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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彩虹
出处：《书屋》二〇〇一年第六期 　

　　作为思考人类社会进步的人来说，我们是怀着迷惘和内心的某种恐惧进入到二十一世纪的。

　　互联网、机器人、纳米技术、基因技术等等所谓“自然科学”范围内的诸多革命，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全球化、介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第三条道路”的探求、欧元为代表的区域货币的问世、世界性金融创新和危机的并存、贫富国家之间差别的距离扩大，以及人类在大力发展经济之中对于“地球村”破坏的严重事实，如水资源的告急、环境污染的不忍提及、天空臭氧层的巨大空洞出现，海洋的赤潮翻滚等等，让我们在对于未来思考的航程中失去了基本的方向，建立于原来理想基础上的信心显得分外地脆弱，它已经不能够支撑我们对于未来理想世界的描述，当然就无法在未来理想的鼓动之下，清楚自身活动属性要求地生存和生活。我们不知所措。或许，现代人和后现代人的生存和生活本身，就是最为根本的目标，理想便被消融在天天生活的繁琐细节里，未来既不是什么“美好”的，也不是什么“不美好”的，因为我们根本不能也不敢预测和描述，思想之途上的徘徊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深沉和持久，思想者普遍地失眠了或是普遍地要失眠了。

　　如果说，在这样的新世纪之初思想者有相对确定一些情绪或想法的话，那便是某种恐惧的存在。我们常常以历史的经验和我们对于历史的知识来看待繁杂的现实世界，当人们迷失于现实世界的各种表象时，思想者会揭示出表象背后的东西，或是相信表象之后有某种东西而加以描述，以示众人某种未来社会走向的确定性，从而将生活立足于今天的同时，却系牵至未来，并决定今天的人类行为的选择——或顺和现实，或反叛现实。而今天，我们已经不知如何在现象之前描述，未来的不确定性自然只能由未来的真实所证实，但在我们思想者的头脑里，它应当是某种确定性的，时下也不确定了。恐惧由此而来，因为思想者在自己的思想长河里失去了航标。

　　这是思想者们的痛苦，却也是思想者们再生的希望。迷惘和内心的某种恐惧当然地是催生更深思考的良药，它使思想者们失眠，也使思想者们更加警觉而清醒。在最近读书的生活中，我遇到了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的倍受欢迎的作品《饥饿的灵魂——超越资本主义的人生目的追求》（英文题目为《The Hungry Spirit:Beyond Capitalism:A Quest for Purpose in the Modern World》由Broadway Books出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中文翻译本，由刘海明和张建新译，译名为《饥饿的灵魂》，1999年9月第一版）。在这部对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对于市场经济制度批判的通俗著作中，作者将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了一种特殊的“工具”来看待，深刻地揭示了人生和人类社会发展所应当而且必须有的对于生存和生活目的的真实定位，进而呼吁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关于人的生存和生活目标的追求。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有它内在的缺陷，正如其他所有的制度”，“它只能是一种工具或手段，而工具不应被崇拜”（The reason is that the system has its flaws,as every system does.It is only a tool,and tools are not for worshipping.）。（参阅中文版第19页）在这里，汉迪再次以理想主义的思想态度，批判了“工具”的崇拜观，为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基础，体现出作者对于人类社会未来的深切关怀。更重要的是，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作者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性理解，启发了我们对于人类社会未来的确定性思考——未来确实不是确定的，但我们的思想会由于对“工具”和所向往目的的理解而相对地确定起来，在迷惘和内心某种恐惧的复杂心态里，升腾起一杆导向的标旗。

　　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一版）之中，我们读过关于劳动“异化”的思想。人在劳动之中生产产品，同时生产着特殊的与劳动关联的关系。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这样的关系被“异化”了，而且此种“异化”显现出它时代的、历史的、制度的渊源。它是一种劳动者主动生产却被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反过来统治和约束劳动者自身的关系，劳动者事实上成为了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的奴隶，劳动者不再是劳动和劳动产品的主人，劳动者由此进入了劳动“异化”之途。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劳动的异化产生于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财产私人所有制的存在。显而易见，解决劳动异化问题，在于以新的人类社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制度，消灭私人财产所有制，它形成了后来马克思及追随者们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思想的启动点，和对于人类美好社会制度的历史性探索的重大理论支柱。

　　劳动异化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它不仅构造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某种社会制度的批判理论，引动了世界范围内社会广泛的制度变革实践，也开拓了人们在思想领域中对于“异化”的深化理解。随后的许多思想家在以此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又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之内，甚至于超越人类社会某种历史制度的限制，扩展了对于“异化”思想的开掘。批判资本主义的声音由“异化”之源起仍然强大，却在“异化”的思想线路上有了更多的分支，并进入到了人类社会的更多领域和更多历史阶段之中。“异化”的概念被普遍化了起来。那种被人类社会创造出来，而又反过来统治人类社会的种种存在，不论它们是技术产品，是服务产品，还是文化的、精神的、宗教的和制度的产品，均有着相当程度的“异化”真实存在，它在相当多的社会形态甚至于在所有的人类社会形态里，均有其活生生的表现。

　　如果说，我们可以将人类社会的一切创造都视为“工具”，那么，我们可以肯定无疑地说，人类社会经常地处于“异化”之中。换言之，在人类社会的生存和生活过程之中，人们经常地不自觉地被自己创造的“工具”所统治和约束，浏览人类社会的历史，所有的时代都能够找到它的踪影。显而易见，通过“异化”的思想来认识人类社会的现实和发展，是理清我们思想线路的一柱航标灯，它划分开了人作为创造的本体和创造物、生成关系之间的界限，“工具”与目的之间的关系清楚了。而将资本主义制度都纳入到“工具”范畴，这正是汉迪对于我们思想启发最有价值的方面。

　　“工具”之所以能够被创造出来或创新出来，在于它对于人类生存和生活的价值与意义。特别是那些福祉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大工具”或“普遍工具”，如技术方面的电脑和互联网，市场交易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货币、社会方面的某种经济制度等，其对于人类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如何谈论都不显得过分的。如此的现实透现出“工具”自身超居人类个体或一般人类中小团体之上的能量和神奇，人类社会对于“工具”异化的存在，也便由此常常生长出对于“工具”的盲目认识，最后非常轻松地转化为人们对于“工具”的顶礼膜拜。当“工具”本身成为某种崇高的信仰之物被神圣化之后，人们便在认可和服从的基础之上极尽维护和延续之力，竟在不知不觉之中丢弃掉了人类社会之中人生本来还当有的属于生命本原一类的目标，拥有“工具”或是保有“工具”，或是大大地增加“工具”的数量抑或改善其底质，变成了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直接目的。“工具”的崇拜着实让人们大大地迷失方向了。尤其是在我们所处在的今天的历史阶段之中，太多的“工具”特别是太多的“有用工具”层出不穷，拥有和使用上更多的“工具”或是充分地享受“工具”带来的满足，成为了许多人生存和生活的全部。人类社会被“工具化”了，人们的生活被“工具化”了，生活的目的也被“工具化”了。如同时下火得非常的“数字化”名词一样，人们的生活在“数字化”，但人们生活的目的也当是“数字化”么？

　　思想的先圣们对于工具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讨论得是非常之多的，毕竟它是一个涉及人生与人类社会进步的大题目。但是，在对于某种确定的制度问题上，将制度“工具化”理解而剥离开人生的目的或人类社会的本原性目的，竟还是弱势不力的。就是我们熟知的精神圣哲马克思，也将某种确定的制度作为了人类生存和生活所向往的终极目的。制度被目标化而非工具化，让我们在制度问题上对于工具与目的的认识不甚完整和清晰，尽管我们从对马克思的完整理解中，人类最后的自由与解放，人类自身的至善性“大同”结局，也是为了人本身的目的，从而最终的美好社会制度也是有着其“工具”属性的（马克思还有过“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学术界至今也没有得出一致结论，是马克思视某种美好的社会制度为“工具”，最后要服务于如此的“个人所有制”，还是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有着非常狭义的限定，从而只是强调某些财富的“个人所有”？这些仍然需要研究）。至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家们将这一制度终极化为人类的美好社会制度，目的性地强调它存在的永恒性等等论点，则实在是不胜枚举的。这使得我们更有必要进入到制度的领域中来看如此“工具”的异化和崇拜问题。

　　制度显然是人们建构并经过选择而形成的，它是人的智慧的“外化”。人们建构并选择这种制度而不是那种制度，在于选定制度的某种实在的“优势”。制度经济学观点认为，制度形成和变迁的原因在于新制度的成本小于既有的制度成本，人们在不断地按照“经济人”的理性进行选择的过程中，形成集合性的选择结果，所选定的新制度的运行成本的“节约”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制度经济学的如此解释，并不能够解释制度变迁的完整和完全的原因，甚至于不能够解释一些特殊的历史的制度变迁的原因，但确实有其真实的一面。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私人所有制的出现，有它自然性的“经济性”推动力量；而今资本主义制度生存仍然充满着生机，亦说明这种制度被代替的新的较低成本的制度还没有形成的基础，人们在选择过程中，还没有集合起来足够的力量建构并选择出另外一种别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又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社会制度。在二十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的阵营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实践，也还没有表现出全球性的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代替的迹象。人们有理由相信，资本主义制度经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诸多方面的考验，确实有它造福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市场经济制度和私人所有制也展现出它们相当强度的活力。它们会引来人们的广泛性认可和崇拜是非常自然的，尽管它们也是由人类自身历史的进步和建构并选择的结果。在这里，“外化”的智慧有了“异化”的存在和力量。

　　“异化”朝前走一步，也就成为了信仰的存在，本原也不过是应当造福于人类社会的一种制度工具，陡然地转化成了神圣的上帝，资本主义制度目前虽然不是人们口头上挂着常说的圣物，却从思想界到俗化的生活之中，相当多的声音实际上认定了它的永恒性。在如此的声音之下，似乎我们所有能够做的，只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和修修补补性的完善，它已经是人类社会的最佳存在形式了，我们已经不再可能从制度上有更好的选择了。

　　由此看来，汉迪视资本主义制度为“工具”的观点是一剂醒药。他在全书中通过对市场局限性的批判，对由市场而来的效率的分析，特别是将市场和效率从属于人生存和生活的方式与目的分析，提出了人生在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工具”理解之上必须具有的属于生命性本原的目的。那么，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汉迪有他的回答，即是在通过自身努力的创造以形成更加美好的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形成自我的价值的完整认可，并由对于人类社会的贡献而获得某种生命神圣意义上的永恒。换言之，就是要付出自己的努力去创造更加美好的外部世界，在这样的过程中寻找到并实现一个被个人自己和社会认可的自我，从而超越生命的自然期限而较长时期地为延续下去的人类社会所肯定和认可。在这样的人生目的基础之上，汉迪讨论了现存的企业组织形式和政府机构的存在价值与所应当有的选择，进而讨论了建立一个健全社会的问题，理想主义者的本来面貌一览无遗。当我们将人类社会的一切创造均归于“工具”时，如此的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目的，也就是不断地利用已经存在的“工具”再去创造更加好的“工具”的种种努力，其中包括在既定的制度之下，通过创造而得到更加美好制度的努力。也许，某种对于现实制度批判而来的理想中的制度，是人们努力去争取、去创造的阶段性“工作目标”，但它永远也不应当成为人生的目的。如果它不能够实现，并不意味着人们的生存和生活失去了目的；如果它能够实现，这只是意味着人生目的实现过程中赢得了足够“外化”的表现，并以此为未来人生目的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工具”。由此而来，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种确定的历史性制度，其服务于人类生存和生活本原性目的的“工具”思想越发显得明快而富于说服性。实际上，任何一种制度都只是“工具”，工具也就只具有工具的功能，试图由此而认定人类社会的发展以资本主义制度而终结并以此为人类社会进步的最后目的，并融化掉个人生存和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消灭掉人们对于世界的新的创造，那实在是过于盲目了。

　　在人类思想的长河之中，我们看到，人的生存和生活的目的常常被消灭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之中，个体的目的不再存在而只有集合体的目的辉煌，只有人们所创造出来的“工具”的辉煌，其中包括某种制度的辉煌。仅仅只是在这样的辉煌之中，个人得以“月亮式”的辉煌，即是在集合体的辉煌和“工具”辉煌照耀之下反衬出来的点滴光辉。其实，个人就是太阳，本有自身的光辉，本有自身的辉煌；是由于它的辉煌，才有集合体的辉煌，才有“外化的”种种智慧之物的辉煌，其中包括制度等各类“工具”的辉煌。可见，人生的真正意义与价值，是一个值得永久讨论的题目，或是一个值得不断提醒的题目。相应地，人生目的与各种各样“工具”之间的关系，亦是不应忽略的话题，就是在宏观得只议论人类历史的大的制度变迁之时，也不应不加以重视和关注。我们所要认清的，就是人是社会和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必定会创造出来种种新的技术的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制度，并依赖于这一切继续进行着新的创造。如此的过程体现着人的主体性，它最能展示人自身生命本原性的目的。工具总只是为实现这些目的而创造出来的，而且，凡是工具都是有缺陷的，也都将为新的工具所替代，因而不是人生目的的本身，是不值得崇拜的。对于工具的崇拜，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存和生活理解的最大误区。

　　值得格外加以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和生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创造着新的“工具”的过程，每当一次新的“工具”特别是大批量新的“工具”出现时，我们总容易生长一次新的“崇拜性异化”或“异化性崇拜”，总容易忽略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本原目的。当我们面对新世纪到来之前大量得五花八门的“工具”世界时，人的存在陡然地显得渺小无助，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对象竟让我们升腾出对其盲目崇拜的意念，“外化”的对象不过还是人的智慧的结果，但人已经不再是人自己了。迷惘就是如此产生的，恐惧也是如此产生的。当喊出“凡是工具，均不应崇拜”，“工具永远只是工具而不能够代替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目的”时，迷惘和恐惧是能够减弱的，甚至是能够消失的。在这里，我们看到汉迪所及的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工具”形态的批判性认识，其深刻的价值在于重新唤起某种人类心灵对于自身存在价值的认识，重新唤起人类对于未来社会理想的向往和不断创造的热情。未来，永远是一个不可终结的存在，只要人类存在；未来，又是一个永远被人类创造出来的存在。在这样的创造过程中，人类社会不断地生产出各种各样的“工具”，以显示人类别于他类的特征和优势，每个人都在这样的创造过程中得到自身和他人或社会的认可。工具是具有划分时代功用的，人生和人类社会的对于工具的创造则会昭示人生和人类社会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人生的目的和幸福，就在这样的创造之中，就在这样的不断的再创造过程之中，而并非终极地落入到某种创造物之上。由于人类对于新工具创造后的崇拜的普遍状况，我们就需要不断地重复提醒自己——工具永远只是工具，它不值得崇拜。

　　显而易见，汉迪在摧毁一种崇拜时又创造了一种新的崇拜：对人自身体智能量的崇拜。这是一种古老得很的崇拜。当人类只能通过自身直接的智慧与技能去面对世界时，即是没有任何“外化的”工具可以用来对待生存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时，人们崇拜上天赐予我们的这份生存和生活的本能，只不过这种崇拜通常通过对于某种“神”的崇拜形式而出现。在理性主义开始盛行之后，如此的崇拜又有了更加广泛而深沉的内容，“我思故我在”的不朽之言实际上将崇拜的对象完全地自我化了，外在世界不过是人的理念的照耀而已。是的，人应当崇拜的还是自身；人生和人类社会的存在目的还在于人自身，而不在于人之外，特别是当这种“之外”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时候。由此说来，汉迪的著作是批判性的，但同时又是建构性的，还是说教性的——全书充满着劝说的话语，真有点宗教向俗世布道的味道。这是值得警惕的。因为人类自身的弱点在于，偏重于某种说教时容易极端化而忽略对于他方面的考虑。在对于人自身崇拜，特别是对人的理性的崇拜之中，我们容易忽略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将人与自然界割裂开来，从而在追求人生和人类社会目的的“创造”中，不自觉之中“创造”出危害人类生存和生活的东西来，地球环境污染类产品，一些极端性的组织形式与制度创造，都是人类过于崇拜自身而忽略自然界存在对于人类生存和生活制约的结果。在汉迪的书中，我们是找不到这种只言片语的，这虽然与作者论述的主题有关，因而不能责怪作者，但提醒是必要的。在我们进入新世纪时的迷惘和恐惧中，认识“工具”问题有助于我们消除部分迷惘和恐惧，但由此而来的对于人自身过分的崇拜，则会增加我们新的迷惘和恐惧。

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文：吴士余  
出处：博览群书 2001年第4期

　　张志扬的《禁止与引诱》,对中国文化传统语境下的生命意义进行了省察和反思,披露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理性认知和思想心灵的历程(见拙文《诠释人生悖论》),由此引起读书界的反响。读后走笔之余,萌生着另一层面的思考,张志扬的人生诠释是回眸历史,考量传统文化精神;若将人生话语置位于当下,应如何考量市场经济中的生命意义,追问人生的价值呢?

　　英国学者查尔斯·汉迪的新著《饥饿的灵魂》站在不同的历史定位,提出了与张志扬颇为相似的命题:现代人无法回避当下的困惑,需要诠释“饥饿的灵魂”,寻问道德精神的归属。

　　汉迪积十余年的心力,考察了东西方不同制度的社会现代化。他发现,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对“人生及生命意义”的追问。“当你聚敛的财富已超出你个人的能使用的程度,继续如此的积累意义何在?”市场网络的竞争、效率原则在给人们带来物质富裕的同时,也诱发了现代人的种种焦虑、疑惑和忧患,现代人对人生价值的认知和选择,仍旧充满着非理性的悖论。

　　汉迪把现代人聚焦在饥饿的灵魂上,来凸显当下西方社会实质苍白、贫困的精神家园,是颇有意思的。

　　现代西方人对价值观念的认知和道德精神的归属,是以纯经济学原理为圭臬的。“只承认物质的富裕是唯一而普遍的合理目标”,社会秩序、道德准则、价值伦理是在“市场力量和对效率的追求中自然产生”。亚当·斯密为这种经济伦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市场的“无形之手”促成对个人利益的追求,“金钱可以激活创造力”,金钱带来更多的选择和某种意义上的自由,已成为人类的价值准则;金钱,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一种显示,意味着创造更多财富已成为各种社会“要实现的目标”。因此、金钱,不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是用来追求人类“至善境界”的手段,而是目的。金钱成了“所有社会的共同尺度”。这一纯经济理念推动了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也设置了人生价值异化的陷阱。曾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的索罗斯对此表示了深切忧虑: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驱动现代人将“物质富裕当作唯一标志”。同时,也把现代人匡入了“一种自我封闭状态”。生命意义原本是以爱、友谊、社会责任和信仰为基本主题的人生选择,但一旦受到金钱的奴役,人生的终极目标便异化为追逐物质富裕和个人世俗享受的人生体验。这种社会心理及价值伦理上的局限和偏失,不可避免地诱发了现代人高层次的饥饿——“精神的贫困”。

　　汉迪是经济伦理学家,他的人文关怀不同于张志扬的哲学思考。后者是将生命意义的构成:生存、道德作哲学的抽象和文化的表述;前者则是对市场经济给现代社会的负面制约进行道德的审视。同样是致力于对人生悖论的揭示,汉迪则更贴近于自由经济催动的社会转型和现代人的社会心理。

　　汉迪的逻辑基点是;考量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市场、竞争、效率)的自身局限以及它们带来的负面人文意识。

　　市场 市场能显示物质的短缺或过剩,激励创新,完善社会。市场意识,作为一个主要的经济理念应该是世界文明历史上的一个成果。但另一个事实是,市场的价格竞争将产生不公正的市场环境。汉迪认为,因为价格竞争,市场会把社会中诸多“没有价格标签”的公共服务空间(如医疗保险、学校、医院、社区义务、福利机构)排斥于社会价值体系之外。市场的价值效应会导致一个不争的后果:“把一切,包括人生都当作生意。”市场作为一种机制能给社会发展带来活力;若市场意识作为一种伦理哲学,则往往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产生误导。人类的社会责任、道德行为,文化人格将被物化,成为一种贴上“市场价格标签”,付之物“物”交换的商品。

　　竞争 竞争对人类的意义,是提供了一种比较的基础,一种标准。它的驱动力则表现为,通过比较和选择形成了全社会的择优弃劣的机制。强者赢,适者生存,弱者亡。从这个意义上说,竞争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然而,汉迪提醒人们,竞争的比较基础与标准一旦转化成一种社会价值体现,它必然刺激个人、短期利益至上等社会价值取向。竞争的基本标准是“赢者独占天下”,它的价值体现“缺乏内在统一和服务公众的精神”。它最终导致的社会价值观念是“有占有欲和牟利者的天下”。可见,竞争的结果是经济增长和财富,同时隐藏着社会价值的危机。

　　效率 效率是市场竞争获得明显成就的标志。市场经济的显著成果之一是:高效率的社会。现代人总是把效率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效率优先原则不只是经济学家,也是政治家的宣言。汉迪对此指出,市场经济存在着悖论:效率不等于实效,不等于社会的公正和公平。一味追求效率,将使人们丧失选择的自由。汉迪认为,效率作为一种自我效益的驱动力,它无法包涵“道德的同情心”。“效率的追求使社会向少数人倾斜”,“对效率的追求会侵蚀它本应保护的社会文明”。

　　市场、竞争、效率的原则,是自由经济的发展动力,它的经济伦理显示了一种利益至上的社会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制约着人们对生命意义的度量。正如汉迪指出的,追求物质利益“已无力面对人生意义的大问题”,人们越来越为“自己所创造的世界而深感疑惑”。笔者很赞同汉迪在上述分析后所做的结论:市场、竞争、效率“是一个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但效率本身及其所依附的经济模式却不能提供有关人生意义的答案”。为此,笔者认为,现代人需要超越纯经济疆域对人生作理性的思考;对现代人生意义的追问,需要的是一种哲学,不是一种经济学体系。

　　汉迪在《饥饿的灵魂》中作了如是的努力,他企求寻找一种能达到个人与社会平衡的“更具恒久意义的价值”。他认为,“如果人们无法在人生目的上,以及如何在个人的期望和贡献之间取得某种平衡”,“社会就会变成一个战场”。我觉得,汉迪思考当下生命意义的逻辑前提是深刻的。但他对现代人的生命意义的人文诠释却陷入了新的悖论。

　　汉迪的失误是将人生意义仅仅归位于“一个道德问题”。他的理论资源来自莫格的个人自主论,即以“自我为中心”的道德伦理来寻问人生和生命的意义。首先要说明的,汉迪的“自主论”,并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唯利是图的个人利己主义,这是相对于“自然决定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哲学而言。

　　汉迪的“自主论”包含着两个涵义。一是自我的责任意识,以道德理性的责任感压抑“自私基因的繁殖和蔓延”,“影响自己的人生”;二是“正当的自我关注”,关注自我,追求自我价值是正当的,但要适度。汉迪解释,“自主论”的关键是“要求把握好自己的定位”,“为自己确定属性与立场”。他并没说透定位和立场的本质含义,却也明白地赞赏这样的价值理念:将“价值体系建筑在对个人发展、自我实现、达观的生活态度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生活质量的关注上”。汉迪的价值理念较之为“生存”、“成就”而活着的生命意义,显然要高尚得多,也意味着一种文明的进步。但这种“自我关注”所表现的道德性是以自我价值实现为前提的,作为治疗西方现代文明病的道德意义是被过分的夸大了。这无助于社会价值取向与生命意义的理性选择,其最高目标不过是中国老庄哲学传统中的“独善其身”。“正当的自我关注”不仅无法解除现代人深层次的困惑也无法制止因“自我关注”而走向个人利己主义极端的世俗化价值取向。

　　汉迪也意识到“正当的自我关注”存在的理论误区,便加上“正当的自我满足”来限定人生的欲望。他是把人的“知足”作为一种人生的理想境界。在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知足”说毕竟不能成为社会的“共同的价值观”。它只是表示一种道德的常理,而不能作为规范社会的法规和价值准则。

　　尽管汉迪诠释西方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困惑,积极追寻人生及生命意义,但他的价值伦理哲学依然是以“自我”为基准的。汉迪思考“如何使自我与他人,个人或组织与社会相容”等当代人生问题,直言不讳:“我的人生仍以我为中心”,是以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自我利益”为逻辑前提的。“寻找超越自我的意义”是一种手段,“最终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的利益”则是目的。汉迪把自我为中心的新个人主义理解为“正当的自我关注”,是难以使人生境界得以升华,使现代社会发生“蔚然改观”的。汉迪的人生思考,最终没有脱离伊壁鸠鲁主义的悖论:“只有在超越自我时才能最好地达到自我满足”。在某种层面上说,汉迪的“灵魂”依然是“饥饿的”。

　　汉迪的新著,虽然未能给人们以完整的答案,但它仍能给我们以深刻的警示:当物质富裕时,不要忘却灵魂的饥饿。

　　对于人生的意义，我们所需的是一种哲学，而不是一种经济学体系。
    人生目的应包括世界变得更好的努力，使其胜于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之时。当我们不得不选择自由地把握自己的人生时，我们完全能够以实践和创造，慢慢地改变周围的世界。
　　查尔斯·汉迪于1932年出生在爱尔兰的基德尔（KILDARE）。他曾先后就读于牛津大学的奥利尔（0RIEL）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斯罗恩（SLOAN）学院。毕业后，汉迪曾赴马来西亚，后返伦敦，供职于壳牌石油公司。随后在1967年创办了英国第一所研究生商学院。曾任伦敦商学院教授和皇家艺术协会主席。1971年至1981年，任圣乔治研究中心（ST GEORGE’SHOUSEINWINDSOR  castLE）主任，专事研究社会价值体系。
    汉迪是当今世界最受推崇的企业管理理论专家之一，经常为国际大企业提供有关管理及企业发展方面的咨询。他出版的近十种著作在世界各地出售了近百万册，其中包括《空洞的风衣》和《非理性的时代》等近年来在企业管理界颇受好评的著作。
    阅读汉迪的新著《饥饿的灵魂》，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一向的那种对现代社会发展方向的关切。他并不驻足于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的揭示和针砭，而进一步提出人生究竟怎样才能真正具有意义。
    汉迪自己也承认，这样的问题已被人们无数次地提起。但每一次的发问、每一个人的探寻都是我们人生走向完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神话中的奥德赛，呼唤着他的水手们，扯起风帆，驶向海那边、太阳落下的所在、天际辉煌的盛宴。
    当我们行将匆匆走过20世纪，当我们回首这纷乱、喧闹的过往世界，在一切似乎都因世纪的结束应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们不由得又一次发问：我们究竟碌碌何为？当世纪曙色褪尽之后，我们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谁都不能否认我们有了比以往更多的自由。我们如何在这熙攘而又自由的人世自处，我们的人格又如何自持？汉迪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答案，那块神秘的“白石”，通过我们不懈的人生努力。奥德赛最后并没有真正驶过那太阳落下的所在、那看不见的辉煌之岸，他又回到了已经一派荒芜的故园。在那里，他建造了一个更新的世界。正像汉迪所说，我们无法回避，未来实际上就在我们眼前，如果我们能学会用新的目光来看现在，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意志来创造未来。
    如何耕锄于那一片精神芜园，这或许正是汉迪要告诉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