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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吕文浩 何慧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国人民大学）  
出处：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2005-11-7  

　　潘光旦（1899年-1967年）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潘光旦先生思想非常解放，在研究社会文化现象时，他不受世俗条条框框的限制，甚至对一些一般人不大敢触及的问题，如性心理学，尤其是其中的同性恋的问题，不仅敢碰，而且还登堂入室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可以说是我国系统研究性心理学的第一人。潘光旦的性心理学研究对于今天中华民族健康繁衍、生存与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霭理士原著、潘光旦译注本《性心理学》，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少数经住了时间考验的影响深远的名著名译
　　1933年英国出版《性心理学》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英语世界里首屈一指的性心理学大师霭理士的力作。1939年，在抗战大后方的云南昆明，时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先生用了两年时间将此书翻译成中文。为了让读者不感到中西之别的隔膜，潘光旦以精湛的国学造诣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找出丰富的例证，为这部名著作了精当的注释，这注释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这部心理学名著，而且因为他的注释，我们可以反过来，通过霭理士的结论，更深刻地了解中国文化中的一些被我们误解与曲解的现象。这部著作后面附有《中国文献中的同性恋举例》一文。这是他在翻译《性心理学》的同性恋章节时，联想到了中国的情形，在广泛查阅和摘录正史和野史中有关中国同性恋现象的记载的基础上，写成的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算起来34万言的译著，其中约10万言是注和附录，占原著的近1/3。这些主要内容是从性心理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献，尤其是稗官野史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对霭理士《性心理学》的原文内容印证、补充，个别地方甚至进行了修正。
　　■潘光旦非常推崇霭理士，以至于以霭理士的私淑弟子自许，暗地里发愿要将霭理士的学问介绍到中国来，这是他译注《性心理学》的一个内在缘由
　　五四时期是个性解放思潮汹涌澎湃的时代，先进知识分子从西方借来文明的火种，来照亮中国传统社会深沉的夜色。由于五四思潮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性禁锢思想，一时间，“性”成为知识界的热门话题。除了先进知识分子介绍的进步的性知识与性道德以外，在某些地方，不负责任的“性”读物在社会上有泛滥之势。1920年代中期，有关“性”的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甚至出现了以“性”命名的定期刊物，如《性文化》、《性杂志》、《性欲周报》、《性三日刊》、《性报》等等。
　　潘光旦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开始了阅读西方性科学的著作。他最初接触到的是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引论》，而且结合弗氏之学和中国笔记小说关于明末奇女子冯小青的记载，写成了他的成名作《冯小青考———一件影恋之研究》（1922年）。很快，他又读到霭理士的《性心理研究录》。霭理士宽广的学术视野和人文主义的性观念打中了这个弱冠少年的心田，让他感受到较弗洛依德学说更大的吸引力。他以后研究性心理学、优生学、性社会学，可以说都是出自于霭理士学说的诱导。他是这样的推崇霭理士，以至于以霭理士的私淑弟子自许，暗地里发愿要将霭理士的学问介绍到中国来。他在《性心理学》的“译序”里说，“译者并不认识霭氏，也始终不曾和他通信；但二十年来，总觉得对他要尽我所能尽的一些心力，总好像暗地里向他许过一个愿似的。以前学问的授受，有所谓私淑的一种，这大概是一种私淑的心理吧。至于译者所许的愿，当然也是一般私淑的门弟子所共有的，就是想把私淑所得，纵不能加以发扬光大，也应该做一些传译的工作。”
　　在潘光旦看来，《性心理研究录》价值虽大，却是无需传译的。因为他认为，《性心理研究录》适用对象应该是医师、心理学者和其他有关系的学术专家。1933年霭理士的《性心理学》在英国出版。1934年秋，潘光旦转入清华大学任教后看到这本书后大喜过望，决心要抽时间翻译这本书。终于，在抗战时期，他用两年时间完成了这本名著的译注工作。
　　■潘光旦之所以愿意翻译《性心理学》也与当时社会的性思潮背景有关，译注《性心理学》可以看作是他对此前十余年间社会上流行的某些他不满意的性思潮的回击
　　除了与霭理士学说的深厚感情这一个人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因，即当时比较混乱的性思潮。1932年，潘光旦曾在一篇短评描述了报界以“性”为噱头赚取商业利益的行为：“近年来上海有好几种日报似乎专靠‘性’新闻的细腻与显豁，来维持和推广它们的销路。上海一类的大都市里，‘性’新闻自然俯拾即是，其中比较特殊的，自不妨加以翔实雅驯的记载。但近来所见的，连篇累牍几乎无一不是张三李四中篝的细微事故，刻画不厌其详，标题不厌其大，而逢到记者和读者公认为紧要关头之处，还要分段，还要加副题。”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出版界出现了若干粗制滥造的性读物，如《爱的人生观》、《色的社会问题》（林众可著，华通书局）和《性学ABC》（柴福沅著，世界书局出版）。《色的社会问题》的作者林众可，在“序言”里倒是老老实实地交代了自己本来没有研究心得，是如何在借阅了朋友的参考书，翻了“好几天”后攒出这一本书的。
　　仅仅批评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树立自己认为正确的性知识与性道德观。这就必须大量的译介西方性科学研究的著作了。1934年，潘光旦从霭理士《性心理研究录》第6卷“性与社会”中选译了两篇，分别以《性的教育》与《性的道德》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1934年秋他读到的《性心理学》论述范围更加全面，是更理想的译介对象。译注《性心理学》可以看作是，对此前十余年间社会上流行的某些他不满意的性思潮的回击。
　　■潘光旦在学术上受到了霭理士的影响，可以说，他对于同性恋的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应始于对《性心理学》的翻译
　　潘光旦对于同性恋的最初的认识开始于先生早年在清华学校读书时期所接触的蔼氏的性学研究著作《性心理学研究录》。而先生对于同性恋的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该始于对《性心理学》的翻译。
　　在思想倾向上，霭理士是一个中庸派，既不主张禁欲，也不主张纵欲。他认为人类的性倾向，深深地埋根在人的生物本性里。“生理与病态之间，找不到不可逾越的界线。所谓常态与病态，无非是各种不同的变异。形形色色的性歧变，虽然与后天的教养有关，终究大半是先天气质的结果，根柢极深。因此，霭理士主张，我们在整个性的题目上需要更多的宽容，除非是那些从医学上或法律上看来可以引起问题的事例，是无需责备或干涉的。”这也就是霭理士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的人与外在物理环境以及自身冲动达成和谐的人文思想。潘光旦在这一点上完全继承了霭理士的思想倾向。
　　潘光旦观察性问题的基本框架和眼光来自霭理士。这个框架是以性与人生的关系为中心的。性与人生的关系，包含3个方面：一是性与个人。二是性与社会，就是婚姻问题和与婚姻有连带关系的种种问题，包括婚姻的效用、独身问题、婚姻选择标准与恋爱问题等。三是性与种族，从婚姻行为到子女产生，就是从性的社会意义到达性的种族意义的过程，它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如何从婚姻选择里面，从两性的行为里面产生维持种族血统延续、发扬民族文化的健全分子。
　　潘光旦学生物学出身，但他更大的兴趣在于一种生物学派的社会思想。具体到性的领域，他一生受霭理士影响很深，但并没有亦步亦趋的做一个性心理学的研究专家，而更多的是借用霭理士范围宽广的性心理学来开展他自己在性与社会关系上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