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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叶籁士文集》有感文：刘海涛
出处：2003（？）

叶籁士是当代中国世界语运动和语言文字改革的主要代表，本书收集了他几十年来关于世界语、语言文字改革论题的大部分著作、书信，书中也附有几十篇对叶老的怀念文章。书的内容可分为如下几大部分：①世界语和世界语运动。②有关世界语和文字改革的回忆性文章。③文字改革。④语言学、国际语学和世界语的理论性译文。⑤有关文字改革和世界语的书信。⑥叶籁士年谱。⑦周有光、陈原、张企程、李士俊等怀念文章。限于篇幅和本人学识的局限，以下只是我在阅读此书时的一点感想，希望能为大家阅读此书有点帮助。

在发表于1933年《世界》杂志的题为《世界语和东方》的文章中，作者在分析了Esperanto（世界语）的结构后认为，世界语要想作为未来社会的世界共同语，还必须吸收诸民族语的要素。为此东方的世界语者们更应“积极参加国际语创造的各个部门的工作，从东方人的立场来集体地研究讨论Esperanto的新语，表现法......”，叶老在60多年前为我们提出的任务，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虽然近年来世界语学的研究较之三十年代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例如现代的研究认为世界语在语言的深层结构上极其相似于汉语这样的孤立型语言，某些东方语言的构词方式也逐步进入了世界语中。但总体来说，从东方语言的角度研究世界语的工作仍有待于加强。如我们是否可以深入地研究世界语的孤立语特征对它在近千种计划语言中能脱颖而出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世界语的研究属于国际语学（interlingvistiko）的一个分支。国际语学作为世界语运动的理论基础在我国一直处于欠发展的地位，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空白。叶老对于国际语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视在文集多处都可看出。在《世界》副刊《言语科学》的创刊词中，作者认为语言是随社会发展而变的，“在国际语以及世界语问题上，俗学的言语学者暴露了自身的全然无力”，世界语...

叶老对于国际语理论研究的重视也可从另外一件事中看出，这就是著名前苏联学者E.Drezen的《Historio de la Mondolingvo》汉译本的出版，此书出版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至今仍是计划语言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之一。鉴于原作具有的学术价值，早在三十年代，徐沫先生就将其译为中文，但由于种种原因此书一直未能在中国出版。叶老对此事是念念不忘，直到临终前仍掂记着。关于此事，我们在许多同志对叶老的回忆中，都可看出。为使译著能更忠实反映原作的精神，1993年初，叶老得知苏联 Progreso 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第四版时，在身体已极其虚弱的情况下，给有关同志多次打电话，请他们弄一本。看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因为早在1992年秋，德国著名的国际语学家 Blanke 博士就寄赠给我这本第四版的《Historio de la Mondolingvo》，我也曾在我自己编的《国际语学通讯》小刊中介绍了此书，时间在1993 年 1 月以前。而每期的《国际语学通讯》，我都是要寄给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我遗憾的是没有将这个消息直接寄给叶老，使得这位垂暮的老人不安。为告慰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者、我国国际语研究的先驱，我所能做的就是继续已经开始多年的国际语学研究，做叶老开创、而未能完成的事业。我希望《世界共通语史》能够早日出版，有更多的语言学者和世界语者来严肃地研究国际语学这一对人类生活有极大意义的学科。

叶老对于国际语问题的研究和世界语的实践直接导致了他对文字改革的兴趣，文字改革是语言规划的一个研究领域。而语言规划的研究重点便在于研究人类有意识对自然语言的改进，我们认为：语言规划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优化人类交际问题的学科。它可进一步划分为语言政策学和语言构造（计划）学，前者的行为主体是政府与国家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为解决国内的语言交际问题而确定必要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后者指对某种语言的本身（包括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根据需要所进行的规范化和改造。语言构造学作为一种狭义的语言规划学，它的定义和研究范畴基本接近于 Tauli 关于语言计划的定义：“语言计划学属于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系统研究现有语言改造和发展及新的区域性、全国性或国际性语言的创造的方法和策略。语言计划涉及口头和书面语的各个层次，语言、词法、句法、词汇和正字法。”。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有关语言构造学的临时定义：语言构造学研究语言的构造问题，它一方面研究现有语言的改造问题，即在现有语言中增删新成分的问题；另一方面也研究构建某种新语言的理论。本质上它是一种研究人类如何有意识的改变和影响语言的学科。我们在这里说了这许多关于语言规划定义和研究范畴的话，只是想说明叶老一生的奋斗和工作内容都是与语言规划有关的，世界语作为目前最成功的计划语言，是语言规划领域乃至人类社会的一个奇迹，它的历史和经验无疑会对多语的人类提供有益的启示，语言规划和其它语言学的研究者们都不应漠视这一现象。叶老对于计划语言，特别是世界语的实践和理解，无疑是他取得许多语言规划成果的基础。他不愧是中国语言规划的楷模。

叶籁士作为中国世界语事业核心人物和中国语言规划领导者的历史和经历，对于语言规划的研究者，对于国际语学的研究者，对于世界语运动的领导者，对于每一位普通的世界语者都是极有启迪与指导意义的。感谢中国世界语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份宝贵的财富。

文：高成鸢
出处：读书 1996年第5期

    “人生识字忧患始”。文化人群体忧思形成的思潮，也会掀动文字的初基。无论多么厌倦意识形态，人们在回首中国近代的文化轨迹时，大概都不能摆脱激进和保守的内心矛盾。这就是笔者翻阅《叶籁士文集》时的思绪。
    《文集》作者六十多年的老友胡绳先生在序言中说，叶籁士倾毕生心力于两件事业，即文字改革和世界语运动。这两件事业在中国有极其特殊的关系，谓之“孪生”，实不为过。世界语兴起在先，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曾通令全国师范列为必修课。三十年代上海“左联”有个小兄弟“语联”，胡愈之、叶籁士是骨干，“语”是世界语，但它的中国信徒都天然主张汉字改革，认为这是人类语文大同理想在中国的初级阶段。由此立场来看，胡适的“文学革命”实在不过是表面文章。
    “文字革命”口号见于《文集》所收纪念吴玉章的文章中。吴老曾发表《文学革命与文字革命》一文，认为解决工农大众识字难的关键在于推行拉丁化，这也是鲁迅《汉字和拉丁化》一文的主旨。由瞿秋白制订于苏联的拉丁化拼音方案是叶籁士通过世界语途径引进的。
    一九五四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是为国家语委的前身。吴玉章先生去世，重任由叶籁士先生承担。一九五八年周恩来提出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推行拼音方案三项务实任务，这些方面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据《文集》中的年谱，六十年代，叶先生已在文章中承认对汉字全盘否定态度的错误，表明他的坦诚磊落。
    事实上，对人类共同语的追求，是叶先生更为执着的事业。四十多年前我曾用刚学会的世界语与他通信，后来我也跻身于这一学界，有幸与胡愈之、楚图南、陈原等前辈聚首。蔡元培、鲁迅时代，世界语眼看风靡国际，证实其覆盖力与中立性都使英语莫与争锋。不幸二战中英语借美国的经济强权而风行，但我相信迟早要受到万国文化尊严的反弹。近来韩国世界语运动的勃兴值得注意。巴金先生信念不变，至今乐于担当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旗帜。
    少年气盛时因憎恶汉字，读鲁迅的话感到极为痛快。他说：“不错，汉字是祖先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马上回答的。”那时万没想到，今天我在文化史的钻研中不断翻检《说文解字》，日益醉心于这一祖先的神奇。语文上的矛盾，反映了文化深层的冲突。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全面碰撞，人们对两者的认识本来有待深入，何况碰撞过程复杂多变、难以把握。鲁迅倘若及见电脑时代汉字效率的意外焕发，即使不写文章承认错误，内心也会修正观点。我们不能责备前贤，因为激进的时代有激进的任务：劳苦大众急需识字读书以挽救民族危亡。
    回首百余年文化轨迹，我们应成熟到足够平和地面对相反观点“各执一端、崇其所善”的局面，像《汉书艺文志》那样认识到诸子百家“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相反亦相成也”，根据现代化的需要而折衷斟酌，达到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
    与整个世界相比，中国文化独独一脉相承，是个古怪的文化。与整个历史相比，近现代中西交推，是个矛盾的时代。这注定中国近代文化轨迹的曲折。反映于文化的基部——语文，观念的反复毫不足怪。当然有的反复应当避免，例如汉字简化已发现个别不慎、曾作修正，“文革”后不该一度匆忙推出第三批；相反，推广普通话远远落后于台湾新加坡，未见加力，反而听任台、港腔泛滥，广播电视中被“那么”“呢”等废料充斥。还有繁体字的回潮。
    推想近年有不少现状加深了叶籁士先生卧病中的内心苦闷。尽管他在文改工作中功勋卓著，但难免从文化轨迹中感到失落。差可释然的是，他远非孤独地承受失落。
    从《年谱》来看，叶籁士的最后心事只有世界语。弥留之际他还念及《世界共通语史》的重版。有理由相信，当此“地球村”时代逼近之际，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世界共通语”的理想早晚会实现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