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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蒋余浩  

　　眼下，网络已经发达到相当的地步。言论自由是自由民主社会的优先价值(preferred value)，网络技术的发展增强了个人筛选信息的无限过滤能力，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按自己的偏好进行选择。如果把选择看作自由的核心，那么新科技已经引领我们走向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了——但是，自由、民主真的就这样实现了？且慢乐观，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宪法教授凯斯·桑斯坦（Cass R.Sunstein）说，网络社会的民主问题还多着呢。在其著作《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中，他写道，“多数人为这些明显增进个人便利和娱乐的发展额手称庆，但在喝彩之余，我们仍要提出一些疑问。不断壮大的个人控制力将如何影响民主？网络、新形式的电视和传播媒体又将如何改变公民治理自己的能力？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机制，或是个人自由本身，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先决条件？”
　　在这本薄薄的书里，桑斯坦以他一贯清晰细致的风格，解释了民主社会中言论自由的意义问题。在他看来，政府的监控当然对民主和自由是威胁，但是只谈对信息的检查，却留下严重的盲点。网络上的选择只是一种消费者主权的选择，商业网站的飞速成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商品整体的增进，对社会福利的增加没有太大的好处，更多只是一种“消费攀比”，并不能使人们幸福。尤其重要的是，无限过滤使人们不愿意接触各种不同的信息，失去了一定程度的共同经验，因此丧失了社会黏性。桑斯坦认为，一个表达自由的完善机制必须符合两个不同的要件：其一，人们应该同任何事先未经计划的、无法预期的信息接触；其二，一个异质的社会里必须有一些人们的共同经验，否则将很难处理社会问题。新科技的发展增加了人们接触信息的机会，也增强了人们“无限过滤”的能力，人们选择浏览的，都是与自己观点相同或相似的信息。网络有“协同过滤”（collaborative filtering）的功能，你在一个网站购物之后，网站就会根据相关资料向你推荐一大堆你可能喜欢的消费品，你永远只是沉浸在你的喜好之中，眼界由此狭窄，品位就此固定。个人化购物延伸到政治网站，桑斯坦发现，大多数网站链接的是同一阵营的网站，政治信念坚定者在网上只阅读相近观点，人们总是置身于相近的看法中，强化了原有的观点，变得偏激。这样的后果是导致“群体极化”，即形成具有极端观念的团体，社会由此分裂。在网络发达之前的社会，人们通过报刊、广播、电视一类的公共媒体或者街角、公园一类的公共论坛获取信息，这时候也不是没有选择，但人们总有很多机会或置身于不同立场的“论述”之中，或有接触不同类型人的“体验”，由此获取的信息是“未经计划的或无法预期的”，这种不期而遇让人感到社会是形形色色的，不至于太偏激。网络的发达一方面让人有能力不再顾及不同的看法，一方面让人足不出户也能享受社会服务，比如亚马逊网上书店就能让人坐在家里点点鼠标订阅最新书籍，但人们也会因此失去挤书店、遇见形形色色的人、道听途说各种消息的经历。你不用与任何让你厌烦的人打交道，不用被迫倾听任何让你愤怒的言论，可以在网上进行“孤独的狂欢”、尽情地享受“寂寞的欢愉”。而一个丧失了社会黏性的社会将变得如此陌生、分立，当灾难来临时，就非常脆弱。桑斯坦倒不是在缅怀以往的时光，他质问的是，这样的言论自由把我们的民主引向何方？桑斯坦说，情况必须改变，政府应该在信息传播中起到积极作用，也就是说，政府必须积极监管言论。
　　不要以为桑斯坦强调政府干预就是个大“左派”了。在与他人合作的一部广受好评、也备受争议的著作《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中，他分析了执行权利的成本，指出实现权利也是需要花钱的，但这并不减少保护基本权利的承诺，无非是证明被如今的“自由主义者”所遗忘了的、《联邦党人文集》早已指出的“政府的力量是保障自由不可缺少的东西”（第一篇）这一论断。对本书，也完全可以说，桑斯坦要求政府监管言论不是否定言论自由的价值。桑斯坦指出，在一个具有表达自由的民主机制里，政府必须承担确保人人不会被饿死的压力，官员感受到压力自然会做出反应。相反，在一个没有选举自由或通信自由的机制里，政府没有暴露在舆论中，当然会躲避承担责任。新闻报道本来有一个“平等报道原则”，要求广播和电视必须在公共议题上分配时段，好让反对者也有发言空间。然而因为广播或电视公司取巧地避谈争议性的话题，只呈现平淡无奇的观点，联邦传播委员会就放弃了平等报道原则。但桑斯坦指出，后来的研究发现，取消平等报道原则之后，公共议题的节目经常表达极端的观点。这种放松监管的结果究竟是百花齐放、有利于丰富社会议题库，还是加强群体极化、导致社会分裂？恐怕不易回答。
　　此外，一个社会必须有一些共同经验，让不同的人有一些共同的记忆和关心，“共同庆祝假日，并且明白其意义，有助于团结国家，让不同的人民聚在一起”（68页）。在重大的节日中，传播工具和媒体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使人们尽可能地参与其中。通过现代科技制造出来的共同经验，可以说是一种凝聚性商品（solidarity goods），就像传统的街角和公园可以让不同的人见面一样，对社会来说，这是极其重要的：
　　运作完善的社会有赖于诚信、互惠的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知道同胞是他们的同伴，当同胞需要帮助时，他们愿意帮助。这种关系的存在就是所谓的“社会资本”。我们应该普及这种看法，借传播体系来分享经验，以促使公民，甚至陌生人之间发生关联。一个缺乏这种经验的社会，无可避免将会因关系不和谐而受苦（69—70页）。
　　政府必须承担起积极的责任，对无限过滤进行监管，让人们都能接触到各种信息，喜欢的、反感的、好的或者坏的。信息不是一般的消费品，其间涉及很多社会问题，如果任人们凭私利进行选择，人们当然会钟爱一些事、排斥另一些事，造成分裂。拥有公共论坛和公共媒体的机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产生对信息进行无限过滤的能力之后，也同样能创设公共论坛和公共媒体，那就是由政府通过监管，限制人们完全自由地选择。
　　桑斯坦否定的自由是在他看来属于消费者选择的自由，那只会产生消费攀比，不能让人更快乐，不能提升社会整体福利。他的这个论述让人想到凡勃伦《有闲阶级论》中关于奢侈品消费的论述。但是反对者完全可以质疑，为什么消费者选择的自由就可以被限制，难道自由不包含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桑斯坦辩解道，尊重自由不仅仅是确保尊重选择和满足喜好，还必须确保欲望与信仰的形成是自由的，因为喜好和信仰并非脱离社会制度而存在的，他们是现存安排下的产物（77页）。既然人们的喜好和信仰都是在有限的选择中形成的，社会制度、社会环境塑造了他的品性，政府监管就是要使人们尽可能暴露在所有不同的信息之中，使人们能够理性地选择。由此，限制人们选择同好的自由，就具有了正当性。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政府监管的意义，“限制完全自由，保障自由完全”。
　　桑斯坦区分了消费者主权的自由和政治主权的自由，与后者相联系的就是联邦党人的共和国理想。美国开国之父们留下的是一个共和国，要维护这个共和国，需要人们成长为具有德性的公民。共和国要求的不是直接民主，而是能够保障人们慎思明辨的民主，确保自由的机制不仅仅保障人们作为消费者进行选择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培养人们成为自治、理性、充满政治热情的公民。桑斯坦任教于芝加哥大学，不知他是否受过如今在中国学界相当火热的斯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影响，但是他关于共和国、公民、自治和德性的一系列论述和立场，都让我想起近期读到的斯特劳斯学派大将H.C.小曼斯菲尔德的一篇文章（《社会科学与美国宪法》，载《思想与社会第四辑：宪法与公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四年）。在这篇文章里，曼斯菲尔德批评了罗伯特·达尔的民主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对美国宪法的社会科学解释路径，因为他们抛弃了对美国宪法的信仰，抛弃了对人民德性的关注，将美国宪法的研究变成使宪法生效的社会条件的研究，忽视了美国宪法期待人们通过慎思和选择建立良好政府的愿望，遗忘了美国宪法中蕴含的建立联邦共和国的理想。“美国宪法建立了第一个这样的共和国，它的所有权力都来源于人民，同时也是第一个这样的共和国，它从人民那里收回所有的权力。人民的选择受到那些他们在‘选择’中选出的人的控制。”曼斯菲尔德关于自由主义的一段论说使他远高于流俗的自由主义论者，我把它当作桑斯坦本书立场的一个精彩注解：
　　虽然自由主义是建立在权利和利益的基础上的，但是它并不像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那样，是一套主张人的权利应受到保障、人的利益应被满足的学说。自由主义就其根源而言事关自我治理，人试图凭借自己的力量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权利、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行使权利和追求利益的方式——自我治理的形式——与保障权利和利益同样重要，因为权利和利益必须自由地保障。因此，尽管自由主义是从自然状态中前政治的权利和利益开始其推论的，但从一开始它期望的却是政府的建立，权利和利益能够在政府下通过政治的方式、通过宪法渠道行使和追求。（《思想与社会第四辑：宪法与公民》，107页）
　　需要强调的是，桑斯坦并不认为政府的任何管制措施都当然合理，政府监管言论需要相当的正当性理由。规范虚伪不实的商业广告，对他人的诽谤或儿童色情，管制暴力色情图片、暴力威胁的言论，都应该师出有名。但这些还容易为民众所接受，在规范政治言论时，就出现了难题。因为政府也有其自身的利益和考虑，当政府基于不正当的考虑而管制政治言论时，就可能像在自我保护或维护相关利益团体了。总之，监管不涉及民主自治的商业言论时，政府有更多的正当理由，也更为人们认同，监管政治性议题时，人们则有理由不信任政府的动机。作为宪法学家，桑斯坦似乎对美国的宪政体制充满了信心。他指出共和主义要建立的是一个“商议的民主”，要用“商议民主”的眼光来看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共和主义是代议政治，这个体制的架构、监督制衡机制，都是为了在人民和法律之间进行过滤而设计，以确保最终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且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下做出的。“商议的民主”还要求在公民和政府之间，有相当程度的反省与争辩。现有的宪政制度确保在热情与理性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缓冲带：议员作为公众的代表从事政治活动，以防公众“激情”左右政治、参众两院制使两个立法机构相互监督，确保立法活动的审慎、选举人团确保总统是以代表的方式结合民意选出。“商议的民主”下的言论自由不是霍姆斯da法官的“观念的自由交换”（霍姆斯的这个观点让人联想到我国学者甘阳最喜欢引用的Frank Knight的那句名言，“最大的谬误莫过于把自由和自由竞争混为一谈”），而是布兰代斯da法官的“作为政治义务的公共讨论”。根据后者，自由最大的天敌是“疏懒的人民”，对理想的公民来说，主动参与政治是义务，而非只是权利。如果公民“疏懒”，自由就陷入危机（31页）。在美国现有的宪制中，公民可以通过民主选举、违宪审查这样的制度安排监督政府，但这些制度只有与具有政治德性的人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可见，制度与人的关系应该是互动的，制度培养公民的政治美德，公民通过制度积极参与政治，使制度良性运作。
　　近日听友人说，Google、百度将革新搜索技术，对新闻采取机器编排，到时点击率越高的新闻越方便浏览。原来网络不仅替人们“量身打造”信息，还能“制作”社会的偏好。于是就想到了“政府监管”。用Google搜索近期民众反对日本加入安理会游行抗议的消息，十条新闻有九条被屏蔽掉了，许多版主只好连“游行”两字都删掉。国情不同，具体情况得具体地细致分析，拿桑斯坦的观点硬套自己的现实，则“尽信书不如无书”了。不过，这并不减少阅读的乐趣。

文：张芝梅  
出处：博览群书 2006年第5期

　　上门户网站看新闻、在BBS上发帖子、回帖子或者在某个网站写Blog、上商业网站购物、用Google或者百度查资料、用MSN或者QQ和朋友聊天、上游戏网站玩电游，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并已经把它们视为当然。但不知有多少人意识到，我们可能因此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关键词时代，一个不同于后工业社会的时代。

　　人类的生活因为几次大的技术革新而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工业革命以大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操作，解放了人类的双手；后工业社会信息和知识成为最有价值的东西，有人认为后工业社会解放了人类的大脑。但我们现在的社会正在悄然离开后工业时代，步入崭新的历史阶段。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后工业时代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为标志；而现在，则是以淘汰信息为重点，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淘汰信息获得有用的信息。也可以再换一种说法，后工业社会是以信息的数量取胜，但现在取胜的根本可能不在于数量，而在于信息的质量。当然，这个新的时代的产生和互联网的出现分不开，但更重要是在于互联网的普及。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互联网的用户的日益扩大，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变化。其根本的变化在于发布信息成本的低廉，(之所以强调互联网的普及而不是互联网的出现带来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在互联网没有普及的时候，发布信息的成本并不是很低，而且由于收益有限，因此，发布信息可能不是一种有效益的行为。因此，我认为互联网的出现并不是这个新时代的标志性的特征，因此，不主张把它称为互联网时代)信息成本的低廉产生一系列的后果。后果之一就是大量的个性化网站和虚拟社区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个性化服务。互联网使得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网络给无数的普通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表自己的言论的空间，一般人可以不受限止或者不怎么受限止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感受。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blog或者bbs上的帖子让自己即使是很细微的独特之处展示出来。一句有真知灼见的话或者一篇妙趣横生的文章都可能被欣赏，差别只在于欣赏者的人数的多少。而且，网络还克服了地域给人带来的局限性，无论多么怪异的兴趣或者爱好都可以通过网络找到兴趣相同的人；因此，有共同爱好的人很容易地聚积在某个网站或者虚拟社区，无障碍地和世界上各个地方的人共享知识和情感。最早的这些个性化网站或者虚拟社区可能更多的是兴趣的产物，但由于聚积在某个个性化网站或者虚拟社区的人至少有某些共同的偏好，这其中就隐藏了某些商机，因而就出现了为各个特定人群服务提供的各种个性化服务。比如，你可以通过网络定制你喜欢的新闻而不需要花很多时间浏览所有的新闻，你也可以很方便地定制你需要的各种商品和服务。信息成本低廉带来的第二个后果是网络信息的极度快速的增长。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信息既有各种有用的信息，也有垃圾邮件等等。

　　信息成本低廉带来的这两个后果所产生的一个共同的结果是信息的大量涌现，使得信息超载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我们从大量信息中筛选有用的信息的成本也在增加。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种筛选信息的手段，帮助我们过滤掉那些不需要的信息，进行“信息减肥”，以便我们在网络这个大迷宫中找到我们最想要的信息。搜索引擎应运而生。

　　和乐器没有演奏者不会发出悦耳的音乐一样，搜索引擎如果没有关键词也是一种没有用的工具。随着信息数量的增加，我们对搜索引擎和关键词的依赖也在日益加强。当然，关键词不仅仅帮助我们进行网络搜索，随着人们在自己的电脑中存储的文件的增多，你可能不时地需要使用某个关键词在你自己的电脑上搜索文件或者邮件。我们对搜索引擎的倚赖还可以从一些事实得到说明。作为目前搜索引擎的老大的Google在这几年间迅速成长，雅虎中国也回到自己的老路，IBM和微软都宣布进军搜索引擎，准备分一杯羹。国内各大门户网站也在加大对自己搜索引擎的投入。搜狐副总裁王建军说：“2005年才是真正的搜索年”(http://computer.sz.net.cn/2004-12-30/nw2004123000077.shtml)，这说明各方都看到搜索引擎的巨大市场，而且据说“搜索引擎正取代短信成为互联网行业新的经济增长点。统计数字显示，去年国内搜索引擎的市场规模为6．4亿元，随着上网用户的增多和中小企业接受搜索引擎的在线广告推广，2007年预计将达到33．7亿元。”(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5-06/30/content_3158339.htm)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我们正在步人以搜索引擎和关键词为特征的新时代。

　　搜索引擎本身也在发展，原来更侧重的是数量，即你通过某个关键词搜索出来的网页数量的多少，但随着网页的数量的急剧扩大，这种搜索方式也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因为有时候搜索出来的东西关联性不大，甚至完全不对路。搜索引擎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个性化服务。现在对搜索进行分类，进行定向搜索，针对学术或者企业等等。所以说，它在为我们提供越来越周到的个性化服务。这当然主要是由于网络用户对各种个性化服务的巨大需求的回应。我们每个人的各种偏好都是一种关键词，通过它，我们选择了某些信息和商品，而淘汰了另外一些信息和商品。

　　网络还造就了另外一类关键词。由于网络的便利，只要轻点鼠标，某个信息就可能通过email发送给无数的人，再通过其他人传到更多的人手中；或者你在某个网站发布的某条信息，如果吸引某些人的注意，就可能被转载到其他网站或者转发给某些人，很快，某个局部信息很可能就传播到更广的范围，网络可能如同星星之火，一旦被点燃，就可能燎原。或者称为信息的“引爆点”现象(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第58页，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只注页码)，即：当某种新的信息出现时，当某些人相信并且采取行动，就可能使更多的人相信，最后出现滚雪球现象，使很多人相信这个信息(或者简单说就是“三人成虎”)，这就是虚拟串联的威力。比如，“木子美”和“芙蓉姐姐”通过网络迅速蹿红就是典型的虚拟串联而产生的引爆现象。其走红速度之快可能都会令那些精于替明星包装的包装公司大跌眼镜。

　　摆脱限制、获得自由一直是人类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不可否认，网络为我们实现这个目标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网络使得每个人似乎都有如鱼得水的感觉，而且感觉到我们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很多人因此欢呼网络带来的便利和自由，认为乌托邦至少在网络上是实现了。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网络乌托邦毕竟是乌托邦，乌托邦可能是可爱的，但任何乌托邦都潜藏着危险。没有免费午餐，网络在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可能产生很多副作用。

　　首先，通过关键词进行的各种个性化的选择和服务在为我们提供选择自由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地限止我们的自由。我们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自己喜欢的网站、新闻、音乐、商品等等；而且，通过经常光顾自己喜欢的网站，我们还可以很容易找到和我们自己偏好相同或者相似的人们；这些网站也会把和我们属于同一团体的人可能有的其他偏好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与自己偏好相似的人还有其他什么偏好。比如：你如果在亚马逊网站订购一本书，亚马逊会告诉你和你选择同一本书的人还选择了其他什么书，而且由于这些网站推荐的产品的品质很好，因此你的偏好可能会越来越接近与你品味相似的人，而渐渐地排斥其他的东西。因而就出现了协同过滤的问题，导致你和其他类型的人的偏好的距离越来越大。(第16～17页)因此，偏好看起来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但自由选择是一种过滤，它一方面把和我们异质的各种偏好和观点过滤了，另外一方面，也通过网络，把我们自己的偏好强加给其他人，它实际上会对具体的个体的独特的喜欢或多或少进行干预，因此，看起来是自由的偏好也有暴力的倾向。尽管和国家暴力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侵害看起来不同，但实际上也会对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产生一定的侵害。因此，看起来自由的偏好就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成为一种专制的力量，而且这种专制是隐蔽的，不容易引起人们的警惕。同时由于链接的出现，而且“更多的网站是链接到看法相同的网站”，随着你和与你观点接近的人的交流的增多，还会出现“团体极化”的现象，即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种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终形成极端的观点。(第47页)团体极化的结果是不同团体的人之间的观点的距离越来越大，最终可能导致社会中的不同团体的分裂，并且失去商议的基础。

　　其次，信息的传播和获得的成本的低廉可能导致信息的误导和侵略。虚拟串联的麻烦制造者不仅仅来自那些有意制造病毒和传播病毒的人或者是那些发送垃圾邮件的人；我们每个普通人也可能是虚拟串联麻烦的制造者。我们可能都收过别人转发的邮件，也可能给别人转发过邮件，由于转发的成本的低廉和甄别这些信息是否真实的成本的高昂，我们可能不判断某个邮件的信息的真伪就转发给其他人，而其中的某些邮件可能就是包含错误信息的邮件。网络文章的转发也一样。据研究：“如果你缺乏信息，你可能会以他人的论述或者行动来作判断”(第56页)，因此，如果在给别人转发的邮件中无意传播了错误的信息，这些错误信息可能会给其他人的判断带来不好的影响。而且，由于信息有一种“引爆点”现象，因此，只要某种信息一旦传播开来，哪怕这个信息是假的，要纠正过来就很困难了。某些人的错误判断可能就会成为很多人的错误判断，并且最终形成一种错误的观念，以讹传讹，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或者你只需要联想一下“文革”中的串联带来的结果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导致真实的信息无法得到传播。而且，即使是那些真实的信息，一旦通过虚拟串联并且被引爆，也会变成一种“暴力”。由于这些被引爆的信息很快成为一个区域甚至整个社会的关键词，即使你此前对此一无所知或者即使是现在你仍然对它毫无兴趣，你仍然无法逃避这些信息。比如，我从来没看过任何“超级女声”的比赛，但由于无数人的信息轰炸，我现在不可能不知道“玉米”、“凉粉”不仅仅指称某种食品。或许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关键词侵略”。因此，和以往不同，限止我们自由的力量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限止自己和他人自由的力量。

　　此外，传统媒体和网络的相互渗透也并不像人们一般认为的那样完全是好事。前几年，关于传统媒体和网络的关系经常有人讨论，很多人认为网络对传统媒体构成一定的威胁、削弱了传统媒体的作用。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根据目前的情况看，这两种媒体的冲突并不严重，而且，由于网络的巨大影响力，传统媒体现在也向网络靠拢，双方互相渗透，导致媒体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一体化倾向。很多在网络首先出现的热点很快也会出现在传统媒体上，而传统媒体也借助网络为自己造势。比如，最近红遍整个中国的“超级女声”可以说是各种媒体通力合作的一个典型例子。媒体一体化是否会产生一言堂的情况值得我们关注。

　　因此，我们在看到网络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正逐渐被网络和关键词控制。关键词的过滤功能对自由会构成一定的侵害，出现“关键词霸权”。当然，从历史上看，过滤一直存在，书报审查(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包括编辑对稿件的选择和淘汰也是一种审查)也是一种过滤，和网络过滤不同，这种过滤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因此有时候人们会对它产生反感，并且注意它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关键词的过滤由于是我们主动选择的，因此，我们通常不会注意到它的危害。或者说，我们自己选择了被关键词控制。而且，随着网络信息的不断增加，这种过滤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也会出现类似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人暴政’’的问题。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喜好或多或少会对具体的个人产生专制，使得你最终屈从于这些人的看法。

　　因此，不管是基于偏好的选择、还是虚拟串联引爆的信息对个人的侵害、或者是传统媒体和网络的融合，它们都带有一定的专制的力量，都可能产生一种趋同的倾向，而趋同即意味着个性的消失，意味着自由的丧失，而可能最终我们都湮没在网络的大一统中。

　　我们曾经因为网络的出现而欢呼，但愿某一天，我们不会穷得只剩下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