想终究是理想，现实则难免会有缺衣少食露宿街头或者挤地下室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的情形，还有一种最可悲的是，游民由其生存环境逼出来的一股游民气，作者称之为“游民意识”。这种游民意识是，强烈的反社会性，破坏欲，拉帮结派，做事不择手段，狠，残忍，有奶便是娘等等。学者李零在《丧家狗：我读论语》里也有个总结，说这是“苦孩子的悲剧”。

    说游民意识，作者先从著名的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说起：张飞和关羽，要跟着刘备去打天下。刘备说，我是光棍，生死就我自己，你二人家有老小，恐怕不便。关羽说，那好，我们先各自回家杀了老小；张飞说，自己杀恐怕下不了手，不如你去杀我家，我去杀你家；刘备连声说，对对。作者从古代的典籍里搜罗出这个故事，意在证明游民意识的确实存在，且这种意识和正常社会的意识形态有很大的不同。这个故事不仅完全有悖于传统社会重家庭惜人命的儒家教导，也很不合于今天真善美的要求。所以作者有个论断，说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其主导人物实际上都是游民，烧杀抢掠，虽然痛快，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李逵的两把板斧排砍下去，砍倒的主要是老百姓。所以反抗秩序的不一定可信，造反的不一定是革命者，梁山好汉英雄豪迈，但鱼肉百姓的事也没少干。

    台湾的李敖曾在一篇文章里感叹中国传统的渊远流长，说我们今天任何一种事物，都可以在遥远的过去找到“历史上的老相好”。学者王学泰先生很欣赏李敖，不过他的这部厚重的大著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有点不同。倒并不是从现在往回溯，去追寻“历史上的老相好”，而是从过去往今天梳理，将游士、游侠、农民、流民、游民、流氓、盗匪……都放在同一个精神谱系里进行剖析。游士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给了游民以人生指导；游侠的一呼百应、不怕死，是游民仰慕的对象；游民从农民、流民中来，流氓和盗匪又正是游民中的极端分子。

    历史顺流而下，游民意识这些“老相好”，今天还或多或少地活在我们的精神血液里，只不过有时候隐藏，有时候显现。几十年前鲁迅即说过，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这种情形，王学泰先生称之为“社会的游民化”，这正是今天我们需要警惕的，有时又感到人类社会进化的缓慢的原因。

文：成刚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8月
　　
　　在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警匪片中，警察局的南壁上都设龛供着关王爷，进出的人都要低头拜上一拜。地下秘密会社里拜关帝更是蔚然成风，推选大哥、惩处内奸都在关帝的眼皮子底下进行，以示磊落。我对关帝在香江畔被膜拜的习俗所知甚少，却好奇为何警察和秘密会社都敬重同一尊神——关帝。在这个受儒家思想影响至深的地区，按照警察局设关帝神位的逻辑，教育局应该设孔子的牌位，但却没有，非但没有，关于孔子的是是非非一直不绝于耳，对关云长的评价却出奇的统一，义薄云天啦，骁勇善战啦。这里我无意卷入围绕孔子的学术论争，只是展示一个文化现象。如李慎之先生所说，中国文化有两种传统：孔夫子的大传统和关王爷的小传统。可以肯定的是，若我们脱离了对关帝普及现象的高度认知，所有关于中国民间文化的见解一定会有误差。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版)聚焦于后者，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解读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途径。

　　熟知三国的朋友都知道，关云长有个儿子关平，关平在罗贯中的笔下是关羽义子，而非亲子。但1973年在南通出土的一部明朝成化年间刊印的《新编全像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四种》中，关平却是关云长的亲子，关平还有个胞弟，名唤关索，是个小英雄，关索是关羽的三子，日后作为前部先锋随诸葛亮南征，屡建功勋。清人陈鼎著的《黔游论》说，当地百姓为了纪念关索，以关索命名的地名和建筑物不少，如关索桥、关索岭、关索泉等，还建有关索祠。次子关兴，《三国志·关羽传》中有载。而在《三国演义》里，关羽似乎是无妻室无挂念的铮铮铁汉，然而《花关索出身传》中讲，关羽有妻名叫胡金定，险遭张飞杀害，因怀身孕，被张飞放走，同时幸免于难的有已经成人的关平，除母子二人，关羽一家十八口皆丢性命在张飞的矛下，而张飞全家也尽数死在青龙偃月刀下，这是刘关张桃园结义的开始——刘备对关张二人说：“我独自一身，你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就这样，他们互相坏了家小，绝了退路，紧随皇叔刘备闹革命去了。

　　这里跳出来一个问题，这样残忍的做法与当时主流的儒家思想意识大相径庭，如何能容于社会？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游民”，关张二人都属于“游民”范畴，在“游民”里，自有一套价值观与主流的思想观念对峙抗衡。

　　中国古代社会是由垂直的等级序列构成的宗法社会，基础是“士、民、工、商”，他们的职业与身份世代相传，又有固定的居址，特别是农民，所以“四民”又称“石民”，当人口增加、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而官府腐败时，有一部分“石民”被时代离心力抛出“四民”之外，成为脱序的人，其中一部分就成了“游民”，不计成本以图“发迹变泰”正是这个边缘群体的性格之一，关羽张飞“易家小而弑”的根源大抵就在于此。金庸不少武侠作品都是以南北宋为时代背景，固然与以“靖康耻”为动机容易展开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有关，但不能不虑及“游民”的问题。北宋时人口增加，城市也是街巷制，可以容纳游民生活，在宋之前，城市都是城坊制，如唐长安，难以容纳游民谋生，真正的“白居不易”。游民群体在宋代成规模产生，出现了江湖，远离于庙堂之外，主流价值观鞭长莫及，江湖中人自行其是，有一套“地下”的行为考量标杆。金庸笔下的人物出没于这个年代，是不无道理的。无独有偶，《水浒传》的背景也在北宋，“朴刀擀棒”在《水浒传》中常常出现在绿林好汉手中，是常用的武器，据考，朴刀是一种介乎农具和兵器之间的器具，安上擀棒作柄，可以在田地劳作，卸掉擀棒，可以挂在裤腰上防身。由此可见，“四民”中成为“游民”的大多是农业生产者，关羽就属农民。

　　关云长的事迹被说书人唱曲人传播于街肆市井，下层人民借助于这样的“游民”传奇来安慰自己，来满足“发迹变泰”的愿望，这让他们相信杀人放火可以当官，穷人靠着力气和胆量可以吃香喝辣。英国汉学家贝思飞说，“正如世代土匪首领所提供的激励，小说继续把年轻人的梦想引向现实”，民国时期占山为王的土匪以梁山好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建立自己的一套行为标准，香港影片中地下秘密社团以关云长为祖师爷也就合乎情理。非但如此，南明弘光小朝廷为抵抗满族入侵，在长江边誓师，兵部尚书阮大铖参加典礼的服装就是戏曲的行头，以此来反观，九七前的香港警局日日进香关帝也不算是开先河。借用鲁迅分析《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中国盛行的原因，可以说，“中国却也盛行着膜拜关帝的习俗，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关羽精神的缘故”，这里的“关羽精神”即“游民文化”。钱理群在评论《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时说，“当下中国已经形成或者正在形成非常严重的游民的问题，这种情况很令人心惊。”

　　王学泰先生在书前有这么一段话，“我对游民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评价，并没有贬斥，游民的产生和演变，他们在社会上起正面或负面的这种作用，并不是由于他们思想和想法的复杂，而是由于社会演变的。”秉持学者应该有的客观态度，但字里行间还是不难发现“警惕”、“抵制”、“预防”等戒备类的字眼。我认为王先生有些小心谨慎，游民的正面作用还是不容忽视，至少在文化上，扎根于游民的边缘文化一次次给传统文化注入新的营养成分，甚至成为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普尔曾指出，与其说基督教塑造了西方文化，不如说反基督教塑造了西方文化。游民置身公民之列，边缘回归传统之中。

　　这又不同于台湾学者龚鹏程在《游的精神文化史论》中对游民精神的阐释。此书第二章节中就以大标题强调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居与游互动的社会”，在传统的“居民”外，有“游民”这一隐性群体存在。龚鹏程在比较汉代居者和游民意识时写道：居者之重点在于“拥有”，例如人都有故乡、有家、有国、有土、有爱。拥有这些，是值得珍惜的；丧失了，便不免嗟怨伤叹。游者之意识，重点却在于“没有”。即使有也丧失了。既然如此，人生便不能执着，只能游戏。游于心，游于人世，游于无何有之乡，始能“逃亡”。由此而发展出来的，自然就可分为一种执恋现世、重视既存价值体系的安居人生观，和另一种不执著于现世、超越的逃亡人生观。游民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缔造者，作者上穷庄子《逍遥游》，中通弘祖《徐霞客游记》，下涉今天的旅行热，弥纶群言，独出机杼。但在观察“游”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传统时，显然缺乏对不同动机的“游”带来的不同社会文化影响的警醒。“在摆脱大陆主义的桎梏之后，又掉进了岛屿意识的研究圈套。”(朱大可语)。在这一点上，窃以为《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更具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