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余三定教授《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文：吴励生
陈平原教授给余三定先生新著《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所作的序言中，对余先生的“学术史眼光”颇多肯定，对他的平实低调的个人作风也颇多欣赏。仔细通读过余先生的这部新著，不能不承认，陈平原教授对余君确实是了解的，其评价也是比较中肯的。从学术史的角度讲，余君确实用心很深：读书范围极广，资料的占有也相当全面，关注的学术状况也不可谓不深入。说来有趣，我跟余君素昧平生，读他的学术研究和批评新著，却也居然能直接读出一些余君为人与为学的联系（似乎跟陈平原先生的序言引荐关系也不大）。也许跟余君有着一些相似的旨趣吧（只有职业上的不同：他当教授，我却一直当作家）：都写一些文学评论，也都研究一些文艺学，同时对学术与学术研究也都颇热心而且关注，尽管余君的学术成就比我大多了。另外我还承认，余君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学绝对比我严谨多了，而且我们的价值选择可能距离也不小。也许恰是这样，我更应该为该著写篇书评的，或能以此就教余教授于一二，幸运的话，或者还可以引发一些有益的讨论？
在《新时期学术规范讨论的历时性评述》一文中，我特别注意了陈平原先生的一个说法：“有位朋友半真半假地讲了一段有趣的话，说他敢与国外第一流学者对话，不敢与国外第二流学者辩论。因为第一流学者表达‘思想’，而‘思想’咱们有，好坏高低是另一回事，反正说上几句没问题。第二流学者讲‘学问’，书没人家读得多，功夫也没人家下得深，一开口就露怯，因而不敢上阵。”（见该书第59页。以下引文均出自是书，故只注页码。）这样，我们就不能不发问：新时期以来的学术，在阅读和讨论学术经典方面，是否是个最大的欠缺？尤其是百年多以来，我们的古代学统、道统完全断裂以后，并未真正建立起新的学术传统。更何况，就像贺卫方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跟西方学者的交流必得从柏拉图说起，而不可能从孔子说起。我们学习西方就得陷入西方中心的陷阱，我们坚守东方中心百年前被动挨打的局面至今国人记忆犹新。既然不能从孔子说起，我们又不能“言必称希腊”，与其说我们是陷入了双重困境，毋宁说是进入了双重创造的可能？而创造，没有新的学术传统就几乎是空中楼阁了。因此在我看来，邓正来先生的“正来学堂”以及蒋庆先生的“阳明精舍”都可能是对重建学术传统的有益尝试。也就是说，无论阅读和讨论的是东方经典还是西方经典，都事关我们自己人文精神的再塑，那么如何转化成为我们自身的血肉，关系到在我们中国真正实现现代性的重大关键。窃以为，在此前提下讨论学术规范、学风建设或者是“清道夫”和“建筑工”，才是重要的，在此前提下谈论我们的现代知识积累和创造性，才是可能的。
因此陈平原先生的下面这段话似乎就有两个可商榷的地方：“如果说80年代是学术史上充满激情和想象的变革时代，‘跑野马’或者‘学风空疏’都可以谅解；那么90年代或许更需要自我约束的学术规范，借助于一系列没有多少诗意的程序化操作，努力将前此产生的‘思想火花’转化为学术成果，这种日趋专业化的趋势，对许多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单凭常识和灵感提问题的学者，将会是严峻的考验。”（第59页）一是为什么“学风空疏”？二是如何“学术规范”？前者显然跟百年来的大破坏形成的个体心性和知识分子的灾民、难民性格有关，而同时也跟权力干预学术有关，既然我们的知识和学术百年来基本沐浴在欧风美雨之中，以翻译代学术同时又跟权力做巧妙的周旋，才是双重原因。后者是必须跟权力拉开距离的出自学术传统的规范，否则只能形成跟权力同谋的压制和压迫，不但形不成自我约束，反而彻底窒息了学术的创造力。因此二而一的问题，如前所述恐怕关键在于形成真正有效的新的学术共同体以及相关传统。新时期以来，也不是就没有相对成功的个例可供探索和研究,比如《学术界》、《云梦学刊》等便先后进入了系统的学人研究，尤其是《云梦学刊》后来甚至定位于“将个体学者的研究置于宏观的学术背景下来进行”（第223页），其先后就有对蒋孔阳、方东美、程千帆、冯契、徐中玉、王元化等的较深入研究（第212页），应该说便是颇具学术眼光和学术史意识的。不过光是这样，窃以为还不足以形成重建学术传统的制度环境，原因可能便在于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阅读和讨论经典的忽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理论家孙绍振对文学经典、法哲学学者邓正来对知识社会学经典以及原以《朝圣山之思》网站为主要平台的一拨相对年轻的学者如夏可君、柯小刚等对哲学经典的反复阅读和解读，似乎是应该特别受到重视的，《社会科学论坛》最近开设的由邓正来主持的“学术名家”栏目，可能也便是往这方面做出的具体努力之一。说白了，所谓“学风空疏”，除了学术传统便是缺乏知识积累，而且更是长期缺乏了学术共同体的缘故。按王富仁先生的颇为独到的分析：五四以来我们的学术文化经历了五次大分化——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分化、学院派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分化、学院派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分化、中年文化与青年文化的分化和左翼文化与右翼文化的分化。其所导致后果的严重性，是至今我们仍然必须面对的现实：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中国的学术文化从官僚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解放出来，把它从学术与政治的简单关系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了一项真正的事业，并且把它建立在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基础上，成了我们这些既非官僚、也非隐士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专门事业，它独立地面对整个社会，它的社会性空前加强了。”（第280页）但是，由于社会还是那个传统社会，自当年胡适之先生奠立的“整理国故”的学术传统被粗暴地中断之后，政治文化后来者居上，即便是社会文化的发展也曾一度被彻底地剥夺了，更为可怕的是百年来种种革命文化造就的暴力型排他性的个体心性，无论如何不能在相互之间摆下一张书桌，既不能真正论辩更无法进行讨论，更有既守着书斋又心向田野的一些知识分子，常常要遭遇革命文化的残余“个体心性”和至今意识形态垄断的双重干扰，学术规范还真是谈何容易？
但毕竟，国内已有一大批学者包括余三定在内诸如陈平原、邓正来、杨玉圣、贺卫方、徐友渔等，开始自觉地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倡导恪守学术规范、保障学术自由、加强学风建设、推进学术创新。这些学界中坚甚至进一步参与推动和签署了影响广泛的《岳阳宣言》和《关于恪守学术规范的十点倡议》等等。如眼下周知，学术的繁荣须以学者的自觉与学术的独立为前提，早在1990年代余三定对此便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洞察，而《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一文便是这个时期的一篇力作，他敏锐地观察到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学界出现了学术的自觉和学者的自立景观，以为“学者则获得了自我的回归，具有了独立的人格和地位，可以独立地思考，不再需要看政治家的脸色行事。同时，学界开始把理性的目光投向学术和学者的自身，对学术和学者自身进行回瞻、反思和研究，形成了关于学术和学者的自觉认识，或者说形成了关于学术和学者的自觉形态的研究领域。”（第9页）并身体力行，在纵的和横的两方面均付出了巨大心力考察并研究，前者有诸如《新时期学术的回瞻》、《新时期学术规范讨论的历史性评述》等，后者有《当代学术史研究著作评述》以及诸如胡绳、许诺等学人个案研究，其为学的勤谨和为人的真诚可见一斑。余三定的学术史研究和学术评论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兼容并包：既对胡绳的内在治学精神和许诺的敢于追求并坚持真理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为了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而学术》和《真理标准讨论的先声》），也对新一代学人邓晓芒高举的新批判主义哲学旗帜高度赞赏（《新批判主义评述》）；既对张远山等的《齐人物论》的尖锐和高蹈表示欣赏和接受（《文学批评学的新开拓》），也对关注现实并关注作家精神的评论家熊元义表示积极支持（《关注现实》和《科学存在观与当前文艺批评》）；既对前沿的新生事物（《评九十年代中国戏剧研究》）和相关问题（《中学语文教材的解构和重建》）表示关注；也对诸如地方史、地方志以及古籍整理等等颇为倾心（《当代方志学研究的可喜成果》、《古籍整理应具珍藏价值》、《岳史自应重书，胜迹本当远传》等），更不用说对屈原学研究的重视程度了——其所主编的《云梦学刊》两个特色也是拳头栏目便是屈原学研究和学人研究，而且在国内已经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所有种种，关注面、涵盖面以及相应的知识面之广，都足以体现出身兼大学的副书记、副院长、主编、教授的余先生的诸多优势，从而也就可能让他的同僚、同事、部下、学生们足以感受到一种宽松与理解的学术氛围，即便是学生我猜测跟余君亦师亦友者当不在少数，这些在他对大学生的心态和毕业就业有着一种自觉的文化学意义上的理解和把握上（《如何看待大学生的茫然、苦闷心态》和《大学扩招与毕业生就业》），也能略窥一斑。
但恕我直言：余君的兼容并包，就是在上述诸多文章中所体现出的思想，也能看出其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便是：高扬主旋律之下的百花齐放。这与其说在现实实践当中可以做到，毋宁说确实是出于余君的一片好心。首先的矛盾在于：既然不忘高扬主旋律了，学术独立就几乎是好心的愿望，如所周知：即便是一时一地的百花齐放，也断难长久。权力干预学术只能永远致学术于尴尬境地，且不说强权话语曾经对学术造成的巨大灾难，即便是当下的审批学术、等级学术也仍然愈演愈烈，其究竟是真学术还是假学术，我想余君比我更了然。学术不能真正独立的直接后果是思想不能得以自由，思想不自由人格的独立也一样是空话。这样，人文学术以及社会科学等等要从根本上推动社会的真正进步，难乎其难。用王富仁先生的话说：“直至现在，在政治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主义和在学院派文化对各不同学科中的各类具体问题的研究，还是区分政治文化和学院派文化的一个基本标志。”（第284页）不用说政治文化对学院派文化的扫荡和冲击并造成的恶果，我们记忆犹新，而今学院派文化即便是存在的话，就像余君所说的那样学者完全不用看“政治家的脸色”行事，多少有点一厢情愿，只要能保证政治文化不再对学术文化形成难以预料的冲击，应该说也就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了的。学者的使命是独立地面对社会，这样的学术才可能具备有“公器”的功能，也一样如王富仁先生所指出的：“这里重要的是‘问题’，而不是‘主义’，‘主义’也是为解决具体‘问题’而存在的。”（第284页）
因为余君为人太过平实、愿望太过善良，所以在他所评述的对象当中常常就给了不同的过誉，比如“独创”、“填补了空白”等等，在不同的学人或作家中也常能得到分享。但又恕我直言：在我们的学术共同体真正形成并成熟之前，恐很难说“独创”或者“填补空白”，因为只有在不同学人的研究和比较以及交流并监督当中，我们才可能有积累，有了积累之后才可能谈创造，此其一；其二，假如我们还不能从真正的问题出发，对一些基本的甚至不大的问题还不能谈得上真正研究，就轻易地去“填补”什么“空白”，难道我们那些“占山为王”或者以抢占话语制高点为荣的事情还少吗，那真的会有学术意义吗？当然，我也完全能够体会余君的良苦用心，也就像王富仁先生先前给余君的专著《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所作的序言中说的那样：“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是加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整个学术文化界整体意识的工作，从而把不同的学术部门和不同的学术倾向连接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第290页）这个“有机的整体”太重要了，我们的学术文化实在是分化、分裂得太久，动辄拉帮结派，一提起了“主义”还哪里会有“问题”？甚至至今也没学会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又该当如何真正有效地展开问题研究呢？因此，对余君所付出的艰苦而繁难的劳动和默默而巨大的奉献，我没有理由不表示敬意，尤其是对身兼学者和领导双重身份的余君，我的敬意则更是由衷。
当然，除了上述“兼容并包”、“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人格独立”几个关键词在余君提供的文本语境当中作简单的讨论外，我还愿意在对余君文本作了仔细研读后发现的他的价值选择再单独一议。
如上所述，兼容并包是余君的基本主张而且身体力行，但并不等于余君个人就没有明显的思想倾向，也恰是由于此，他的兼容并包才显得特别可贵：因为他总是首先放弃了自己的思想倾向和价值选择，总是力求逼近再逼近他所评述对象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思想，然后力求客观地再现并绍介给读者。而只有出现跟他较为相同或相近的价值选择和思想倾向时，也才显得格外投入而且细致，这样，文本本身所散发出的气息，我们就能相当容易地捕捉到。这里例举的《历史的元哲学问题的创新研究》和《当代知识分子人格失落的悲剧》两个文本，便是如此。
在这两个文本中，显然余君投入了相当大的热情，而且在感情和倾向上都基本趋向于认同。但在我对余君的价值判断的再判断上却存在有区别，所以觉得讨论一下可能较有趣。余君以为前者“刘著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命题做出了有创见的辨析和解读”，我想可能是精当的，而且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身本来也是绝对无可厚非的。但窃以为历史哲学的问题实在应该是个文化结晶的问题，而似乎不太应该从概念到概念，在已有的现成的大前提下做演绎推理，这样的推理再雄辩再势如破竹，究竟不能解决现实的具体问题，更何况大前提的必然性已经定死了，你只能经过这个“必然”的过滤，所有的“或然”、“偶然”、“偶在”、“偶在性”，一开始就都被枪毙在萌芽之中了，基本也就缺乏了讨论的可能性。所以批判起来自然得心应手，不要说波普尔，随便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等等，都不会有藏身之地的。但问题可能导致解决了吗？我看没有。然后在这个必然性的大前提下，用来分析近现代史的实例就可能漏洞百出了，比如：“面对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生产因素的出现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各个阶级和集团提出过各自不同的选择方案。以慈禧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主张封建制度的‘自改革’；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倡修补封建制度的‘新政’；以洪秀全等人为代表的农民阶级，渴望建立平均主义小生产的‘太平天国’；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抛出‘变法维新’的纲领；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描绘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张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分析上述实例的基础上，刘著进而总结说：这些不同的主体选择的现实活动的合力作用的结果构成社会历史。其中，代表社会历史发展方向、势力较为强大、具有较大的实现几率的主体选择构成为社会历史的必然性，其他的主体选择构成了社会历史的偶然性。”（第170-171页）在笔者看来，首先必须提供的应该是历史真相研究，然后还应该从多角度对这个历史真相进行解读，比如土地的、利益分配的、文化结构的、制度框架的乃至宪政理念的，等等等等，显然不是上述那些武断的“元话语”可以简单地演绎并回答得了的。而在研究评论文学作品（长篇小说）《沧浪之水》时，余君的投入就显得精到得多，尽管从事或研究文学的人或多或少都要接触到哲学，但文学毕竟还有着自己的诸多特殊性和规律，所谓隔行如隔山，不能得其三昧就难以悟破其中道理。而余君堪称得其三昧的行家里手，对该长篇小说的评论步步为营，一招一式颇具功力，艺术感受力和形象理解力相当发达，尤其是文学见解可谓入木三分，如：“如果要进行类比的话，我觉得，近几年大部分官场小说基本上停留于晚清《官场现形记》为代表的谴责小说外在展露、斥责的浅表层次，而《沧浪之水》则已经接近于《红楼梦》那种写世情、世相，写人情、人性，写人格、灵魂的深层次。”（第220页）其概括能力也就尽显于其中了。当然，从中也不难看出现实主义深化的创作理论对余君构成的影响，也当然，只要我们一天想着能够活在真实中，真正伟大的现实主义精神就一天不会过时，而关键却应该在于先锋性。所谓“先锋文学”之意义常常在于流行，而真正杰出的作品尤其不能忽视其先锋性，不知余君以为然否？
综上所述，余君的学术史眼光不可谓不开阔，其学术抱负和雄心也不可谓不大，比如全国第一家摄影文学研究所就开设在余君所供职并参与主持的岳阳师范学院。因为孤陋寡闻，未知我们的摄影文学存在有多少经典作品？就是古今中外的摄影文学经典又有多少？因为经典的阅读和解读事关我们审美经验的积累，同时也必然关涉我们的创造和发展，这在余君接受《文艺报》记者于烈的访谈中似乎仍有些忽略（第253页）。当然草创时期研究对象与学科定性肯定是第一位的，但既然其适时地出现在我们的“图文传媒时代”，其多媒体功能跟我们再塑崭新的个体心性有些什么联系？比如交互性、互文性以及无厘头、消费主义等等跟摄影文学的互动关系如何等等，显然也是该加以考虑的。我想说的无非还是经典与创造的接续和再生关系。在这一点上，跟学术积累的目的就在于创造的道理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假如我们真的能够重建成功新的学术制度和学术传统，那么不用多少年，陈平原先生所说的我们的学者敢跟世界一流学者“对话”却无法跟二流学者辩论的局面，势必会得到根本的改变。或者首先应该改变的就当是我们不能“自说自话”？比如新近发表于《学术批评网》的李道刚先生质疑刘小枫先生在网上流行颇广的《关于民国宪政的一段往事》的相关事实和理解的文章（《读不懂的甘阳和刘小枫》），窃以为便是经典阅读和讨论的极好实例。假如我们的问题研究真的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首先我们必须还原种种真相，只有在真实的历史语境和现实的文化语境当中，展开多角度或多侧面解读，才可能是真正有效的。那么最有效的办法，恐怕就该是像李道刚先生这样的论辩和讨论方式了。假如真的行之有效，所谓“学风空疏”的问题我想也就迎刃而解了。
——2006年元月21日完稿
提供搜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