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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包括从《丑陋的学术人》说起；抄袭剽窃学术界蝗祸；低水平重复到底谁生的谁等内容。

文：张献忠  
出处：博览群书 2001年第7期

　　作为责任编辑,对于围绕《学术腐败批判》的讨论,我理应和大家一起开诚布公地交流意见。我认为,虽然《批判》一书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甚至是缺点(某些缺点也有我本人的原因,后面我将具体说明),但从总体上我们应当肯定。毕竟该书对近些年来学界的大案要案作了较为系统的清理。在此以前,虽然杨玉圣、葛剑雄、曹树基、伍铁平等学界诸先生一以贯之地进行着学术打假,并高举学术打假的大旗,但是相对于庞大的学术队伍,他们的力量确实显得极为单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只是通过一篇篇的学术批评文章分散战斗,从来没有学者(或许他们就没有这个勇气)为此写一本书(一般说,相对发表在学术刊物上或报纸的学术打假文章,书的受众面要大得多,影响也大)。在读研究生期间,我就对学术界的腐败之风深有感触,进而深恶痛绝,成为编辑后,更想能对学术事业作点什么(在出版业市场化的今天其实很难),于是就想到了关于中国学术腐败和学术规范的选题,并极力向领导论证该选题有一定的市场潜力,终于在选题论证会上通过。但此后找作者却让我犯了难,先后在南开和北京联系过五位学者(其中两位研究生),他们或对此不感兴趣,或是觉得得罪人。后来,我想到了长期从事学术打假的杨玉圣先生,觉得他是最合适的作者,于是满怀信心地拨通了杨先生的电话,当时杨先生很忙,而且也坦言自己有许多不便之处,杨先生还向我推荐了杨守建先生,说实话,当时我对杨守建有些顾虑——一个本科生能行吗?但后来我请杨守建写了二三万字的样稿,又看了他发在《学术界》2000年第5、6期上的《学术出版界面临的紧迫问题——由<世界文明史>引发的调查与反思》一文,感觉还可以,于是最后定下作者。杨守建交稿后,我虽然觉得离我们所想象的有一定距离,但总体上感觉尚可,至少他是第一次以书的形式将学术腐败分子的丑行展现于更多的世人,他对学术腐败分子可以说毫不留情,以至于我们领导看了后担心会招来麻烦,建议我将所有的学术腐败分子的真实姓名隐去。对于这一建议,我没有完全同意,而是向领导做了解释。杨守建对于学术规范和学术批评的论述虽然基本上是对前人观点的总结,稍显肤浅,对于学界中人说或许无太大新意,但对于绝大多数本科生乃至研究生却很有价值。对一本书的评论,我觉得不能脱离了当前的社会环境,具体到《批判》一书来说,其环境就是学界无人愿写一本得罪人的书,对学术腐败分子来说,不仅没有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势,而且他们中的好多人依然逍遥于学术界,大多数人不仅不了解他们的丑闻,还对他们敬而仰之。在这种情况下,杨守建的书虽然存在一些不足和缺点,但却显得及时而必要。对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当善意地提出,我想这样无论对作者还是批评者都是一件好事,对学术打假事业更是功莫大焉。试问,今日哪位学者能站出来写一本学术打假的书?

　　上面这些话,并没有为杨守建书中存在的问题做辩护之意,而且某些缺点我也难逃其责。例如著的问题,我有至少一半的责任。审读完该书稿后,我也觉得该书不能算是“著”,算编著更合适些,并向老编辑提出了这一问题,老编辑又问了我其中的内容,认为可以算作著,于是我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此乃我之错。另外,现在看来该书注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我认为这不是作者有意要否认前人的成果,而是作者第一次写书,对此认识不够,甚至不是太懂,这从作者的原稿中可以看出,原稿中作者的注释几乎都缺少书的出版年代和出版社,有些我查阅有关书补正,有些反馈给杨守建先生让其追加。我认为,对这一点,我们应当提出善意的批评以使作者意识到该问题的重要性,作者也应当虚心接受,这对我做编辑工作来说,也是一个教训和启示。

　　对于周祥森先生的批评,我表示感谢,但有些观点我却不敢苟同,在电话中我也对周先生初步说明了自己的看法,现再次提出以向周先生和诸位学者请教或供讨论。

　　首先,我丝毫不否认我的书评有广告化的倾向(这是一个编辑应当具有的能力,编了书就应为其做充分的宣传,以扩大受众面,但绝不可从主观上歪曲书的内容,甚至如周先生所说“目肿谓肥,指癣为鳞”)。但是,我认为我的书评除未指出该书的注释不全外(当时还未发现这一问题)基本上还算客观,理由如下:

　　周先生认为我所说的《批判》对近几年来学术腐败的大案要案一一进行了揭露,将腐败分子的丑恶行径展现于世人,是通过“乾坤大挪移”,将“辞书学界徐庆凯先生等对王同亿事件的揭露(见于光远、巢峰等著:《我们丢失了什么——“王同亿现象”评论文集》,商务印书馆版);语言学界伍铁平先生等对徐德江、申小龙的无情揭露(见伍铁平著《语言与文化评论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版);历史学界张伟然、蓝勇先生等对陈国生的揭露(见《学术界》2000年第3期);钱乘旦先生等对高校教材低水平重复的批评(见《中国书评》1995年总第4期);杨玉圣先生对学术腐败现象的抨击及其学术批评(见杨玉圣著《学术批评丛稿》、杨玉圣编《书的学术批评》,均为辽宁大学出版社版);哲学界孙周兴先生对张汝伦抄袭问题的公开批评(见《中华读书报》2000年4月);法学界段晓英先生等对潘国和严重学风问题的批评(见《学术界》2000年第4期)”;等等,“通通记在了还在读大学的杨守建的名下”。我觉得说《批判》揭露不为过,因为,对于这些学术腐败案例,除了学术界某一专业的小圈子人知道外,其他人知道者不多,大学研究生知道者就更少了,本科生更是几乎一无所知。这一点杨守建的调查很客观,我也在南开和北京的学生中作过调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杨玉圣、葛剑雄、伍铁平等先生的对学术腐败的揭露有很大局限性,而杨守建的《批判》一书将这些腐败案例作了系统的梳理,将其以书的形式再次展现于世人,无疑是扩大了受众面,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学者揭露的局限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说杨守建揭露了……决不为过,这也是我斗胆敢用这个词的主要原因。由此我也想到了学术作品的大众化问题(这是一个很大课题,我没有能力进行阐述,愿诸位能赐教,对此展开充分讨论)。

　　周先生认为我的评论会让人误认为杨玉圣、葛剑雄，伍铁平等先生对学术腐败所做的揭露是杨守建所为，如果仅仅从书评本身看，或许会这样，但仔细分析，我觉得这种误解会消除，因为，只要林体翻一下该书，不知情者就能明白，这些腐败案例原来早已被揭露，吾辈竟然不知，幸好杨守建再一次予以披露，使吾辈知学术界之真相，知学界的剽客，骗子子和强盗，我不仅没有抹杀扬玉圣等诸位学只是打假英雄的功劳，而是在文章开头和结尾都提到了诸位尊敬的学长。但是他们确寮很孤独，这是学界的悲哀。

　　对于称该书最大胆，公开，全面“吹响学术打假的号角（封面上的广告词皆作者所为，我略做改动）我觉得一点也不为过，将这么多的学术腐败分子的真实姓名再次以书的形式系统展现于蓼，这不处是大胆，公开和全（说句老实话，我作为责编都害怕某一天哪个腐败分子会因这本书气急败坏，给我一刀）虽然以杨玉圣等先生为代表的学术打假英雄一直在进行着学术打假事来，但我觉得学术打假的号角并未吹响，至少好多人（包括学者）还没有意识到学术打假的严重性，或是装作听不见杨先生的号角。不必企求学术打假的号角响彻云霄，如果能响遍学术界的话，也不至于这么多腐败分子仍混迹于学术界。因此我们期待《批判》一书能吹响学术打假的号角，这难道有错吗？其实我确实得杨过度建的这一声号角比学者吹得要响亮。

　　由周祥森先生对我的书评认识上的误曲，我再次想到了学术打假不能深入的原因：没有将最广大的学术后备军——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充分动员起来。学者不能和读者真正的沟通，而是仅仅固守在自己的自留地上（极小的专业圈子内）将自己的文章（当然也包括书评）或是作为自留地上的产品（学术成果），或是作为孤芳不能深入，学术规荡也不会真正地建立。

——读《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文：猫头鹰

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学术界是我们社会所剩不多的几块神圣的净土之一。但是非也，君不见，随着社会上腐败和虚假之风的日益蔓延，这块净土早已不再神圣，而是被浸染、践踏，学术界的抄袭、制假售假现象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学术腐败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个热门的话题，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进而成为一个大众话题。在2000年全国的政协会议上，许多委员更是发出了遏制学术腐败的呼吁。

其实，腐败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产生腐败的制度环境和腐败分子得不到惩治。近年来，社会上的反腐败和打假活动搞得轰轰烈烈，许多腐败分子相继落入法网，一大批造假窝点被端掉。与此相比，绝大多数学术腐败分子却要幸运得多，他们有的虽然多次被曝光，但仍然逍遥于学术界，似乎是一沾了"学术"两个字，腐败也成了高尚的事。与此相对应，学术腐败虽已成为热门话题，但学术界从来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反腐措施，更未有形成学术反腐机制。大多数学者好象对学术打假也漠不关心，只有以杨玉圣为代表的少数学者孤独地高举学术打假的大旗，由于人单势薄，他们的打假显得火力不够集中。

在学术腐败愈演愈烈和学术打假影者寥寥之即，杨守建先生挺身而出，不惜数载之功，愤笔写出了一部洋洋洒洒20余万字的学术打假专著--《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以下简称《批判》，对学术腐败分子当头棒喝，成为继杨玉圣先生后又一学术打假英雄。

在《批判》一书中，作者对学术中的抄袭、剽窃、低水平重复、掺沙注水以及职称评定中的徇私舞弊等学术腐败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近几年来关于学术腐败的大案、要案一一进行了揭露，无情地剥去了罩在王同亿、申小龙、潘国和、陈国生等这些曾几何时被誉为"杰出的天才"的文抄公们头上那层玫瑰色的光环，批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学术丑闻，告诉了读者一个真实的学术界：在神圣的学术界里也有马屁精、骗子、剽客、惯匪和强盗。

《批判》以言辞犀利、批判性强、风格明快见长，而且语言幽默、笔调辛辣，可谓"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作者直斥潘国禾、申小龙、陈国生等文抄公为"文坛窃贼"、"学苑大盗"，将他们的腐败行径一一展现于世人。作者还将大学教材的互相"借鉴"谑称之"学者的乱伦功夫"，将申小龙"通过重新组装产生的大量著作（这些著作很多都是抄袭来的内容）戏称为"学者的积木游戏"。

单纯的"讽刺和挖苦绝不是战斗"，因此作者并没有停留在情绪化的讽刺和痛骂上，而是深入分析学术腐败产生的制度环境，认为以量化评估为主要内容的学术评价机制客观上刺激了学术腐败的产生，指出，学术评估中"引入易于操作的量化评定后，这种纯学术的评定，只要按一定的程序即可，完全可以把这种评估中的学术性剥离"。其实量化评估是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行政办学的官本位制的体现，看今日大学中，是谁的天下--行政力量主宰高校，学术力量应有的发话权利被剥夺，更不必去奢谈"教授治校"和"民主管理"。作者还认为，学术批评缺席和功能的丧失是学术腐败产生和蔓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学术批评本来是学术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术民主的标志。但是，现在我们学术批评的现状却非常堪忧：学术批评或者成为一些学阀压制新秀、挟私报复甚至攻伐异己的武器，或者异化为广告，成为学者进行表扬与自我表扬、掩饰自己贫乏的化妆品和遮羞布，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温情主义、矫情主义和虚情主义之风在学术批评中盛行，而真正的学术性则被阉割。真正的学术批评应当成为学术发展的防腐剂和催化剂，是对学术的一种有效监督。正如权利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一样，作者认为，"在学术事业内部整个免疫系统免疫力本就不强的情况下，学术批评缺席或功能的丧失，将进一步削弱其对学术腐败的抵抗力。学术腐败冲破又一道防线，长驱直入，又必然反过来击穿求实的学术精神，奴役学者的学术良心，束缚学术批评的手脚"，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作者还批评了学术界的南郭先生（滥竽充数的学术混混）和东郭先生（认为自己的学术作品被抄袭，已被谋财，不可再花时间--生命追究抄袭者的责任的学界中人）以及出版界的不良风气和翻译界的"毁容"问题。

在深刻揭露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和分析其原因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重建学术规范的倡议，指出学术规范分为原则性规范和技术性规范，原则性规范是各学科都必须遵守的，具有普适性，其内容包括很多方面，作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知识增量。技术性规范是在技术层面上具有可操作性、可以体现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原则的要求，它有的内容具有普适性，有的则只适用于某一个或几个学科。

可以说该书是第一部最为大胆、全面、公开地揭露国内学术界种种丑陋现象的著作。也正是因为它是第一部，所以该书有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如对学术界的近亲繁殖现象虽有提及，但论述的很不充分，对学术规范和学术批评的论述也失之肤浅，对各大学学报的"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学者傍大款、学者沦为政治的附庸等腐败现象更是只字未提。但是，该书毕竟是第一部学术打假专著，对我国的学术界必将起到激浊扬清的作用。

在该书出版后不久，笔者又看到了由杨玉圣先生注册的学术批评网站正式开通，里面汇集了杨玉圣、葛剑雄、徐友渔、谢泳、伍铁平、朱学勤等数十位学术同仁关于学术腐败、学术批评和学术规范的文章。该网站的开通使学术打假由原来的单兵做战变为集体做战，火力因此更加集中。

有了杨玉圣、杨守建等学术打假英雄，有了学术批评网站和《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学术界幸矣！中国幸矣！

愿中国学术网站和《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吹响学术打假的号角！愿更多的学界同仁加入到学术打假的行列。

文：周祥森  
出处：博览群书 2001年第5期

　　在没有拜读被一篇书评文章誉为“学界王海”杨守建先生著的《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大著前，先在“世纪中国”网站之“世纪沙龙”专栏中读到了署名“张群”的《学界王海浮出水面》的书评；旋即又从友人杨玉圣先生主持的“学术批评网”上读到了该书责编张献忠先生（当时尚不知他就是该书的责编）的评论——《吹响学术打假的号角》。于是，就急切地想读到这个“学界王海”“不惜数载之功”（现在可以知道，“数载之功”一说根本不成立）著就的“第一部最为大胆、全面、公开地揭露国内学术界种种丑陋现象的著作”。

　　起先，我委托在南京的朋友去南大附近的“先锋书店”看看有没有此书。因为我几次出差途经南京时曾去过几回该书店，知道该书店专门经营学术书籍，且能及时上架新书。但这次颇为失望。不得已，便向北京的朋友求援。感谢北京友人的热情襄助，终于让我如愿以偿，得以一睹此书之庐山真面目。

　　我之所以急欲读到这本书，除了自己对学术批评比较感兴趣外，首先是想了解一下这个突然“浮出海面”来的“学界王海”究竟何许人也。因为，在我所接触的史学圈子中，从事学术批评事业十数年的杨玉圣先生似乎在学界的口耳相传中是个“学界王海”，至少在中国美国史学界有相当多一部分人是这样认为的。如今中国美国史学界的人大都能比较安分守己，都说是因为与玉圣先生的学术批评努力有关（毋庸否认，在中国美国史学界，也有人对他恨之入骨，提起“杨玉圣”这三个字可能就咬牙切齿）。其次，是想了解一下该书是否如评论者所说那么伟大。可是，待读到此书，结果不仅是令我大失所望，而且让我大为吃惊。

　　在这里，我主要想结合上面提到的评论《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的两篇书评文章，探讨一下学术书评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问题。

　　写书评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经过学术界多年的努力，这在当下已成为书评界之共识。然而，说易做难，落实到自己的身上更难。

　　凡读过《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的人都不难看出，作者杨守建对书评的八股化倾向和做法、对书评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温情主义，是极力痛斥的。但是，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该书一面大加痛斥，另一方面，该书的责编却明知故犯，自甘沦为被痛斥者流。

　　我目前还不知道给杨守建先生戴上“学界王海”桂冠的张群先生是何许人士。封《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为“第一”外加三个“最”（在我看来，三个“最”没有一个能够成立的）的张献忠先生，现在知道就是该书的责任编辑。

　　从我业余做图书责编的经历看，责任编辑对于一部书稿的审读，加上校对（至少是终校一遍），绝不少于读四遍。审读过程中，为了较好地把握书稿，责编还必须阅读一些相关的图书或文章，即对书稿所涉及的问题做点学术了解；若条件许可，还须尽可能地核对书稿所援引的书籍和文章。因为我的编辑经验告诉我，十之八九的作者在书稿或论文稿中所引用的材料，不可能每一条都是他／她亲自查阅的，或多或少总搀杂着一些冒似作者亲自查阅实则转引而来的材料，何况，即便是作者亲自查阅的材料，也有可能出现笔误或电脑输入时摁错键。因此，如果说张群先生对《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及相关问题也许了解得不深，那么图书责编张献忠先生是理应深切地了解该书的内容的。

　　无论张群先生的评论，还是张献忠先生的评论，对《中国学术腐败批评》的捧赞，都几至于上天绝地，甚至肉麻。但在二张的评论中，伍铁平、葛剑雄、曹树基、杨玉圣、徐庆凯、钱乘旦、孙周兴等先生卓有成效的学术打假努力及其贡献，却全都被一笔抹杀了，全都被一股脑儿记到了所谓的“学界王海”杨守建——这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的本科学生身上了。

　　我们且看二张是如何进行这种乾坤大挪移的。

　　张群先生的书评称：“学界的‘王海’——杨守建浮出海面了。而这个‘王海’，他的第一声号角就如此犀利和有力，锋芒又是如此锐利。《批判》甫一完稿，就以其大胆而客观的揭露和入木三分的分析、严密无懈的逻辑（体系），让圈内人士‘大惊失色’，拍掌叫好。原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潘国和、复旦大学年轻的语言学博士申小龙、西南师大历史地理博士陈国生，这些曾几何时被誉为‘杰出的天才’的学界诸公（其中潘国和最富传奇性：十年之间，他从一名中学化学老师摇身一变成为著名的法学家、法学院院长，其中端倪，自不得而知），将不得不在这里摘下他们虚伪的高贵面具。而所谓填补国内法学研究空白的《南极政治与法律》、国内第一部《世界文明史》及其主编唐河、中国社科院‘八五’重点科研项目成果《中国历史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第八届中国图书奖获奖专著《文化语言学》（申小龙博士‘著’），也不得不脱下他们头上那层玫瑰色的光环。”“中国第一大辞书案、九十年代中国第一书评案、中国语言学界第一诉讼案，还有众所周知的华东理工胡黎明案……虽语涉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重庆西南师范大学等中国学术重镇，作者亦毫不隐讳，秉笔直书，诸多内幕，俱现纸上，告知读者一个真实、具体、完整的中国学术界。”

　　张献忠先生也在书评中写道：“在《批判》一书中，作者对……近几年来关于学术腐败的大案、要案一一进行了揭露，无情地剥去了罩在王同亿、申小龙、潘国和、陈国生等这些曾几何时被誉为‘杰出的天才’的文抄公们头上那层玫瑰色的光环，批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学术丑闻，告诉了读者一个真实的学术界：在神圣的学术界里也有马屁精、骗子、剽客、惯匪和强盗。”“《批判》……作者直斥潘国和、申小龙、陈国生等文抄公为‘文坛窃贼’、‘学苑大盗’，将他们的腐败行径一一展现于世人。作者还将大学教材的互相‘借鉴’谑称之‘学者的乱伦功夫’，将申小龙通过重新组装产生的大量著作（这些著作很多都是抄袭来的内容）戏称为‘学者的积木游戏’”。

　　通过这番乾坤大挪移，辞书学界徐庆凯先生等对王同亿事件的揭露（见于光远、巢峰等著：《我们丢失了什么——“王同亿现象”评论文集》，商务印书馆版），语言学界伍铁平先生等对徐德江、申小龙的无情揭露（见伍铁平著《语言与文化评论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版），历史学界张伟然、蓝勇先生等对陈国生的揭露（见《学术界》２０００年第３期），钱乘旦先生等对高校教材低水平重复的批评（见《中国书评》１９９５年总第４期），杨玉圣先生对学术腐败现象的抨击及其学术批评（见杨玉圣著《学术批评丛稿》、杨玉圣编《书的学术批评》，均为辽宁大学出版社版），哲学界孙周兴先生对张汝伦抄袭问题的公开批评（见《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０年４月），法学界段晓英先生等对潘国和严重学风问题的批评（见《学术界》２０００年第４期），等等，两位书评作者视而不见，通通记在了还在读大学的杨守建的名下。

　　不知情者，初读这两篇书评，必然会认为是：“杨守建先生挺身而出”，“对学术腐败分子当头棒喝”，才“无情地剥去了罩在王同亿……等……文抄公们头上那层玫瑰色的光环”。最后，读者自然也会得出结论：揭露了这么多学界的大案、要案，摘下了这么多“杰出的天才”的“虚伪的高贵面具”，杨守建怎么不会是“学界王海”、“学术打假英雄”呢？

　　不仅如此。据该书责编张献忠先生说，《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的作者“言辞犀利、批判性强、风格明快”，“而且语言幽默、笔调辛辣，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责编献忠先生的笔下，年纪轻轻的杨守建俨然就是一个再世的当代鲁迅！

　　其实，不客气地说，评论者如此不顾基本客观事实，把一个年轻作者如此捧上了天，大概和作者一样，恐怕只有一个目的，即为作者争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之“老大”的交椅，为《批判》一书争“原创性”。由此看来，如果说责编没有读懂书稿，实在是冤枉了他。事实表明：张先生不仅读懂了书稿，而且可以说达到了与作者心心相印的境界。

　　上述有关《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的两篇书评，再一次让我们看清楚了八股化、广告化的书评的丑陋形象；再一次使我们体会到，在学术评论活动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多么艰难（特别是事及自身时）；再一次让我们懂得，破除纯粹的“栽花”样式的书评，绝非是件一蹴而就的易事，而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再一次让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对作者远离客观事实的无聊的吹捧，无异于对作者进行无情的棒杀，捧得越高，很可能跌得越惨。这难道不值得人们深长思之吗？  

——读《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文：张群

在数年前的一天，一个叫王海的青年人走进了北京某著名商场。从此，中国消费者多了一分胆气，而诸多商家则多了一分寒意。"王海"成了"有些人"颇为畏惧的名字。时间转瞬到了今年，21世纪的第一个春天，随着一本仅仅22万余字的小书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许多学界的所谓头面人物将不得不对"杨守建"这三个字回味再三，或者还会咬牙切齿。

学界的"王海"--杨守建浮出海面了。而这个"王海"，他的第一声号角就如此犀利和有力，锋芒又是如此锐利。《批判》甫一完稿，就以其大胆而客观的揭露和入木三分的分析、严密无懈的逻辑（体系），让圈内人士"大惊失色"，拍掌叫好。原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潘国和、复旦大学年轻的语言学博士申小龙、西南师大历史地理博士陈国生，这些曾几何时被誉为"杰出的天才"的学界诸公（其中潘国和最富传奇性：十年之间，他从一名中学化学老师摇身一变成为著名的法学家、法学院院长，其中端倪，自不得而知），将不得不在这里摘下他们虚伪的高贵面具。而所谓填补国内法学研究空白的《南极政治与法律》、国内第一部《世界文明史》及其主编唐河、中国社科院"八五"重点科研项目成果《中国历史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第八届中国图书奖获奖专著《文化语言学》（申小龙博士"著"），也不得不脱下他们头上那层玫瑰色的光环。

中国第一大辞书案、九十年代中国第一书评案、中国语言学界第一诉讼案，还有众所周知的华东理工胡黎明案……虽语涉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重庆西南师范大学等中国学术重镇，作者亦毫不隐讳，秉笔直书，诸多内幕，俱现纸上，告知读者一个真实、具体、完整的中国学术界。

学术腐败，触目惊心，老鼠不打，后患无穷。而以往的批判与打假多是单兵作战，火力不够集中，效果更不明显。这也正是潘国和等人得以在以清高自许的学术界十年"大旗不倒"还"蒸蒸日上"的重要原因。

杨守建，一个很平凡的"闽"人，勇敢地站了出来，并不惜数载之功，借《中华读书报》实习记者之便宜身份，收集资料，终于写出这本"打假专著"，对"腐败分子"当头棒喝，活画出该等人物的可恶而又可怜的嘴脸。并以真面目展现与世人（自然也包括被批判者）面前，其勇气与魄力，与整天戴着墨镜的王海相比，大概不止是庶几近之吧？在这样一个"王海"面前，潘国和辈是否还有揽"书"自照，直面甚至诉讼的勇气呢？我很怀疑，揭露本身也就是一种胜利。可能还只是冰山的一角。但中国学者的责任感和学术的圣洁无上，绝对不会允许这帮害群之马在21世纪尚有藏身之地。

如果说官员腐败是中国现代化的减速器的话，那学术腐败的后果或许就是中国现代化在某一天停在了门槛近旁。借用古人的一句话来告语诸位潘国和辈，并为杨守建君贺："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不信，就"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