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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政治竞选将越来越多地采用好莱坞的娱乐模式，而传媒将蜂拥而至。
　　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治·奥威尔关于1984年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轻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是幸免于难了。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波兹曼在麦克卢汉结束的地方开始，他用学者的渊博与说书人的机智构筑他的见解。
一本精彩、有力而重要的书，这是波兹曼抛出的严厉的控诉书，而且就我看来，他是无可辩驳的。

文：赵　勇  
出处：文景 2006年第3期

　　一个偶然的原因让我决定立刻细读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一位本科生在交来的作业中非常推崇波兹曼的这本书，我却觉得她的观点有些问题。于是，在给她的电子邮件中我如此写道：“你把阿多诺与波兹曼比较，立意不错，但有一个观点你表述得不太清楚。我觉得波兹曼的‘娱乐至死’表达的其实是文化工业发展到今天的一种结果，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那么‘文化工业理论已经不适用了’的说法便有些武断。当然，波兹曼的书我只是以前翻过，没有细读，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有误。”

　　这本书刚刚面世时就把它与作者的另一本书《童年的消逝》一并买回来了，但当时确实只是翻过。记得一位远方的朋友来信谈到过阅读这两本书给他带来的震惊体验。在2005年的一次小型会议上，面对一位与会者提交的关于波兹曼的论文，我还向他请教过波兹曼的一些情况，但这本书却一直放在书架上。现在，这本书该放到我的案头了。

　　毕竟是翻过，对波兹曼的观点已不陌生，但细读起来，依然觉得很受震动。不过，根据作者征引的材料，我马上就对此书的写作年代和出版时间产生了兴趣。然而，看这本书的版权页，并无交待，只好去查英文书目。很快就有了结果，此书出版于1985年，而且，原书在“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后面还紧跟着一个副标题：“娱乐业年代的公共话语”（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两者相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书名，却不知译者为何没把这个副标题译出。

　　这本书首先让我吃惊的地方是它纠正了我一个常识性错误。记得在哪本书里读到这么一个观点：美国人应该感谢希特勒，如果不是他发动了战争并疯狂迫害犹太人，大批的知识分子就不会去往美国；如果欧洲的知识分子不去美国，美国今天还是文化沙漠。此说在我心里萦绕很久，然后便形成如下错觉：美国本来就是一个没什么文化底蕴的国度，20世纪以来，又因为大众文化闹腾得厉害，就更没什么文化了。然而，波兹曼却说，美国原来其实是很文化的。

　　这个文化就是印刷文化传统。大量移民到了美国，除了劳作之外，他们还享受着从英国传过来的所有的文化成果：科学、艺术、文学……这些方面的书籍总能以最快速度走到美国人的手里。于是，阅读蔚然成风：“殖民地美洲没出现文化贵族。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广泛传播在各类人群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另一个让我震惊的事实是，至19世纪，美国的演讲厅已经普及，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演讲厅，每个演讲厅通常都有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人。一到晚上，人们便走进演讲厅，去聆听当时一流的知识分子的演讲。由于深受阅读文化和演讲文化的熏陶，狄更斯访问美国才能人见人爱，如同今天的影视明星；当时的美国人能连着听七个小时的演讲而乐此不疲，而那种演讲常常使用书面语言，句子结构复杂而微妙，对听众的理性思维、理解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于是，美国人变得理性、严肃、专注，喜欢沉思默想，善于思考问题。作者说：“从一开始到19世纪，美国比任何一个社会都痴迷于铅字以及建立在铅字基础上的演讲术。……美国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建立的国家，这在现代历史上是罕见的。”如此推断并形成结论，我们没法不相信这种判断的可靠。

　　然而，随着电子文化的来临，“阐释年代”结束了，“娱乐业时代”翩翩而至。这个时代从电报被发明用于新闻报道便现出端倪，到有了电视之后开始走到极致。于是，新闻、政治、体育、商业、布道、教学活动……所有的一切都做成了娱乐节目。如此一来，其后果也就让人触目惊心，因为长期浸淫于娱乐的环境中，人们学会了感官享受，看过即忘，心不在焉，没必要当真，却遗忘了思、理性、责任甚至起码的同情。

　　曾经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贴子，批评某电视节目在播放俄罗斯人质事件的新闻报道的同时，屏幕下滚动播出了有奖问答。发贴者说这让他“想起了周星驰电影中的经典场面：周星驰与吴孟达互相击掌，高呼：耶！恭喜你答对了也，然后跳舞庆祝”。发贴者说，电视节目面对其他族群、其他地域的人道主义灾难，竟将它们看成了娱乐！

　　网友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老实说，我也看到过类似的节目，我当时只是觉得荒诞），但是按照波兹曼的观点，这在美国简直不足为奇。因为美国的媒体在娱乐的氛围中早已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电视告诉杂志‘新闻是一种娱乐’，杂志转而告诉电视‘只有娱乐才是新闻’。”

　　让我再以自己的一个亲身体会为例。

　　在与朋友的一次通信中，我曾表达过我对当今教学活动的不解与不满——如今教师上课的内容被要求做成PPT，要多给学生提供一些视觉画面（比如图片、电影等等）。学生也越来越对纯粹“讲述”式的课堂教学说三道四，为什么不能把课堂变得欢声笑语一片呢？为什么不多给我们放几部片子呢？学生们总会提出如上要求。读了波兹曼，我才知道教学活动如今已成了娱乐业的一种拓展性成果。因为在美国，老师们从小学到大学“都在增强他们教学内容的视觉刺激，减少学生们必须应对的阐述比重。他们布置的读写任务越来越少，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虽然是万般无奈的）：“吸引学生兴趣的主要途径是娱乐。”学生在“娱乐至死”的环境中耳濡目染，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又认为：“把电视、铅字和电脑这三种媒介结合在一起，能够培养高层次的思维能力。”教学课堂自然也就不得不变成一个娱乐的场所。而所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家伙如果不能知错就改幡然悔悟，那么下岗的日子恐怕也就为期不远了。

　　作者在本书的“前言”部分曾提到了两个人的预言，一个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一个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作者说：“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在美国，奥威尔的预言已然失效，而赫胥黎的预言却正在变成现实——作者在全书中所要论证的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观点。美国人正如作者所言，大概已经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文：□江晓原　■刘兵

    □刘兵兄，上次我读到这本《娱乐至死》时，真正是别有会心。你知道，我已经有四年多不看电视了。对此许多人或许会怀疑我不是说谎就是怪诞:你真的不看任何电视节目吗？我真的不看——电视剧、新闻联播、综艺节目、天气预报乃至许多有我自己出镜的节目，我一概都不看。我承认这是我的怪诞好了。

    我还可以告诉你另一个极端——和我住在同一个城市的顾晓鸣教授，媒体最近报道他的标题是:《顾晓鸣:家里13台电视同时开》，而且是24小时一直开着！据说此外还有5台DVD播放机在播放着各种剧集。他被称为“最疯狂的多媒体体验者”。

    现在有人告诉我们，电视是一种洪水猛兽，它将——事实上已经开始——导致人类文明的衰落和灭亡。尼尔·波兹曼认为，电视的出现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意思有点像马克思说蒸汽机是一种革命力量。波兹曼可能真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了解，例如在本书的参考文献中，甚至出现了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同于马克思的是，波兹曼认为电视是一种有害的力量——尽管它也有革命性。

    ■关于电视，可能我没有你那么极端，更不会像你说的顾晓鸣教授那么极端，我的情形是:很少看；主要原因是:没时间。我设想，如果我有更多的时间，我会有选择地看一部分电视节目——不得不承认，现在虽然可以看到的电视频道越来越多，似乎可看的节目却越来越少。

    说到电视，其话题当然与《娱乐至死》这本书有关。前不久，在我请著名话剧演员梁国庆为我在清华讲授的“戏剧中的科学”这门课客串讲课时，他隆重地向学生们推荐了这本书。我以前虽然也听说过见到过这本书，却一直没太当回事。这次，在出差途中认真看了之后，大出意外，感想颇多。这本书从表面上看，似乎主要在谈电视文化，但我却觉得，在实质上，它涉及的问题要远远超出电视这个具体问题，而且，无论就其思想的深度还是文本的可读性，都是我近来所阅读的书中很少见的，读起来，不断有令人拍案叫绝之处。

    □我先说说让我感兴趣的第一处，是对于电视这一洪水猛兽，波兹曼将始作俑者追溯到电报的发明，这真是一个深刻的见解。他引用大卫·梭罗《瓦尔登湖》中的议论:“我们匆匆地建起了从缅因州通往得克萨斯州的磁性电报，但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可能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交流；……我们满腔热情地在大西洋下开通隧道，把新旧两个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是到达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条新闻可能却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自从有了电报，我们就能将万里之外的事情迅速报道在本地报纸上，这些事情被称为“新闻”，而这些所谓的“新闻”通常有两个特征:一、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二、你知道了这些事情也不会因此而采取任何行动。就比如你知道了万里之外的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这既与你在此间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你也不会打算去为阿德雷德公主送医送药。所以这些所谓的“新闻”，你知道了其实对你没有任何意义，不知道其实对你也没有任何损失。

    按照波兹曼的论证，事情就是从电报发明的那一天开始，出现了本质上的变化——从此我们就进入了被信息垃圾包围的岁月，而电视和互联网又使得这一状况变本加厉。

    ■要说起此书令人拍案叫绝之处，恐怕这个对谈的篇幅是不够的。先说一点吧，即由读此书联想到的关于人们经常会对国内的电视科普进行的讨论。按照此书作者的观点，电视这种传播媒体，由于其娱乐化的形式特点，其实是不适用于传播那些严肃的、令人思考的观点的。

    我曾记得，国内科普界不断有人提及一件事，即当美国的Discovery频道工作人员访问中国时，国内有人问及他们做好科普节目的经验，而他们回答说，他们不是在做科普，而是在做娱乐节目。于是，这里许多人就开始由此感慨我们的电视科普节目娱乐性不够。

    其实，硬要用电视做科普的话，无非是两种结果:一是与电视的表现形式相适应，结果，做出的只是娱乐节目，但这偏离了我们初始设定的那种科普目标；另一种可能，是按照标准的科普目标去做，结果，因为与电视这种传播形式不相容导致传播上的失败。在我们这里，电视科普存在的问题，可能两者都有。

    □我是用阅读书籍的方式接触科普的。但我们习惯将电视——以及几乎一切技术——视为“中性”的东西，电视既然作为一种传播手段，我们就想当然地认为它天然就适于传播一切内容。现在波兹曼明确指出电视并不适于传播某些内容，这确实是对我们富有启发意义的见解。

    电视一方面既不适于传播严肃深刻的思想——连科普都不行，另一方面却又非常适于娱乐公众，帮助公众消磨时间，这种东西大行其道，就会带来可怕的后果。波兹曼对电视深恶痛绝，他认为自从有了电视，文化的灾难就开始了——电视无处不在，而且它不要思想，只要娱乐。这正好对应了赫胥黎在他的幻想小说《美丽新世界》中的“如今人人都快乐”。波兹曼担心，由美国电视业所象征的现代文化的娱乐化、平庸化，正在把令我们心往神驰的现代化，变成一个《美丽新世界》那样的“反乌托邦”。

    ■要是想把这个话题充分展开，那恐怕就又是一篇大论文了——此书可以像这样展开的地方还有很多。不过，当我们说严肃的科普，那又是指什么呢？为什么要进行那样的严肃的科普呢？我前面只是讲，如果采用电视这种娱乐至上的传播手段进行科普可能会偏离某些人原来设定的科普目标，但我并没有加什么价值判断。而且，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采用电视这种方式进行科普呢？只因为我们看到这种传播手段对大众的影响力，而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手段与内容、形式与目标之间可能有不相容之处？甚至反过来想，一些原来设定的科普目标，是否就是惟一的呢？或者说，当我们想到极致，这种电视科普造成的所谓“娱乐化、平庸化”的结果，最终又能怎么样呢？那种《美丽新世界》的预言，在文化发展的意义上是否可以避免？如何能够避免？等等，这样问题的清单是可以长长地拉下去了。

    能够让人继续思考，让人提出新的问题，这正是波兹曼的书的重要意义。相比之下，其他具体结论，也许反而相对不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