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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可以说是《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1995年12月第1版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姐妹篇。这对姐妹，神应契合，貌却相异。说其“貌异”，是因为这两部书的调查范围、时间跨度与叙述体例各不相同；说其“神合”，是因为这两部书有着共同的企盼，即为我们直接身处其内并搅得我们心神不宁的社会文化急剧变动过程提供一点真切的感受与切实的理解。

文：卢周来
出处：博览群书 2001年第4期  

　　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和思考

　　出版者称《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熒虾Ｎ囊粘霭嫔�2000年9月出版,定价32.00元�犑恰耙槐径灾泄�痛之切爱之深的书”。作者曹锦清先生希望这本书“陪伴一切关心内地乡村社会而无暇亲临的人到黄河两岸走走看看,看看在缺水且人均一亩耕地生存的人们的实际生活状态”。“当我们民族的一流头脑钻入全球化、现代化等宏大译语世界之时,看看我们双脚所站定的大地实况,或者是有益的。”曹先生在书的前言中还强调:“这一视角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实现途径及速率,归根结底是受中国农民、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目标、途径与速度所制约的。”

　　我们希望能借对此书的评价,与关心中国乡村社会的诸位有所沟通,并提请或许已将农村置于心外的人们,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农民兄弟�熎涫狄彩窃诠匦奈颐亲陨淼拿�运。

　　　编者 　　

　　我向我的一位朋友推荐曹锦清先生《黄河边的中国》时,了解我的朋友反问我:“作为从乡村中走出至今根仍在乡村的一个人,难道你对于农村状况的了解还要求助于一本城里人写的书吗?”我竟无言以对。因为此前我总以为,我看重这本书的价值,与学界看重这本书的价值一样,正是曹先生在《序》中所表达的,以“从内向外看”、“从下往上看”的全新视角,“替中原乡村社会保留一段信史”。换言之,就是这本书未加任何雕琢地赤裸裸地展现了中原农村与农民生活的“场景”。但朋友的话使我对我自己的想法产生了怀疑,而且想来其实我在读这本书时我确实未被书中描绘的“场景”本身所“感动”。那么,我对这本书的钟爱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去年春节夜,我是在城里度过的。午夜,在很遥远的几声鞭炮声中(因为城里禁放鞭炮),无意中再翻翻手边《黄河边的中国》,我竟完全凭记忆去重新体验了一次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老乡村那种原初的祝贺新年的气氛。于是,我开始懂得,这本书一定是牵动了我及许多有我类似经历的人某根最敏感的神经,这就是我们作为从乡村中出走的一员,与乡村以及城市有着如何的关系,以及所有的中国人作为乡土中国的一员,在今日之世界如何自处。

　　我想我们都很清楚我们这几代人都共有的一种情绪与痛楚,就是曹先生在书中也有所表达的:农业文明时代,我们这个国家曾经辉煌过;但自近代以来面对日新月异的资本与工业世界竟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这种感觉尤其因为曾有过的辉煌而使我们这个现代化后来者感到耻辱。于是,由当初的被动地裹挟进现代化进程,到主动地选择现代化。而且那种迫切之心也因当初的被动尤为炽烈。也就是曹先生所说的“穷而急富”。而在赶超过程中,我们又一次以西方世界的标准,将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象征,所以,这五十年中的几代人,就将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作为最伟大的目标之一,就好像“农业社会”是中国的穷根子,我们急于以工业化来刨掉这个穷根子。从当初的“大跃进”,倾举国之力大炼钢铁以赶英超美;到后来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再到七十年代中期的“洋跃进”;一直到现在我们以为终于找到了市场作为追逐财富的不二法门……五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成功了吗?的确,如果套用“译语”中提供的标准,仅以GDP构成看,因为农业以外的产业产值在其中所占比重已经占到80%以上,所以,我们算得上是“工业化国家”。但是因为农业人口仍占到中国总人口比重的70%以上,因此,我们仍处于农业社会,仍是不折不扣的“乡土中国”,仍没有摆脱“农”字的根。就好像野火蔓过的原野,草似乎没有了,但根都在泥土中活着。这种“工业国家”与“农业社会”,也就是“译语”中所谓的“扭曲的二元结构”。

　　更为严重的是,作为一个现代化后来者,乡土中国如果要在今日之世界不沦落,甚至还想复兴,我自己觉得必须被迫面对两个“悖论”,而这却不是我们选择什么战略、我们的为官者道德如何等等问题可以解决得了的。这方面我可能犯了曹先生的忌,因为我可能套用了“译语世界”提供的思路。但又一想,曹先生本人在书中所谓“并没有找到能够有效地解释农村社会并指明现代化出路的理论”,何尝不是面对这两个“悖论”时的沉重。其一,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进资本统治的世界的当下,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几乎面临“要么发展,要么灭亡”选择的当下,中国要想生存不沦落,要在与世界强国落差已经很大的情况下至少现在能保持平行的发展,怕只能选择西方关于现代化的成套价值目标;而中国一旦选择了这一成套的价值目标,“黄河边的中国”之状如曹先生书中所述就不可避免。反之,我们如果自己放弃“赶超战略”,保持自己的发展理路,可能面临的是更严峻的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这个悖论,马克思很早就有揭示,所以尽管他是对资本统治最深刻的批判者,但他还是认为任何一个不想灭亡的民族都只能接受资本的统治。其二,现代化的逻辑中,任何一个国家要获得高速的经济起飞,离不开资本积累;而农业社会中农业人口仅能生产稍许超过他们再生产所需的小额剩余,所以,农业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只能试图用“提靴带”的办法来进行,即抑制农业人口的消费,将他们的剩余生产物夺过来用于建立现代工业社会的资本装备,而且,从农民那里夺取得越多,资本积累速度越快,现代化速度就越快;于是,这些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建立了庞大的官僚体系,终极目标只有一个:使资本尽快积聚到国家(计划经济下)或少数人(市场经济下)手中,以达到“起飞”的临界点。所以,农业、农村与农民注定要为现代化付出代价;除非这个国家放弃现代化的努力,而一旦放弃这个努力,这个国家又如何能在今日之世界自处呢?

　　两个“悖论”最后可能会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导向这样的局面:为了国家发展,只能走现代化的路子;为了走现代化的路子,只能实现资本积累;而穷国为了实现资本积累,只能以“三农”为代价。我相信不少有点现代知识,同时深谙中国国情的学者都思考过以上我提出的两个“悖论”。但人与人不一样。有一些学者以整个国家的效率为取向,以这个国家中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受益者利益为取向,加之他们本身也是现代化的受益者,所以他们可以将“悖论”视为“结论”,可以无视在现代化与资本化统治展开过程中受害者现实的苦难。而另一些学者因为存不忍之心,较有人文关怀,因此,注定要在这样的“悖论”的求解中受折磨。然而,“悖论”似乎真的无解,于是他们宁肯有愧于真理也不想有愧于良心,选择了回避的方法,转而注重现代化进程中受害者具体的处境,并为改善这种处境而尽绵薄之力,以求“庶几无悔”。曹锦清先生其实就是后面这种学者。也正因此,书中仍存在的“场景”之外的宏论——包括他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些很勉强的见解——在行家眼里就不无矛盾与落俗套之处。

　　现代化过程中“三农”的代价,最后具体都落实在农民身上。于是,与追赶现代化思路合拍的是,中国农民们普通的心理是想尽快摆脱农民的身份。这种心情与整个国家急于现代化的情绪合拍。但现代化过程却如上文所说的注定是少数人先富的过程,所以,城里人为农民进城早就设置了各种障碍。也因此,出现了曹先生在书中所说的“农家子弟对城市既羡慕又怨恨”的复杂心理。其实,已经取得了城里人资格的农民子弟也有这样的心理:一方面他们总试图去掉城里人称谓的“农民意识”、“小农意识”,想彻底融入现代化生活,为此,他们中不少人甚至都以付出自己的尊严与个性为代价,这其中包括我接触过的一些已进入思想界或知识界的农民子弟;而另一方面,他们实际上却总也无法真正切断与乡村有过的血脉关系,而且在城里人的另眼中他们总感觉到生活在别人的城市中。这种个人矛盾的心境又造就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从农村中生长、现在在城市里“发了迹”的学者包括经济学家反而不言农事,反而更倾向于推进中国既有的以“三农”为代价的现代化路径。表面上他们是“一阔起来脸就变”,但他们内心的隐秘我是很清楚的。如果仅是个别现象倒也没有什么�熚易畹Ｐ牡氖钦庵置�盾而隐秘的心境会成为我们这个乡土国家集体潜意识中一部分,因为正如一位学者朋友曾说过一句很贴切的话:在中国,任何一个人上溯三代,祖宗都是农民。今日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三农”的利润倒逼,也许就与这些农民的后代对农民身份与地位的排斥有关呢。因此,与仅随祖母在农村呆过五年,就说“农民的冷热痛痒与我血脉相关”、“将终身关注农村”,并身体力行写出了《黄河边的中国》的曹锦清先生相比较,包括我在内的农民后代,都应该感到有愧。所以,我说我钟爱此书的一个原因是它又再度勾起了我思考我们作为从乡村走出的一代人与城市与乡村应该有的关系。其实,因此,作为乡土中国的农民后代,我们都必须坦然地面对“三农”问题,而不能将其作为我们的心灵的包袱。

　　再回到中国现代化问题。曹先生在书中以这样的言语来比喻农业中国的单纯超赶现代化战略:“恰如陷入泥潭而高速运行的车轮,无法推动车身前进,徒耗资源而已。”我相信这是曹先生行走过黄河边的中国后一个总体印象。而在这一点上,我可能与曹先生的结论略有差别:我以为,中国如果仍然选择超赶型现代化的路径,一直走下去,倒不是不可以进入现代化,但那一定是拉美式现代化:为了轻装前进被迫抛下了大量的农业人口。所以,我曾经在一篇札记中也以车子作比,大意是说,中国是一辆在泥泞中跋涉的大车,拉车的人吃力,车上的人嫌慢。后来有人出主意说,让车上一部分人下来使把力,使车更快地向前走。结果,车上一部分人下来后,使了力,车子本身也轻了,所以跑得很快,眼看着快步入现代化,但当年从车上下来使劲的人,却被车子抛下了,只得在泥泞中用双脚跋涉,并眼睁睁看着车子上带着一些并没有使多大力的人绝尘而去。这就是少了“三农”现代化的现代化过程。

　　但面对黄河边的中国,面对我的父老乡亲,对于如何彻底解决他们的苦难,我与曹先生一样很迷惑;原因仍在于上文所提的两个“悖论”。于是,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又十分敬佩曹先生在文中所说的:“对一个大的社会过程的认识,要等到这个过程差不多完成之后才开始”,“说一个大的社会运动可以在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完成,我总怀疑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指望而且也不相信有任何关于乡土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唯一可以指望而且也应该做到的是:有什么具体问题就解决什么具体问题。比如,农民负担重,就想尽各种方法给他们减负;乡村干部腐败,就想尽办法遏制他们的腐败……如此这般,若干年若干代后,说不定可以走出一条较妥帖的成本较小的路子。而在此,《黄河边的中国》以其第一手的现场资料,也算是给我们各级政府提供了一个寻找农村具体问题及其根源的线路图。这也应该算是此书的另一个贡献。

　　我知道我这篇仍很显理性、且带有许多“译语”眼光的东西,在曹先生以及许多《黄河边的中国》读者那里可能得不到共鸣,因此,在结束我的文字前我缀上一点感性的东西,那就是我的故乡迎接新年时的景象:平日神秘而阴森的祠堂里,此时被一盏大瓦数的灯泡映得通明,村里所有的男人都准时带着女人们精心准备好的祭品来到这里,参加一年一度的“接年”仪式。第一挂鞭炮燃响时,全村的老老少少都无比虔诚地跪下了。由于后续燃放鞭炮太密太大,强烈的气浪在祠堂小小的空间里将一年中结挂的蛛网灰尘一扫而光,空气中充满了鞭炮味的浓香。跪着的人们尤其是老人们口中念念有词,无疑是在祈求另一年的好运。鞭炮声停,三声极清脆的铙钹声似天籁般鸣响,祈福的人们的情绪大概也到了高潮,不少中年人与老年人眼角都挂满了因激动而流下的浑浊的泪,仿佛他们的生活自今晚后会真的变得十分美好。然而,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了,人们看到小小的村落依旧什么也没有改变。只不过在地上撒满了鞭炮燃放后留下的无数的碎纸末,并已经沾上了泥泞……

文：温铁军  
出处：博览群书 2001年第4期

　　几年前有人请了几个朋友“侃大山”,其中就有《黄河边的中国》的作者曹锦清。那时他已经完成了调查,正在写这本书,当时听他侃的内容里就有“现处何地”、“从何而来”、“将欲何往”等大问题,后来这些问题在他的书中都谈到了。去年我们一起参加了两个不同题目研的讨会,他的农村调查也是大家的热门话题。就这样,我们也一来二去地混熟了。

　　也许正因为有幸在他的书没出版之前就有了几次“先听为快”和“先论为快”的机会,于是书出版之后我反而不像其他人那样着急要读,还因为搞了十几年农村调研对很多情况早就无可奈何,即使读了也便没有那种拍案而起的感觉。所以,在最近有关这本书的讨论中,有人可能奇怪我这个一向强调“三农”问题的人反映得不如别人热烈。于是,就有编辑找上门来约我写书评。

　　诚然,与一般读者相比我对老曹多少有些了解,看这书时的心态又相对比较冷静,因此不妨就像平时与他讨论时少不了嬉笑怒骂那样,对他在这本书中提出的“大惑”作点分析(权当歪批,曹兄哂之)。

　　曹锦清在书中说:就我而言,“内外”、“前后”皆一片茫然。孔子言其“四十而不惑”,我已近50岁,尚处“大惑”之中,实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P368)。这就呼应了他在前言中的大实话:我并没有找到能够有效地解释农村社会并指明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我期待于这部“记实”的,只是替中原乡村社会保留一段信史,恰如摄制若干照片……(P3-4)。

　　在农村调查中使他“大惑”的问题很多,例如他在有关精神文明的方向与内容上自己提出了两个似乎对立的制度:“一个方向是大力培育德才兼备的能人,……要提供大批大批地产生的文化前提与制度保障。问题是,通过发扬传统美德、集体主义道德与民主集中制的建设,能达到这一目的吗?另一方向是把‘不会管事’、‘没有办法’的村民提高到有办法、有能力管理自身公共事务的现代公民。问题是,在村民传统的自下而上方式没有根本变化之前,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能达到这一目标吗?”“在此,我向一切关注中国传统与现代化关系及中国未来发展的人们,提出这两个问题。我承认,我现在还无力回答此重大问题。”(P123-124)。

　　硬着头皮去翻他那本几乎让我们这类人要么就干脆不翻、要么就根本翻不动的书,终于发现他的“大惑”本来其实并不新鲜,与最近才开始知道咱们中国出问题不是出在农业上、而是出在“三农”上的学界人士所讨论的观点之最大差别,仅仅在于他扎扎实实地下去做了调查;而别人则多数仍然在坚持“唯上唯书唯洋是遵”的同时满足于夸夸其谈。仅仅在于他即使深入基层作了调研,还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找不到解释和出路”;而有些人却坚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他之所以能够从基层调查中提出针对未来发展和基本理论的大惑,在于他不仅身入农村,而且心入农民。其实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有良心,谁还能装作不知道“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当今之“真问题”其实在于,已经或正在努力向中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们在实实在在地分享资本利润的实惠中,顺理成章地放弃了他们从根本属性上似无必要坚持的宪法原则,默认了两极分化是现代化的必要成本,而且不再为在这种把获取剩余价值法制化的制度进步中内疚。也许因为曹锦清这种人居然幼稚到了良心未泯的地步,既不愿意放弃“果欲烹尔父,分吾一杯羹”的最后机会,又在内心深处淌着自虐的愤怒的血;他于是下农村去用心看了,心里于是便装进了人,装进了农民这个全球化进程中普遍地、几乎也可以说必然地被边缘化的最大的社会群体,也于是才深感无能为力,才“实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

　　本来悲哀也就罢了,人们时常用所谓“哀莫大于心死”来原谅自己参与的分食,他虽然其哀也大,却偏不死心,还要弄出这么本“揭秃子头上的疮疤”的书来警醒那本不该醒的分食者们。这还不算完,社会上最近竟然会为这本书引起偌大反响,竟然就有几个好事的编辑非找我写书评!我一向怕见华老栓们的药,因此便气虚得很,往往不待别人举起拳头自己先就倒了,因此对编辑们也“不敢说不”,只好勉为其难。诚然,我认为曹锦清至少在微观层次上、在现象上把基层情况说透了,但要么就糊涂到连宏观也说透了让人没得可评,要么就无论如何总得留下人们必须习惯的“光明结尾”,否则让人怎么作评?无奈之际只好狗尾续貂,替他把那光明的结尾寻找出来。

　　如果纯粹谈农业,书中有些观点也属于俗论,曹锦清对农业的看法与他所批评的学界差不多,认为“如果拥有五六十亩土地的家庭农场能成为北方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中国的农业、农村与农民的现代化问题便解决了”(P36)。这话几乎就是上个世纪“30亩地1头牛”这种小农经济理想在咱们新世纪的翻版。当然,大多数把农业规模经营简单化为扩大“土地规模”的人都没错,他们唯一缺乏的只是把农村几亿过剩劳动力转移到爪哇国去这个前提条件。此外,我对他关于农民缺乏合作精神的说法也不敢苟同;因为咱们有中国特色的体制条件下,凡可以产生利润的农村经济领域几乎都被垄断部门控制,允许农民进入的大多是亏本的,在这种政策环境下,让农民在投入产出已经表现为负值的农业生产上怎么合作?

　　当然,曹锦清的确不乏真知铄见,他对于合作经济的看法与我们长期坚持的政策主张不谋而合。这些年来,正因为认识到“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长期性制度约束,我们才反复强调中国需要调整的并非仅仅是“农业结构”,而更主要的是在国民经济总体战略进行结构调整的前提下,对“农村经济结构”作全面调整。多年来我们都寄希望于通过深化农村改革来发展农业生产的“外部规模”,亦即:放开对涉及农村经济的流通、金融、加工等领域的垄断控制,以完全免税政策鼓励农民建立股份合作组织在这些领域开展规模经营;只有把这些可以开展规模经营的领域产生的利润转而反哺农业,我国农村经济才可能可持续发展(我们知道即使真打算这样做,也会由于已经失去机会而困难重重……)。

　　不仅在分析农业问题上,他在分析农村基层政治问题上也有落俗的观点。例如认为“村支书,……没有大族强宗的背后支持,是干不成事的。……村干部拉帮结派、欺压弱小、贪污腐败之事往往而有。这就是说村委一级存在着宗族化、地痞化的极大可能性”(P95-96)。当家族势力与村政权相结合一旦以谋逐私利为目的时,“村霸”便产生了。在“不会管事”与“没有办法”的村民之上,凌驾着一个“替他们管事”的谋取私利、甚至巧取豪夺的村霸(P123-124)。好在他有本事自己脱俗。他引述道:仿佛农民负担的加重只是乡村两级干部横征暴敛的结果,又仿佛横征暴敛得来的民脂民膏,全被乡村两级干部中饱私囊,大吃大喝掉了。这种舆论既不公平,又很危险。……要上来的钱粮,相当一部分还不是给上面各部门拿走了(P449)。

　　结合这段基层干部的话,约略温习历史,我们就可以了解这样一个常识:中国小农村社经济条件下“剩余”太少且高度分散,使得任何政府如果直接对付亿万农民,都必然会遇到“交易成本”过高的矛盾。因此,乡绅自治本来就是维系农村稳定的制度基础。只有在官府横征暴敛、赋税徭役过重的情况下,乡绅自治才演变为“劣绅驱逐良绅”,然后当然就导致农民“痞化”,亦即良绅干不了欺上瞒下的勾当,要么“退出”、要么演变为劣绅,只有劣绅才在以官府名义横征暴敛的同时中饱私囊,把农民逼成“痞子”造反。可见,历史上长期实行“皇权不下县”,县以下实行乡村自治是迫不得已的、能够最大化地节省交易成本的政治制度。此外,上层统治者起码懂得“轻徭薄赋”、“抑制豪强”的道理,基层矛盾如果一再尖锐到动摇皇权的程度,那就得由“中兴英主”实行抑制豪强、“均田免赋”的自我改良政策,万一地方豪强势力强大,皇帝改制失败,则必致战乱、然后就是改朝换代了。

　　千年轮回到当代,我们虽然通过“农村改革”恢复了小农村社经济,也开始实行村民自治,差一步就是“乡村自治”。若能够实行乡级政府改制为“乡公所”,镇级改制为自治政府(其管辖权仅限于镇建成区范围内,不得干预同样有自治权的村);政府与小农村社经济条件下的自治社会的基本关系,也许还能够初步理顺。

　　如果各地认真搞好“三讲”运动,那些坚持凭借权力占有垄断利益的部门能够在推进农村三讲教育中“讲政治”,真的服从代表中国农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为了安定团结、长治久安这个大局,能够自己“光荣革命”,哪怕一次呢?曹锦清们也就应该至少放心几十年罢。  

文：房 宁  
出处：博览群书 2001年第4期

　　其实许多人都明白,如今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出了不少毛病。但是,生活中到底出了哪些毛病?我们往往在云里雾里看不大清楚。

　　终于一位智者、一位使徒般的跋涉者,历时十年穿走于黄河上下,匍匐于中原大地,在城镇、在乡间,在地方官员的厅堂里、在普通农民的炕头上,他“望、闻、听、切”,观察、体验、咀嚼生活,逼近生活的真相,诊断生活中的病症。十年积蓄,一朝吐脯;十年不鸣,一鸣惊人。终于一本洋洋60万言的日记体社会考察报告《黄河边的中国》奉献于一切关注社会、关注生活的人的面前。

　　作者曹锦清教授为我们如实描述了“黄河边的中国”,即中国人口、土地资源、市场资源最为广大与集中的地区——中原地区的当代社会风貌,堪称一幅社会全景画。

　　20多年来,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人们感受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生活的面貌确实发生了很大改变。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当年我北京近郊的东北旺公社上地大队插队落户。这里虽地处京畿但毕竟是农村,与近在咫尺的城市有着质的差别。而今天这里已经变成了闻名遐迩的信息产业基地,号称中国的“硅谷”,国内外最前卫的高科技企业纷纷进驻,区内已是道路纵横,广厦林立,原来的田园农舍踪影皆无。作为曾经落户于此的“原住民”所感受到的变化之大,用天壤之别似乎都不足以形容。三年前在上海过中秋节,应朋友之邀上“东方明珠”赏月。黄昏时分,大上海渐渐沉入暮霭之中,栉比鳞次的高楼却浮出于暮霭之上,直通天际。俄顷,华灯初放,与月色交辉,浮光跃金,灿烂一片。浦江夜景比曼哈顿更显辽阔,浦江夜色比新加坡更为疏朗。怪不得克林顿的女儿到了上海都感到“很兴奋”。然而,这并不是中国的全貌,这只是“黄浦江边的中国”。

　　曹先生所见的和为我们展示的“黄河边的中国”是另一番景象。这里的农村应当说也有了发展变化,但基本限于能“吃上白馍”。一些地方竟依然保留着终年不吃菜的习惯。“一般农民虽然盖起了新房,但里面空荡荡的,没有几样值钱的东西”。多数农民生活的目标与样式仍然没能超越延续了千年传统 ——“一生积累,只为了盖房、娶亲这两件事”。

　　曹先生甚至不辞繁琐地为读者记录了一份普通农民一日三餐的食谱:“早饭:面汤加红薯,农忙时节加馍。通常无菜肴,或有一点自制咸菜。中饭:面条。面条分两类:一是红薯粉制的面条,一是小麦粉制的面条。晚饭与早饭相似”。看来广大农民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穷病”。

　　“穷病”尚未治愈,“富病”却不期而至。所谓“富病”即“饱暖思淫欲”之病。这些年来信奉“唯物主义”的我们总把“仓廪实而知礼节”的俗套挂在嘴边,但又得到多少实证呢?倒是曹先生走访的那位深谙民情的老孟道出了一些实情——“既富之后,吃喝嫖赌之风大盛”。广为流传的民谚形容干部中不少人“早上围着轮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而农村中“鸡叫不论更,男女分不清。猫狗争着养,公婆扔出门”的民谚也不胫而走。不少先行富裕起来的农民沉溺于赌博,原本比较朴素保守的乡镇、县城如今也有了光怪陆离、拥红依翠的逍遥去处。河南某县的刘县长更把“唯物主义”精彩诠释为“唯财物主义”,更似揭示出了某种真谛。这位县长追问道:“举世若狂,围着金钱转,何能独独叫有权的大小官吏守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而甘居清贫?”

　　这几年,人们似乎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河南这地界上老“出事”。看过《黄河边的中国》,你就不会对河南总是出事感到奇怪了。河南恰好处于“黄河边的中国”与“黄浦江边的中国”的交接、交汇之地。一边是欣欣向荣、日渐富裕的沿海开放地带。这里幸运的人士们早已告别了穷困,搭上了“先富裕起来”的头班车。这里的人们见面的时候早已废弃了原先常用的问候语“你吃了没有”,代之以“你发了没有”?而另一边,在河南的农村,有的农民在农忙季节还喝不起“糨粥”。先富的人们与贫困的人们,“黄浦江边的中国”与“黄河边的中国”反差如此强烈,怎能让人无动于衷呢?!况且中原大地上随处可见的标语“谁致富,谁光荣;谁贫穷,谁无能”,可谓触目惊心、振聋发聩,绝不容你再知足常乐、安贫乐道。于是,中原大地上的“贫富病”便大肆流行起来。

　　“贫富病”者,贫而急富之病也。曹先生经年“潜行”、“匍匐”于中原的田野、乡村,最强烈的感受莫过于沸腾于民间与人民内心的竞比之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求富之心更为迫切,此乃“人性”,本无须倡导。但多年来,各级政府竟不遗余力、层层加码,大干号称“官逼民富”之事。现代传媒大力“启蒙”,特别是电视为淳朴的乡民制造了城里人的“现代生活”图景,更引得人们怦然心动、趋之若鹜。如果留意的话,在《黄河边的中国》里常常有这般情景:农家堂屋里半裸的挂历女郎占据了原来属于吉庆有余的年画的位置;依门而立的农家女精心涂抹着指甲油,想“把自己打扮得像城里人一样”。但是,不独曹教授,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客观上,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法在城市中找到属于她们自己的生存空间”。于是,“这批‘既回不了乡村’又‘进不了城市’的新一代农家子弟将在何处‘安身立命’?”就成了很大的问题。

　　巨大的而且还在继续加剧的地区差别,与日俱增的心理冲击与压力,彻底地唤醒了黄河边的人民,他们被激励、受刺激,他们既兴奋、又焦虑。人之欲望能实现者若十之八、九,大致可以满足;人之欲望能实现者若仅十之一、二,则必然大失所望,甚至郁悒成疾,溢于外,则为盗为窃、为诈为骗,破坏社会秩序;积于内,则为烦为忧、为苦为恼,损害身心健康。如此这般,怎能无事?

　　穷病、富病、穷富病,曹先生在他的诊断书中如是说。在看到这份诊断书后,人们的反应不近相同。在一次《黄河边的中国》出版座谈会上,几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饱学之士,在对曹先生栉风沐雨奔走十载的辛劳感叹一番,并肯定了曹先生的田野调查收集的大量材料的价值之后,不经意地下了结论:此书无结构。

　　“无结构”无非是说,曹先生的研究及成果不尽符合当下的学术规范。毋庸讳言,当下我国的学术规范主要来自西方,即曹先生所说的“译语”体系。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及范畴生发于西方的土地,当这片彩云飘飘然来到中国上空的时候,仰望天空的中国学人,如久旱盼甘霖。西方的甘霖自然能够滋润中国的土地,但它毕竟来自西方,未必都能服中国的水土。西方的理论和学术规范反映了西方的社会实践,而在中国未必都能找到它的对应物。于是一种有趣的现象出现了,人们力求在中国的土地上制造出西方理论的对应物,以供西方的彩云与甘霖滋润。而中国土地上所独有的,西方的理论及范畴无法概括的,则被人们忽略,被认为缺乏意义。曹先生在本书前言中,对单纯依赖西来“译语”,“从外向内看”中国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深深的质疑。他十多年来在中国大地上的辛勤耕耘,希望能够开辟或增强观察研究中国的新视角,即“从内向外看”以及“从下向上看”。事实上,曹先生的努力已有所收获。他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经验性的描述是建立在一定结构框架之中的。只不过他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化的,而容易使习惯于“译语”的学者们视而不见。曹先生生动而准确地将当代中国社会心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概括为:穷病、富病和穷富病,难道不是一种“结构”吗?

　　谈到“结构”还有另外的、更深一层的意思—— 即使是实证性的研究也不能停留在对某一事物表象的观察和描述上,还应当抽象出表象背后的本质,对事物生产的原因进行分析,对事物发展运动的规律进行概括。曹先生在《黄河边的中国》中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努力和尝试。尽管这方面内容还不是此书的重点,这方面的任务也非一本书可以完成的,但书中有不少深入的分析是值得我们注意与深思的。

　　本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中原地区的农村和农民。目前中国内地农村发展迟缓、滞后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农村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是农民负担过重。减轻农民负担几乎已成全社会共识,政府年年三令五申“减负”,结果就是减不下来。认识到位,措施不少,却不见成效,说明农民负担背后还有更复杂、深刻的原因。事实上,“减负”处于两难境地,具有矛盾性的制约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其理由是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可以提高效率。如果仅从某个局部看,采取市场经济的办法确实有助于效率的提高。比如:企业实行的“减人增效”,过去为保障充分就业,有“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说法,而现在搞市场经济按利润最大化原则,三个人的饭只能三个人吃,甚至两个人吃才更好。因此,就要减少两、三人,效率自然就提高了。但局部效率的状况的改善未必等于整体效率的提高,宏观效率不等于微观效率的简单叠加。20年过去了,人们开始意识到:市场经济有提高效率的一面,也有降低效率的一面,而这种两面性是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以前或初期所不易为人们察觉和承认的。曹先生多年来在基层贴近生活的大量调查研究,十分深入扎实地证明了市场经济关于社会效率的双重作用。

　　从微观或某一局部看,市场经济有“减人增效”的作用,但从宏观或更大的范围看,市场经济也有“增人减效”的作用。市场经济往往从社会领域抵消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效率”。曹先生发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如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活动中效率相对提高了。但同时由于新体制的实行,农村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治安问题、经济核算问题。有些原有的问题,如计划生育工作由于体制改变工作难度加大,成本上升。这些新老问题都使得在市场以外的社会的管理成本及管理人员大大增加了。以治安人员的增加为例,过去人民公社时期一个公社至多配备一名公安人员足矣。而现在一乡(相当于过去的公社)至少要有专职的公安人员十几至二十几名,要建立警察派出所。这还仅仅是专职人员的增加,实际上如今地方治安只靠专职公安人员早已捉襟见肘,还必须辅之以数倍于专职公安的“保安队”。在方面,人员与开支的上升绝不止过去的20倍。此外,农村中各级经济统计、会计人员,计划生育管理人员的数量和费用也较之从前有10至20倍的上升。基层人员增加、职能扩大,各级政府人员和费用也必然相应地增加与上升。这样就造成了目前愈演愈烈的非生产性管理人员扩充和管理成本急剧上升的形势。而这些成本与费用最终当然还要由直接生产者——普通农民来提供。

　　提供政府及社会管理所需资源,按西方“译语”体系中的政治学的概念,即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双向交流中的输入过程中的两要素“要求”与“支持”中的“支持”。如果这样说,那一定是很“结构”的。但曹先生在书中用了一种很通俗的、很中国化的表达。他将各级政府管理活动所需费用分为三类:吃饭、办公、办事。吃饭者,政府公务员的工资报酬;办公者,维持政府机构日常运行之费用;办事者,才是行政当局执行其功能所需费用。当前,各级政府,特别是是县、乡两级政府及附属机构开支愈益增加,各级预算开支能够“吃饭”与“办公”已算非常充裕了,至于“办事”则普遍没钱,而政府“吃饭”、“办公”之目的毕竟是为了“办事”。由此,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必然要在正常税赋之外再行提留。也就是说,目前基层政权及附属机构的自行提留并非没有合理原因,但问题是此门一开便同时给各级官员和机构中饱私囊提供了机会,而在同一过程中既有合理因素又有不合理因素,二者难以区分,难于扬“善”而止“恶”。这是造成农民负担日益加重而屡减不轻的深层原因,或按现在流行说法的“体制原因”。

　　现在众口一词声讨基层官员增加农民负担、中饱私囊。而基层官员也有诸多抱怨,如今农村各种集中三件大事上:要粮、派款、刮宫流产,这活儿也不好干,上下埋怨,夹板受气。一位乡党委书记坦言:“老实说,如完全按目前的法律办事,只有两个结果,一是根本办不成事,二是要认真落实上级任务,必然犯法”。由此就引申出曹先生在对“黄河边的中国”的各种社会病症的诊断中最为担心与关注的“穷富病”问题。穷而急富,各显神通。官场之上,跑官、要官,歪风甚炽,民谣有云:“一万挂个号,两万划个道,三、四万给个帽”;在民间则同样是物欲滚滚、人心汹汹, ���ɑ袒�,不知所往。曹先生说出了自己的担心:“现行的追赶战略一到内地几乎成为各项劳民伤财的达标战略,明明连温饱都没有彻底解决的穷人却拼命攀比西方富人的高消费,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总有一天会酿成极大的社会灾祸”。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恐怕不是曹先生一人力所能及。但曹先生还是本着“匹夫有责”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精神,提出自己的看法。

　　孔子云:“富之,教之”。既然现在全民求富已经蔚然成风,甚至已成社会的“共同理想”,那么首先还是要搞清楚什么是“富裕”。显然富裕并非用财富指标就可以充分衡量,除去客观指标外还有主观方面的指标。什么是“好生活”?好的生活标准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如果当今中华民族不能有一个自己民族的幸福标准,而要以美国的标准为标准,那几乎可以肯定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一场灾难。既然在看得见的将来我们还不能移居另外的几个“地球”,既然黄河边注定是我们的家园,恐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能挣、会花”,至多是我们生活中一半的内容。重建我们的信仰,重新定义幸福,确立我们新的价值观念,也应是我们生活的重要内容。在建设我们的物质的家园的同时,我们的精神的家园更需要精心耕耘。我们生活在黄河边上,我们不能把精神丢向美国,我们的精神不能脱离自己的家园。

　　现象大于本质。我很为所谓“无结构”的评价替曹先生抱不平。对生活本身的全面而具体、正确而深刻的记述和描写,必然包涵了生活的“幕后”、现象背后的本质。我曾建议曹先生做一些专门的“结构”性的著述工作。曹先生说,他更乐于去接近、观察、体验、认识生活本身,而无意于构建许多“结构”。我欲进一步劝说,他便笑而不答了。他淡淡的笑容使我想到了陶渊明的诗句:“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文：赵　诚  
出处：博览群书 2001年第4期

　　曹锦清先生的《黄河边的中国》是二十世纪末中原腹地农村社会的考察报告,这本书没有虚饰矫情,基本上是中国现代化面临问题的观察与思考,不仅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现代化中农民处境的关怀,而且直接把中国现代化中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大问题,摆在了读者的面前。

　　从同光新政算起,中国的工业化历程近一个半世纪,作者从民间观察的角度,让读者看到当今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基本具有现代化硬件的城市社会和一个撑托着这个城市文明的尚在传统向现代艰难的爬行过程中的农村社会两个部分组成。这个两个社会群体之间显然有着明显的身份差别。

　　前者是这个国家的能与现代文明联系的一个群体,后者是为这个国家的前者的形成做出巨大贡献,并被前者视为这个国家中落后的群体。前者的生活,在理论上和形式上处在一个类工业化的社会里,后者的社会,仍然是以三代内的血亲为小家庭以上的人际关系基本组织形态,并由此形成乡村生活中的家族政治经济利益群体。在此基础上包括县乡在内的整个农村社会人际关系和行事方式,就是建立在相互帮助,讲求回馈,血亲或准血亲关系网、人情网之中。作者指出,县乡两级官员在人际关系和行事方式上基本上是按着传统的农村社会惯性运行,与城市社会特别是在都市的人在观念、行事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国家决策层依法治国的主张难以贯彻。

　　当前,农村社会基层政权对农村社会的管理能力日益下降,整个农村社会的基层政权,一旦失去了对土地这一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后,就丧失了管理农村的或说有效向农民贯彻国家意图的手段。这一方面,存在着技术上的问题,如有些政策与法的实施没有具体的细则;另一方面,因为有些干部以公共权力谋私的腐败对市场、信仰、忠诚、公共道德和各种文明的基本原则都是破坏性的。对于一个从商鞅变法废除田里不鬻后,绵延二千多年的土地私有制农业文明的中国来说,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不控制土地资源后,就失去了有效地在农村贯彻国家意图的手段,说明国家在组织农村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上,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这样一个如此鲜明二元社会的形成,及国家缺乏更好的在农村进行现代化动员的手段,显然与中国的现代化战略选择有关。

　　曹先生实际上已经看出了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根本的出路就是非农化。但是五十年来,中国始终是沿着一条片面现代化的战略思路走,城市化的进程严重滞后。这条现代化战略的出发点就是�熛执�化就是工业化�煿ひ祷�首先又是重工业化,并为此组建自己的工业体系,为了迅速达到这一目的,用强大的国家机器把整个社会资源组织起来为此服务。在此出发点上,中国先是选择了苏联式的计划体制来实现工业化,除去种种人为的失误造成的灾难,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先是把广大农村当成原料产地并通过不合理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民身上提取大量的剩余劳动,用于城市的工业积累,为了维持这种工业赶超的战略,用户口身份人为地把农民排除在现代化进程之外,使城市先行工业化,在工业、教育、文化生活、生活设施、医疗及社会保障投入上,城市处在绝对优先的地位。就是在这种维持城乡两元社会的前提下,中国在工业化尤其在重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后来,在市场条件下,发现发达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技术的进步非苏联模式能比,于是又从计划向市场经济转轨,又以提高综合国力为首要目标,一方面试图建立几个国际级的大都市,并在高新科技上试图保持与发达国家同步,但另一方面又没有改变现有的低效工业体系。整个社会可用于发展的财力,大都投到城市和上述目标上,而农村仍然是国家现代化战略财力所不及的地方。

　　目前,国家的财力,在农村走向现代社会最基础和关键的现代教育上难以有效投入,甚至全国有近半数的县,官员和教师工资都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在没有财务支持的地区,义务教育法已失去了使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意义。曹先生观察到,在农村有德有才治村的“能人”少,而依仗血亲“权势”和“拳势”的村霸则普遍存在。这里除了让人为百年来中国革命无数人的流血付诸东流浩叹外,不得不让人想到,组建社会的规则的实质性改善与现代教育的普及,比简单地依靠暴力消灭一茬劣绅恶霸、重新分配一次财产,对社会进步来说也许来得更扎实。面对当代中国农村人才的严重匮乏,再一次使人想起了马克思的至理名言:“人,在其现实性上是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农村地区教育的荒芜,是农村社会“能人”匮乏的根本原因之一。而农村社会生活的落后,村霸污吏的产生,近一步损耗农村社会已不多的道德资源,使愿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能人”产生的社会条件更加困难。传播知识是人类文明得以繁荣的坚实基础。曹先生指出后发的即“外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是始于观念,终于政治制度变革,然后通过政权力量自上而下来推动现代化的,是以观念和政治的“应变量”为动源的。他肯定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乡村教育运动的意义是相当有见识的。用现代的观念改造乡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行事规则,是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在农村现代化过程中,最闪光的亮点。由于教育的滞后,多数农村地区的青年在观念和劳动技能上,都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即使进入城市也不能在具有现代技术的经济中有较好的发展,更何况城市化的滞后,无法完成农业人口向城市的大量转移。农村始终无法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从东方后发现代化国家日本和韩国全社会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换来看,最终是多数乡村青年离开农村吸附到城市二三产业,这一过程快慢取决于现代教育的普及程度和工业化的效率。上述国家基本上用一代人或两代人就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但中国工业化的努力已历经一个半世纪,至今农村仍在现代化进程之外,难道我们不应该反省一下我们的现代化战略是否存在缺失?前苏联是在计划体制下完成了全社会工业化的,而中国在计划体制下的工业化是以把农村排除在这个进程之外为前提的,两者计划水平和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之高下于此也可见一斑。前几年用第三只眼看中国的人把向往城市生活,大量农民到城市谋生视为礼崩乐坏,不能不说与中国多年来推行的以国为本,甚至以国家安全为本,而不是以民为本,以社会全面发展为本的现代化战略有关。只有这种战略下,才能为了炼钢铁,不收粮食,为了GDP经济指标,不顾人的生存环境,为了国家的某些目标把需要为广大乡村义务教育提供财务支持的国家的责任,抛给了希望工程的赞助者和已被挤压的最无力负担财力的社会弱势群体农民。

　　曹先生注意到当前财政制度的问题,除了提出“量入为出”外,也提出国家财政收入再分配能否对农村教育支持的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为了鼓励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国家在财政实行了分灶吃饭的制度,这一制度的推行未顾及到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分灶到县到乡的财政收支,不但没有使广大中国内陆本来就严重的城乡差别得以缩小,反而在财政制度上进一步加剧了两者的差距,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近半数县财政不能保证干部和教师的工资,遑论办公及教育经费。九十年代的财税改革,只是注重增加了财政收入和加大中央对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分灶吃饭加剧的问题,并未有丝毫减少。因此,农民不但是县乡政府财务支出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干部“出政绩”、吃喝贪腐的各项开支的财务来源。对于单纯靠土地农耕收入的农民来说,在年人均实际收入仅有800多元的中原某县乡,从农民身上提取的各种税费达到了50%左右,已远超过了农耕社会什一税率。这样一个片面化的现代化战略导致的财政制度,只能说是前现代社会的国家战略财政,而不是现代国家的社会公共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