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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仲涛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5-11-4

　　日本中年社会学家藤井胜的历史社会学力作《家和同族的历史社会学》，曾荣膺日本乡土研究会的大奖，清楚地显示了作者的学术理论功力和田野工作的方法论。
　　该书首先厘清日本近代以来对家和同族的研究脉络，详尽地介绍社会学大家有贺喜左卫门和喜多野清一的理论，以社会学的结构和功能理论为指南，解析他们之间的异同，特别是在结构方面后者更重视血缘，即本源的家及家在同族形成中的作用，而前者却认为非血缘的存在是不可辩驳的事实。作者推崇的却是第二代(和有贺等相比)社会学家长谷川善计，认为长谷川侧重于研究家在权利、义务的公共功能方面的地位，及在此之上发展出来的同族功能，为家和同族的研究开拓新的局面。作者就是在这种理论指导(当然也有他本人的理论)下，开展对日本两个村落的田野工作，阐明家和同族的结构和功能，指出日本的家和同族的特点，即在整体上家是权利和义务的单位。
　　在做微观调查的同时，作者介绍马克斯·韦伯的父系家长制理论在日本的接受和发展。当韦伯的理论进入日本时，全盘接受者很多，以韦伯的类型论为日本的家长制定调子，而忽略日本父系家长制的独特之处。藤井胜认为，韦伯的理论自然有合理之处，而且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日本的家长制，但由于历史的演变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同，日本的父系家长制更多地呈现出横向关系，即纵向的，自上而下的命令体系的家族制度在日本的表现是比较微弱的，毋宁说“我们的家”这样的横向观念是支配日本家族动向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日本的家长如果违背家庭成员中的横向结合而独断专行，结果是被驱逐下台。
　　在对家深入研究探讨后，藤井胜转入对同族的解析。他指出同族是在家庭的基础上形成的，即同族是家庭的扩大形式，但其中拟制血缘制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说中国是宗族社会，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社会连结的纽带，而日本则更多的是靠拟制血缘来维系同族的生存。同时，同族中的本家和分家关系也不只是上下级的纵向形式，而更多的是伙伴关系，这和日本的继承制特色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