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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孟传良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5-8-19

　　回顾我国翻译理论界三十年来所走过的路，在总结与借鉴的基础上，中国翻译工作者在翻译史、翻译理论史、翻译基本理论、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但这些成绩背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据粗略考察，上世纪后半叶我国翻译方面出版的书籍约500多本，其中理论研究方面的书籍仅占20％左右的比重，而译史则1％而已。
　　笔者认为，在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中，应该特别重视基础工程。谭载喜教授积其十余年的研究成果推出的这部《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以下简称《简史（增订版）》），正是体现了学习、借鉴与研究的精神，在系统性和全面性上下了功夫，把我国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步，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作者将西方浩瀚的翻译文论进行了科学梳理和归类，且辅以精当的点评例析，让读者开卷获益，洞悉奇妙，功莫大焉！此书的前身《西方翻译简史》于1991年出版以来，一直受到翻译学界的重视和欢迎，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的许多院校均把它作为外语及翻译专业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教学用书或必读参考书，并于2000年重印。这次增订版经教育部有关专家学者审定，于2004年被正式纳入全国统一教材“研究生教学用书”系列。
　　一、纵横千载，紧跟时代
　　《简史（增订版）》展示出一幅色彩斑斓的西方翻译历史画卷。它追源溯流，对古罗马以来各个时期西方译事的发展变化、主要流派及其动向，以及有关历史事件作了概要的回顾，涉及的主要人物有273人，对其中杰出的翻译家和理论家的经历、代表译作和论著都作了重点介绍。史料翔实，叙述明晰。显而易见，取料的爬梳剔抉，作者是下过一番功夫的。尤其可贵的是，作者在吸取国内外（主要是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有关译作和论著及其时代背景和所产生的效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评价，并贯穿于写作的全过程。
　　在译论史方面，《简史（增订版）》从最初的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奥古斯丁等文学家、神学家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之余附带的零星译论谈起，论述了后来不断涌现的翻译理论家所提出的翻译问题，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有法国16世纪的多雷、18世纪的巴特、20世纪的穆南、赛莱斯柯维奇；德国19世纪的施莱尔马赫、20世纪的卡特福德、斯坦纳、别林斯基，20世纪苏联的费道罗夫、加切齐拉泽、巴尔胡达罗夫和科米萨罗夫等等。该书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以上学者的翻译原则、类别以及翻译方法、技巧等问题，并从理论的高度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记载了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丰富的成果和遗产，反映了西方翻译理论在世纪之交蓬勃发展的最新面貌，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二、分类独到，目的明确
　　对于西方翻译史的分类，现在较为流行的一个做法，是按翻译研究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或思想流派的基本特色，将西方译论划分为翻译的文艺学理论、语言学理论、交际学理论、社会符号学理论或翻译的语言学派、翻译科学派、翻译研究派、翻译文化派、翻译功能派、翻译解构派、多元系统派等等。然而，以思想流派来划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只是多种方法当中的一种。《简史（增订版）》采取的是按西方通常的历史分期（即分为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及近代、现代）并与翻译活动本身进程相结合的论述方法，以时代、国别、发展为基线。其长处体现在：（一）可以揭示历史因素对翻译事业的影响。举其要者，如由于罗马征战的胜利所产生的优越感，竟视希腊文艺为可以任意“宰割”的“战利品”，以至提出“与原作竞争”即“超过”原作的主张；随着民族语言的成熟和民族国家的兴起，以民族语取代拉丁语译《圣经》以及古典的和同时代的作品的活动便得以普遍开展；两次世界大战给西方译事带来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以及现代科学对翻译理论以至具体操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等等。（二）这种写法也描述了西方译事本身的分合变迁过程。如直译与意译之争，折中派继之出现，意译终占上风；由最初以词为翻译单位逐渐依次转变为以句子、话语以至整个作品为翻译单位；由少数文学家和神学家占领译坛，译事与译论多限于《圣经》和文学作品及其序、跋，发展为一项由千万人参加、内容涉及各个领域的专门职业，翻译理论专著也随之频频问世；以及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之间的论战由尖锐对峙而趋向缓和以至谋求弥合的趋势，等等。（三）能对史料作出层次清晰的梳理，便于人们对西方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译论传统和特点进行有益的比较，进而可以较为客观地认识西方译论的分布状况及其发展趋势。
　　三、选材精当，资料丰富
　　西方译介史和译论文献卷帙浩繁，跨越漫长的历史岁月。对西方翻译活动和理论的历史划分，西方翻译理论家常常莫衷一是。纽马克（Peter Newmark）以重大的翻译活动为标志来划分译论的发展阶段。奈达根据翻译思想的发展认为，西方翻译可分为语文学翻译、语言学翻译、交际学翻译和社会符号学翻译（Nida，1984：9－15）。斯坦纳（George Steiner）认为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1）古典译论至十八世纪末泰特勒和坎贝尔翻译三原则的发表；2）从施莱尔马赫至二十世纪中叶；3）战后至七十年代，以翻译语言学派的兴起为标志，以维内、奈达、穆南和卡特福德为代表；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其标志是新兴学派林立，跨学科研究蓬勃发展。我国的刘宓庆先生基本采用这一分法。根茨勒（E.Gentzler）则以翻译思想为标准，将现代译论划分为五大流派：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廖七一先生采用轻历史划分、重翻译思想界定、薄古厚今的原则，将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大致地分为三大时期：古典译论时期，公元前三世纪至十八世纪末；近代译论时期，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当代译论时期，二十世纪初至今。翻译研究的历史划分和流派的界定本身反映了翻译研究角度的差异、重心的转移和跨学科研究成果的交互影响。而《简史（增订版）》的作者在材料的梳理归纳上付出巨大努力，将漫长的西方翻译史划分为六个时期：1）发轫于公元前四世纪的肇始阶段；2）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3）中世纪时期；4）文艺复兴时期；5）近代翻译时期，即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叶；6）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
　　四、介绍充分，评论恰当
　　作者为自己确立的编写原则是重翻译思想界定、薄古厚今。例如“当代翻译理论”这一节，列出了自20世纪50年代起，直至21世纪，西方翻译研究领域编辑出版的主要论文集、西方翻译杂志列表。虽然表中只侧重列出刊名为英文的期刊资料，但现、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刊物的发展盛况，由此可窥一斑。为了充分地反映当代西方译论发展的时代特征，本节中，作者独具匠心地在采用按国别、按地域叙述这一基本方法的基础上，充分增加按译学流派来讨论的成分，分别介绍了各国各派的代表人物、研究内容和理论基础，并将翻译活动置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各种社会关系中进行研究。由此得出结论：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当代可视为最具成就的时期。这不仅是因为在这半个多世纪中，西方翻译理论作品多不胜数，而且主要是因为翻译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两大“质”的飞跃。一是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由奈达、费道罗夫等人把现代语言学的“科学”概念引入翻译研究而带来的飞跃；二是七八十年代由霍姆斯等翻译研究学派把“独立学科”概念引入译学领域而带来的飞跃。两次飞跃都在观念和方法论上给翻译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更新。最后，关于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作者提出了两条建设性的意见：首先，如何使西方和中国翻译研究二者相得益彰，互为补充，这个问题依然既是中国理论界也是西方理论界的当务之急。其次，翻译学科建设还不完善，许多领域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开发，例如比较译学、译学理论应用以及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根本关系的研究等等。许多新观点，如翻译是跨学科研究、翻译方法无对错之分、翻译是抉择过程、译文是动态再创作、翻译理论没有固定模式等等，不仅冲破了传统翻译理论的束缚，同时还给予文学、语言学等学科以新的启迪。这样的评介十分有助于读者了解和掌握当代西方译论的精髓。
　　当然，我们还须看到，该书尚有一些可待商榷之处。《简史（增订版）》采取的按历史分时期、分阶段的写法纵然利大于弊，却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即不易使翻译活动本身发展变化的历程与一般的历史分期完全吻合，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另外诚如作者所言，“所得史料的分布不十分平衡，例如在欧洲各民族语的翻译方面，涉及英、德、法、俄等欧洲几个主要语种的翻译资料明显多于涉及其他语种的资料”，因此该书的重点分布也难免不受影响，如书中对英、德、法、俄，尤其是英国翻译史的叙述较多，而对其他国家着墨则较少，有的只是数笔带过。然而，尽管缺乏某些方面的细节，该书所提供的史实还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基本反映出西方翻译史面貌。诸如此类，即便算“缺憾”，也是瑕不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