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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芸茜（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5-12-2  

　　多少年来，人们都以为译介俄国文化和引进俄国社会发展经验，就是盗窃蕴藏在俄国的火种来照亮中国人脚下的路。可是，岁月飞逝，光阴流转，人们蓦然回首，却发现他们对于俄罗斯的想象犹如镜花水月，醒来后将要直面的似乎是十分荒芜的现实情景。自然而然的，我们会怀疑过去文学史或政治理论单方面所塑造的俄罗斯，而渴望知道何以有那么多动荡却能坦然前行的本真俄罗斯。首都师范大学林精华教授在这种“宏大叙事”的“诱惑”下，2003年推出30万字《想象俄罗斯：关于俄国民族性问题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试图还原“理想”与“现实”并存的俄罗斯，今年七月在商务印书馆推出20万字《误读俄罗斯》。

俄罗斯复杂性的基本构成
　　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性、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等问题，在西欧和南欧、北欧地区整体上趋于解决的态势，这也就是为什么二战在欧洲战场上不是一场混战，而是共同对抗法西斯的战争；冷战结束后，中东、独联体地区的民族性和民族国家重建等问题几乎没有消停过，而欧盟却迅速发展为具有统一货币并朝向建立统一宪法的实体。在这种对比中，俄罗斯民族性、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等问题则更为严重——迟迟没有得到解决，在后苏联时代它又变得更为复杂。俄国民族性研究近十多年来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探讨的热点。《想象俄罗斯》把俄国学者和国际斯拉夫学众说纷纭、百思不得其解的“只能信仰”的“俄罗斯之谜”，化解成自己所理解的“只可想象不可分析”论题，并归结在“民族性问题”之下，既不违背公共知识背景，又能唤起人们切近俄罗斯的愿望。俄罗斯无论是作为民族国家还是作为帝国的复杂化程度，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便俄国人对自身问题的讨论也是众说纷纭；不同的人依据自己对世界的了解和对俄国的感受，想象出各自不同的俄罗斯。能在公共理论与专门问题之间找到如此对接口，这是需要理论思辨力和历史理解力的。
　　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想象俄罗斯》清理出俄罗斯复杂性的基本构成（而不是想当然的认为俄罗斯是复杂的），自然而然地走出自己的俄国文学专业，试图打破人文学科内部界限、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从不同层面来重建俄国人是如何想象和建构俄罗斯文明的，并且从人类多元文明的历史发生学和文化类型学的角度切入，对俄罗斯文化的起源和历史演化过程进行分析，这就是：从地域文化和种族起源看，斯拉夫民族性是确定俄罗斯文明的初始形态和身份标志，它所培育的一套观念便构成了俄罗斯文明的基础——强调个人对共同体依附的集体主义、以斯拉夫为中心的本土主义、在社会结构上排斥个人智慧的非个人主义、在观念表述上非理性化等；对拜占庭文化和东正教的接受则是俄罗斯文明的第一次重构，这是“拓宽俄罗斯文明疆域的最重要的精神性事件”，既沟通了俄罗斯与西方，使其能直接进入欧洲基督教文明世界，传承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基因，又因东正教与西方基督教的差别，使得俄罗斯与西欧未能在精神上相融合，特别是“莫斯科-第三罗马”理念促使俄国负载拯救全球意识，培养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弥赛亚理想，从而影响了整个现代化进程不是西化，而是不断召唤民族认同的运动；鞑靼蒙古征服古罗斯，使俄罗斯文明疆域又一次被改写，蒙古征服者以东方习俗影响了俄国民众的生活方式，以自己的一套社会政治制度改变和影响了俄国社会的内部结构、秩序，逐步形成了中央集权体制和观念，塑造出了农奴庄园制度，但同时也使俄罗斯大大扩展了国土疆域，成为跨欧亚大陆的军事化国家，这是俄罗斯形成东西方文明错综交叉的文化类型的关键性历史转折；彼得大帝改革使俄罗斯文明得到最大的内涵性扩展，它开启了俄罗斯面向欧洲、全面学习和引进西方现代科技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而这是一种“外源性现代化”——有别于欧美基于自身经济需求而展开的现代化运动，俄国历次改革都是在中央集权框架下进行，通过国家行政手段 、自上而下推行的，改革虽使社会经济和国力得到了一定的进步和提高，但居民都付出了沉重代价，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并使得欧化的城市与传统守旧的广大农村之间产生巨大的文化鸿沟，使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发生了隔膜，由此引发了俄国知识界持续三个世纪以来关于如何对待西方现代文明与本土文化的激烈争论，以至于如何弥合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相互不理解性，如何对待俄罗斯的进步，迄今为止还是不断被讨论的问题。
　　一个印象中支离破碎的俄罗斯，也就逐渐明朗起来：原来，俄罗斯所以那么动荡，就是这四种因素在那里“作祟”。除了斯拉夫民族性之外，其他的因素是在不同时段强制性加进去的，从而使其文明在结构上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千余年来一直没有化合成有机整体，至今仍处在对这些因素的不断重组之中。或者说，这些因素的融合和冲突，构成了俄罗斯基本的民族性，成为俄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动因和张力，以至于“造成俄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发展一直缺乏稳定性、可持续性和有序性，而且动荡幅度之大令人惊诧(或扩大疆域而重建国家，或解体国家重组民族结构)”。

俄罗斯理念的表达范式
　　在对俄罗斯民族性进行纵向的历史性梳理后，作者对俄罗斯问题的考虑更多的是落实到人文学科层面上。在“俄国文学创造与文学接受中的民族共同体形象”中，我们发现经由作者的描述，“俄国文学创作和接受是理解俄罗斯民族性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探讨俄罗斯民族性的重要方式”，而且作者巧妙地把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接受等通常分离的问题有机一体化起来，从而使普通论题“普希金如何成为俄国民族诗人”，成了远远超出文学范围的大论题，即“普希金之所以能成为俄罗斯民族诗人，本质上就在于其创作充分体现了俄罗斯作为东斯拉夫民族特有的审美方式、理想追求、价值取向等”。而且，这种民族诗人的形象，在不同时代得到了不同的阐释，以至于在每一次俄罗斯文化面临转型困境之际，普希金作为民族诗人的魅力就成了重建民族国家、振兴民族精神、抵御西化的精神支柱之一。
　　以这样的方式重建俄国人如何想象自我，不只是要描述经典文学在俄国的特殊意义，还有：伴随这种持续提升文学艺术意义之过程的是，俄国人文学科研究并’不图谋与世界主流学术发展接轨，而是试图确立俄罗斯理念及其表达范式的合法性和普适性，希翼以此改变国际主流学界关于人文学科研究的学术格局并修正其规范；对西方文化，俄国并未随着现代化过程中而完全认同，对西方的复杂情感存有官方和民间的对立，而体制内外的知识精英则极力接受德国文化以抵抗国家的西化趋势，在知识界看来，无论是歌德之类德国古典文化，还是尼采之类的现代理论，抑或马克思深刻批判现代性的思想，对俄国的意义是“同等”的，即共同坚定了俄国人反对西方及其主流文化的信心、为俄国反对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资源；此外，书信、回忆录、传记，或者散文、随笔等这些普通文体，在俄国也变成了本真表达民族性问题之思考的话语策略，或者是扩展知识界关于民族性问题理解的公众性行为，因为俄罗斯问题多得无所不在、复杂玄妙得仅仅靠学理性讨论是不够的，从而使得私人性话语也演变为讨论公共话题的一种形式。就是这样没有学科限制，围绕民族性问题展开学理性描述，在不经意间，一个异常丰富的、充满美感和质感的、多元的俄罗斯渐渐浮出水面，向我们呈现出非同寻常的魅力，俄罗斯也就有了丰富的枝叶，并逐渐丰满与圆润起来。

中国现代性中的“俄罗斯影响”
　　正是对俄国文化构成及其过程有如此深入研究的基础，作者敢去触及现代性在中国生成自己变体形式过程中的俄国因素这样的难题，成就了新作《误读俄罗斯——中国现代性问题中的俄国因素》。作者力图探寻20世纪上半叶中国何以大规模接受俄国文化问题背后的价值观念和历史依据问题。作者通过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运用大量史料呈现出现代中国对俄罗斯的奇特认知，把俄国分成两部分：即反封建并反对官方资本主义改革的“理想俄国”——这是由写实主义文学叙事和左翼文学艺术运动所体现出来的；受现代西方文明影响并不断保守基督教信仰的“颓废俄国”——这是由现代主义文学家和东正教人士所塑造出来的。中国知识界的这样区分，显然违背了俄国文化是各种复杂性混合一体的事实，可是，这样的区分却符合当时中国的现实性需求，即给要从俄国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文化资源提供合理的方法、依据。正是基于此，大批仁人志士基于启蒙主义之使命，满怀诚意地把眼光投向了那个“理想的俄罗斯”，一厢情愿地建构所谓“中俄文化相似性原则”，以为经由对俄国写实主义文学和左翼文化的热情接纳，就能实现建构独立、富强、文明的中华民族伟大理想，全然不顾启蒙主义本身的悖论、“中俄文化相似性原则”自身的欠缺(如在俄国文化中，西方性诉求远胜于东方性)，进而，不从整体上把握俄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没有正视俄国文学的民族性诉求、缺乏对俄国写实主义文学进行学理性认识、夸大了俄国文学的普遍性价值等，把原本是配置性精神资源提升为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思想资源、把俄国出于自身利益抵御西方演化为普遍反西方的真理等。相应的，也不去积极关注现代主义在俄国所生成的变体性形式意义、东正教的正面价值。作者发现中国接受俄国文化影响过程中的这种结构性错位问题，并对其产生和变化及其影响等进行有效描述，可以说，得益于作者能把中国现代思想史问题置于全球现代化过程来考量的学术视野，进而我们还能从该作中看出没有来得及仔细描述的一些话题，如正因为“理想的”俄国文化对中国现代性的深刻影响，使得中国在实现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并没有建构出相应的民族文化传统认同。  
　　由此可见，关注中国现代性变体形式展开过程中的俄国影响问题，在《误读俄罗斯》中是很严肃的学术研究，不是作者有意识在中俄文化交流、外交关系、国际政治和学术研究等情境中，无事生非构想出来的一个政治性话题，也不是对中国有关俄国文化研究的庞杂集合，更不是对中国某些试图丑化或美化俄国文化的话语的阴谋性表述，而是蕴含着作者对中国现代性变体形式问题的焦虑。这也就意味着，对误读俄罗斯问题的学术研究，在作者那儿变成了不仅仅是纯粹的知识考古学问题，而是与知识分子的专业责任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形在当代中国学界是很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