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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洪波

　　十一长假，正赶上诺贝尔奖的开奖季。从3号开始，每天下午，我都会上上网，了解一下那百万巨奖的去向如何。一如往年，没有中国人的名字出现，获奖的研究项目高深莫测，没什么可太兴奋的。

　　一边关注诺奖新闻，一边读新近翻译出版的《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却着实吃了一惊。以前也知道诺奖历史上不乏争议，但固执地以为争议是例外，而且觉得所谓不公正主要限于文学奖、和平奖，科学的特征是客观，科学奖里面能玩出多少猫腻？然而《权谋》讲的偏偏不是文学奖、和平奖有多黑，而是科学奖有多黑。

　　这本书的作者弗里德曼是一位美国的科学史学者，他1978年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就在他毕业前两年，诺贝尔基金会对其1950年以前的档案予以解密。这使他有条件选择这个题目开展研究。20年埋头于故纸堆，终于在2001年推出了这部令人震惊的作品。

科学奥运会上的“黑哨”

　　如果把诺奖比作科学的“奥运会”，那么，弗里德曼关注的不是赛场上的“运动员”，而是“裁判”。引人注目的是他们中间有大量的“黑哨”、“昏哨”，屡屡制造“错判”、“误判”和“漏判”。

　　这些“黑哨”中尤其著名的一个是阿伦尼乌斯，他因为发现“电解质溶液电离理论”获得1903年诺贝尔化学奖，是当时瑞典在国际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阿氏不但研究工作出色，而且具有超强的“运作能力”。1906年，他极力阻止了曾批评过他的、元素周期表的发现人门捷列夫获奖，翌年，门捷列夫就去世了。1908年，他把卢瑟福推上了化学奖的领奖台，可笑的是，卢瑟福放射性方面的研究怎么看都应归入物理学。在能斯特1921年获得前一年保留的化学奖之前，阿氏曾一再阻击这位多年的敌人问鼎。

　　法国科学家庞加莱的落选也是阿氏一手制造的。1910年，庞加莱得到了最多提名——34票——为单个候选人的最高纪录。但法国人是阿氏的死敌米塔 列夫勒支持的，而且早年曾阻挠过阿氏的晋升，阿氏不愿看到法国人获奖。凭借高明的操纵技巧，阿氏得遂所愿。仅得1票提名的范德瓦耳斯得到了当年的荣誉。庞加莱在1912年去世前未能获奖。庞加莱的落选令法国科学家们怒不可遏。“庞加莱被看作是一个没有开枪的士兵，然而他是一位将军，他影响了现代物理学的整个方向”，一位失望的法国科学家抗议说，“这里和我们巴黎一样，到处有阴谋……诺贝尔奖变成了一个统治的工具。这简直是一幕人间喜剧”。1911年，居里夫人第二次获奖，那又是阿氏对法国科学界所做的安抚了。

　　今天的我们很难设想爱因斯坦未在诺奖的名人堂里占到一个位置，但事实上，当年爱因斯坦的获奖还真费了些周折。1920年，爱因斯坦在与发现了一种镍钢合金的纪尧姆的竞争中败北。1921年，爱因斯坦再次受挫，他的理论被批评为未经证实、古怪的、形而上学的、达达主义的——简而言之，“裁判们”不喜欢相对论。1922年，爱因斯坦终于闯关成功，他获得的是前一年保留的奖金，这次的成功则有赖于另一位策略大师——奥森——的演出。他推举的是爱因斯坦在光电效应方面的工作，而且授奖理由只提光电效应“定律”，不提光电效应“理论”，这样就与“裁判们”所持的关于物理学本性的信念没有冲突了。历史地来看，并不是爱因斯坦受到了诺奖的褒扬，而是爱因斯坦的获奖提升了诺奖的声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经济不怎么宽裕的爱因斯坦确实很需要这个奖。他还等着拿奖金给自己刚离婚不久的前妻呢，这是写入他们的离婚协议的。爱因斯坦很开心，他对一位瑞典记者说：“科学家们终于可以从他们的工作上获得利益，就像生意人一样。”

　　相对论——20世纪最伟大的两个物理理论之一——未能获奖也许稍显遗憾，但毕竟爱因斯坦还得了一次奖。女物理学家丽丝·迈特纳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944年的化学奖授予哈恩，授奖理由是他“发现了重核裂变反应”（这个发现使核能的利用成为可能，也导致了原子弹的诞生）。后世的历史学家发现，作为哈恩的合作者，迈特纳对这一成就的贡献尤大。悲惨的是，先是纳粹的上台迫使身为犹太人的迈特纳踏上了逃亡之路（她到达的正是瑞典）；然后“不诚实”的哈恩剥夺了她在发现“裂变”的历史中的地位。战后，正直的人们试图让迈特纳通过诺奖获得补偿，但她在瑞典的上司西格班可不希望这件事发生，“她对他的计划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而且“她在核物理学上比他高明，享誉海外”。最终，西格班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俗话说，对真理的追求凌驾于政治和个人偏见之上，这也许对某些人可以聊以自慰，可是这些‘真理’很少是纯洁而干净的，尤其当权和钱变成追求知识的重要资源时。”弗里德曼刻薄地评论说。

诺奖何以不能完美？

　　在弗里德曼的笔下，诺奖的历史形象相当灰暗。“我们大致上都愿意相信，非凡的优异似乎是通过一个完美无暇的程序选出，不受任何偏好或偏见的玷污”，弗里德曼写道，但现实世界远不是这样。

　　哪些因素摧毁了诺奖的完美呢？简言之包括：1、规则的模糊：诺贝尔的遗嘱规定奖金颁给“在前一年中对人类的福祉做出最大贡献者”，但评定“前一年”的发现的重要性完全不可行，所谓“对人类的福祉做出最大贡献者”的描述很模糊，是指可应用的发明而不是那些“无用”的理论吗？2、对科学的偏好、偏见：早期的瑞典的评奖者流行一种“实验主义”哲学，对抽象的理论不感兴趣。3、能力的欠缺：例如相对论对于评奖者实在是太难了。4、国家利益以及战争、外交等因素的影响：先是要照顾本地科学，然后是“每个诺贝尔奖都是一面瑞典国旗”的原则，一战、二战以及冷战都影响了诺奖的流向。5、个人恩怨：这一点通过阿伦尼乌斯有最好的表现。6、奇怪的平衡原则。

中国人别太把诺奖当回事

　　《权谋》讲述的是诺奖的阴暗面。弗里德曼就像那种专门发掘丑闻的“该死的记者”。不过，他声明自己并非想通过给诺奖抹黑来耸人之听闻。实际上，弗里德曼通过此书对诺奖的意义和我们时代的科学文化进行了反思——

　　我们的文化热衷于竞争。挑选最佳令人着迷——无论是小说、电影、流行歌曲或者大学。体育本来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个人的个性，挑战自身的能力，可现在变成了“竞技”，而“竞技”变成了对奖章、记录不懈的追求。历史上和当前，对体育也有另外的看法。那么科学呢？获奖应该是从事科学的目标吗？难道自我的满足不是最终的报答吗？

　　我们生活在一个浮夸盛行、商业至上的社会里。在企业式“为本身目的”的科学工作中，大家必须你死我活地争夺资源，研究工作的道德基础又在何处呢？在大科学、大款项和争取声明及资源的时代里，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理想还是可能的吗？“也许当诺贝尔奖的神秘性降低后，我们可能对科学生活的真正意义有更好的了解。”在“中文版序”中，弗里德曼说。他善意地提醒中国人别太把诺奖当回事了。他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如果中国在未来数年发明了地震预报的先进手段，尽管地震学、地质学并不在诺奖奖励的范围内，但这个成就本身不是很有价值吗？弗里德曼说：“期望一位工作在中国的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如果相信它是一个国家表现科学技术水平唯一或最佳途径就错了。”

　　弗里德曼的意思说来很简单，就是告诉人们，对诺奖不必过于迷信。想想也是，诺奖名气固然震耳，但百余年来，因为诺奖这个光环而被人记住名字的，其实寥寥无几。今年诺奖得主的名字，过不了几天，甚至睡一觉醒来，大概也就被挤到了大脑硬盘的不知什么角落，想搜都搜不出来。

　　至于“权谋”二字，我也打算忘掉——偶尔看看《康熙王朝》、《大长今》什么的，实在是领教了太多的“权谋”。

文：□江晓原 　　■刘兵

　　□中国人盼望一个诺贝尔奖，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这一点许多人都明显感觉到了。据说国内有些机构早就作出了“规划”，要在多少多少年之内“成长”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来。我真为这个机构担心，万一另一个系统的中国学者先得了诺贝尔奖，那这个机构这些年的“规划”和“投入”怎么交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这本《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中译本的出版，就特别引人注目了。本书作者是研究诺贝尔科学奖历史的权威，自1980年开始，潜心钻研诺贝尔奖档案20余年，以大量与评奖当事人有关的书信、日记、评审报告等第一手史料为基础，撰写了这本被称为“将诺贝尔奖请下神坛”的惊世之作。中译本出版没有多久，评论文章已经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有关媒体上。这些评论，大抵有两个意思：一是主张中国人不必太在意诺贝尔奖的获得；二是借题发挥，批评国内多年来在科研管理体制上的各种弊端（比如量化考核之类）。后一个我知道你也不会不同意，但对于前一个，不知你的看法如何？另外，在这本《权谋》之中或之外，我们还能不能读出更多的新意来呢？

　　■你问的第一个问题，原则上我是同意的，甚至在许多年前，我就写过表述类似观点的文章。但是，有这种主张，是基于另外一些考虑的，例如，倘我们惟一地以获得诺贝尔奖为目标，就会（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此倾向）将有限的科研资金集中投向少数有可能问鼎诺贝尔奖的项目，这样的话，即使我们能够侥幸得奖，其代价也会是极其惨重的——那将可能使众多其他同样重要但不一定以获诺奖为取向的科学研究领域因缺乏资金而落后，最终可能导致我国科学研究整体力量的下降。不过，这本书的另外一种意义，是以有力的实例告诉我们，就算是像诺贝尔科学奖这样的奖励，也同许许多多的其他的科学奖项一样，其中也有着比例颇高的社会建构成分。其实，这样的观点我们早就有了，但此书以历史研究的方式，为这样的看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此书原文的书名，如果严格地逐字对译，或许可译为《关于杰出的政治》，在这里，politics一词不是已经很明确地表述出对科学成果的评价，绝非像传统中人们天真地认为的那样，只是惟一以学术价值为取向的吗？当然，我也同意，在中国的语境中，译做《权谋》也是很贴切的，因为在中国人的通常理解中，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权谋（这与西方对此词的理解略有不同）。

　　□从正面来理解，诺贝尔奖的获得，应该是一个“实至名归”的事情——你有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在从事研究工作，他们确实作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成果，那么或早或晚，诺贝尔奖就可能落到这批科学家中的某个人头上。但是，作为国家科学政策，或作为一个科学机构的规划，当然不能舍本逐末，将获奖作为目标，让“实”倒过来为“名”服务。支持上述看法最明显的理由之一，是这样一个事实：诺贝尔科学奖并未包括很多非常重要的科学领域，比如宇宙学、天文学、地质学、数学、环境科学、非生物取向的医学、海洋学、地震学、农业遗传学等等。在“有奖”和“无奖”的领域之间，我们当然也不应该惟“奖”之马首是瞻。你提到诺贝尔奖评选结果中“比例颇高的社会建构成分”，至少在表述上就有新意。本书作者弗里德曼指出，“人们普遍有一种信念：诺贝尔奖用一种客观、公正的方法来判定科学中绝对最好的成就，至少在它所认可的领域，如物理子系统、化学和生理学/医学内”是如此。但是他的研究表明：评委们自身对科学的认识严重影响评审的结果，他们个人的判断、偏好和兴趣不可避免地渗入评审工作；尽管有的评委力求公正，但也有些评委谋求私利。弗里德曼强调：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就是一群“最佳”的科学家。而且还有一些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成就并未被斯德哥尔摩所认可。

　　■正是如此。其实，诺贝尔奖毕竟还是一个有着世界级声誉的科学奖项，当人们撰写20世纪科学史时，其中的许多获奖工作也是无法忽视的。倘若通过正常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家能够获得此奖当然是一件不错的事。但无论如何，我们也应认识到，它毕竟只是科学奖励系统中的一个奖项，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由于一般科学奖励系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确实是无法将它完全等同于科学实力。就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金牌数并不一定就能代表一个国家公众的普遍体育素质一样。可惜的是，无论是在体育运动中，还是在科学研究中，我们经常无法避免“金牌战略”这种误区。

　　□确实，在我们的“诺贝尔奖情结”背后，也有着“金牌战略”的影子。体育中的“金牌战略”早已经和“增强人民体质”的宗旨背道而驰。事实上，几乎所有沦为竞技的体育项目都是有害健康的——很少有体育明星健康长寿的。那么仿此类推，科技政策中如果也搞被“诺贝尔奖情结”煎熬着的“金牌战略”，它会不会也和发展科学技术的根本宗旨——增进人民的福祉——背道而驰呢？恰恰是针对这一点，弗里德曼在本书中文版序言中告诫说：“期望一位工作在中国的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如果相信它是一个国家表现科学技术高水平的惟一或最佳途径就错了。”

　　■因此，这本书的意义，或者说，其读者对象是不仅仅限于对诺贝尔奖有兴趣的公众的，对于许多科学家，以及制订科技政策和从事科研管理工作的官员，它也颇为值得一读。正如原作者在其中文版序中所言：“我希望中国的科学家们和政策制定者们仔细思考：一个以赢得诺贝尔奖为目标的政策有何意义？”从科学史研究来看，此书也是一项极有意义的成果，甚至于对从事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者，这段历史恰恰提供了很有社会建构意味的重要案例。由此派生的问题就是，既然如此，我们的公众、管理科学的官员，甚至众多的科学家，为什么会如此迷信诺贝尔奖，并为我国科学家未得此奖（严格地讲，应该是说没有中国籍的科学家因在中国大陆的工作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而耿耿于怀，坐卧不安呢？还有，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注重那些荣誉性的“名份”，有时甚至不惜牺牲国家民众整体的利益呢？

文：钮卫星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 2005年10月　

1

　　每年的10月上旬——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几天里，荣誉、欢笑、祝贺和记者们的镜头会把那几位新鲜出炉的幸运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紧紧包围。说他们幸运也许不恰当，因为诺贝尔奖很少会颁给一个不合格的人。然而诺贝尔奖确实会不颁给一些合格的人。而所有这些幸运和不幸运背后的故事——或许要比那些当事人科学家们从事的研究复杂得多，却往往是鲜为人知的。
　　1896年12月10日，富可敌国的黄色炸药发明人阿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在巴黎去世，留下一纸措辞模糊又出人意料的遗嘱。遗嘱的内容相信大多数读者都已经熟悉，此处不赘。经历了许多波折之后，遗嘱最终得以执行，并确立了诺贝尔奖的评审程序，成立了相关的评审机构。
　　以物理学奖和化学奖为例——诺贝尔遗嘱指定的物理学奖和化学奖颁奖机构是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的产生过程是这样的：先由具有提名资格的人在每年2月1日前书面把候选人姓名和拟颁奖理由提交给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和化学委员会，委员会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选出的3-5人组成，委员会对被提名的科学家进行评审，撰写评审报告，最后提交给皇家科学院全体院士投票表决。
　　“凡评审，皆有内幕。”这句全称判断也许偏强了点，但凡参与过申请经费、报项目、评奖评优等活动的读者大概都会有同感。面对令人或失望或无奈或惊讶的评审结果，我们会猜测这幕后必定有某种平衡和交易。
　　现在有一位叫做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Robert Marc Friedman）的美国科学史教授，潜心研究诺贝尔奖（1950年以前的）档案20多年，写了一本叫做《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的书——以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这两个主要的科学奖为例，把那个一般被认为是公平、公正、权威、崇高的诺贝尔奖的幕后历史一一抖落了出来。该书因此被称作是“将诺贝尔奖请下神坛的惊世之作”。但阅读全书之后，读者获得的应该不只是一窥内幕之后的快感。


2

　　个人恩怨导致不能公正、客观地给出判断，这无论是在芸芸众生当中还是在那些站在智力顶峰的科学家们当中，都是常见的。《权谋》描述的诺贝尔奖评审中种种幕后故事中的一种，就是专业委员会中委员们的个人偏见直接影响评审结果。例如，物理专业委员会委员阿伦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就是这样一位“恩怨分明”的人。
　　阿伦尼乌斯作为物理化学的创始人之一，获得190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从1900年到1927年他担任诺贝尔奖物理学委员会委员。1906年当化学委员会通过对门捷列夫（Dmitri Mendeleev）的提名后，阿伦尼乌斯在皇家科学院带头批评、贬低门捷列夫的工作，结果门捷列夫虽然作出元素周期率这样的重要发现但最终没有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这背后的原因就是门捷列夫曾经批评过阿伦尼乌斯的离解理论。
　　1909年阿伦尼乌斯则亲自替化学委员会委员威德曼捉刀，极力称赞物理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工作的重要性——在阿伦尼乌斯落寞的时候奥斯特瓦尔德曾给予他很大帮助，奥斯特瓦尔德因此获得该年度的化学奖。而这一年被提名的化学家当中能斯特（Walther Nernst）票数最多，而且是连续多年被提名，但是他是阿伦尼乌斯的敌人。阿伦尼乌斯此后一直千方百计阻止这位同行宿敌获奖——而世界上多数化学家公认能斯特是最有得奖资格的人。一直到1921年，能斯特以难以阻挡的优势支持——55票提名中有22票支持他——获得化学奖。
　　《权谋》披露的诺贝尔奖评审中的另一种幕后操作是用诺贝尔奖表达一种政治主张或处理一种国际关系，哪怕是科学奖有时也被用作此种目的。1917年的物理学奖颁给了英国物理学家巴克拉（charles Glover Barkla）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巴克拉在X射线摄谱学方面的工作确实很有价值，但这些工作已经比较陈旧，而且是靠了别人尤其是新近在一战战场阵亡的莫塞莱的发展才变得重要。在当年与巴克拉并列的被提名人中有洛伦兹、普朗克、爱因斯坦、斯塔克这样的大腕级人物，而巴克拉只得到一票提名。这一票提名来自英国人卢瑟福——一位阿伦尼乌斯喜欢的人并想法让这位物理学家在1908年得了一个化学奖。卢瑟福没有加入到当时轰轰烈烈的反德宣传中去，这点让亲德的瑞典人比较欣慰；而德将鲁登道夫的军队刚刚在马恩河大败，德国已无法转败为胜，议和只是时间问题。所以为了对莫塞莱作些象征性的纪念——在巴克拉的评估报告中有一半篇幅在谈莫塞莱的工作，和在德国溃败之际对英国物理学界作出表扬，诺贝尔委员会不惜降低标准把奖给了巴克拉。这个奖被认为是“一个讨好英国人的奖”。在战后1920年的颁奖庆典中，巴克拉是唯一一个来自协约国的获奖人，虽然他在受奖演说中闹出了笑话，但他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处理国际关系中的一招好棋。


3

　　《权谋》揭露得最为深刻的一种幕后偏见，恐怕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和诺贝尔奖专业委员会表现出来的对理论的莫名恐惧和对实验主义的强烈偏爱。《权谋》其实一开始在“引言”中就介绍了瑞典皇家科学院和诺贝尔奖专业委员会等机构的建制特性和文化特点中所包含的讲究实用、注重实验、拘泥于规章和传统、偏执于可捉摸的“正确”等要素。因此诺贝尔专业委员会的评审人天生有一种对理论的恐惧和对实验的强烈偏爱。这种倾向渗透了已解密的前50年的评奖历史，从后50年的评奖结果中我们也可见到一些这种倾向的端倪。
　　诺贝尔奖委员会的理论恐惧症最明显地体现在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排斥上。爱因斯坦从1905年崭露头角以来，声望日隆，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被提名人中的大热门，以致在1918年跟妻子米列娃的离婚协议书中爱因斯坦写进了把尚未得到的诺贝尔奖奖金作为赡养费付给米列娃的条款。但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太深奥、太理论了，无法让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物理学院士们喜欢上。1920年，爱因斯坦在候选人的名单上遥遥领先，但这一年的物理学奖给了只有一票提名的纪尧姆。纪尧姆发现了一种在不同温度和压力下体积保持不变的镍钢合金，这种合金非常合适用来制造精密的测量工具。但是在1920年代，物理学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惊天动地的智性冒险时代，瑞典皇家科学院让纪尧姆的这样一件常规工作独占鳌头，就是那些反对相对论的人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1921年，来自多个国家的提名继续给予爱因斯坦广泛的支持。皇家科学院院士古尔斯特兰德虽然不懂爱因斯坦的工作，但他自告奋勇来写爱因斯坦的评审报告，他在1919年私下对人说过：“绝不能让爱因斯坦得诺贝尔奖，哪怕全世界都支持他”。古尔斯特兰德报告的结论是：狭义或广义相对论也好，引力理论也好，无论单独的或合并的，都没有得诺贝尔奖的资格。当时很多委员也都不能接受爱因斯坦的工作算是物理学，因为他没有做过实验，他的理论不是从实验结果中归纳出来的。1921年11月12日皇家科学院投票决定不发该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爱因斯坦当时的名望已经比诺贝尔奖的还高，对一位自牛顿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怎能不给予奖励？这个诺贝尔委员会面临的“爱因斯坦难题”最后被一位新当选的物理学委员会委员奥森巧妙地解决了，奥森提名爱因斯坦因发现光电效应定律——一条实验规律！——而应该获奖。最后爱因斯坦获得了被保留的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跟相对论的遭遇差不多，量子力学也一直不能获得诺贝尔委员会的青睐。奥森带头抵制给量子力学的巨人们如海森伯、薛定谔、德布罗意诺贝尔奖，因为量子力学同样太理论、太深奥。泡利在1931年很犀利地指出：“瑞典没有理论物理学家！”直到狄拉克的工作导致突破以后，奥森才安排让海森伯得1932年的物理学奖，薛定谔和狄拉克分享1933年的奖；但他决心在有生之年不让泡利和玻恩得奖。
　　诺贝尔委员会对理论的恐惧还阻碍了法国理论物理学家庞加莱获奖。1910年庞加莱获得了34票提名，是单个候选人提名票数的最高记录，但该年度的物理学奖给了仅有一票提名的范德瓦耳斯。面对愤怒的法国科学家们的追问，古尔斯特兰德傲慢地说：“庞加莱的工作是纯数学。”一位失望的法国科学家说：“庞加莱被看做是一个没有开枪的士兵，然而他是一位将军。”庞加莱影响了整个现代物理学的方向。


4

　　“为什么还没有一位在中国本土培养出来的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什么时候中国科学家在中国本土做出的研究成果能够得到诺贝尔奖？”每年10月中下旬会是这样的问题在媒体上出现的高峰期，形成了所谓的周年性发作的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
　　对上述问题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给出了许多冷静的分析和中肯的评论。有人从政策和体制的角度指出，中国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不够，人均科研经费大大低于国际上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也有人从科学家本身的角度指出，中国科学家研究的原创性差，不能把握最前沿研究课题。还有人从教育制度的角度指出，中国的应试教学大大抑制了学生的创新能力；青年优秀人才流失严重，等等。
　　上述几个角度的分析都很有道理，笔者还愿意加上一条：中国目前科学和学术管理中的量化考核——就是对研究人员的科研学术成果进行以回归年为周期的考核和评价——将会扼杀中国的科研和学术，自然更别提得什么诺贝尔奖了。关于量化考核会导致弄虚作假、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等等弊端，很多人已经给出了详尽分析，这里不再赘述。笔者想指出的一点是，这种科研、学术的量化管理方式是从根本上背离科学精神的。
　　跟起源于希腊的奥林匹克精神——更高、更快、更强——是一种纯粹的对体能极限的追求类似；同样源于希腊的科学精神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去探索自然奥秘，也是一种纯粹的挑战智力极限的精神。这种纯粹的精神就是为什么而什么，不掺杂其他杂质。但在量化考核的体制下，无法保持这种纯粹。量化考核让人不得不注重短视的实利，让真正想投身科学研究的人受到很大的干扰，因而无法潜心于重大、长期的科研项目，也就别指望获得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了。
　　事实上，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急于需要获得一个诺贝尔奖来进行自我安慰——诸如“20年内获得诺贝尔奖”这样荒谬的量化指标是毫无意义的。就如《权谋》的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所写的“希望中国的科学家们和政策制定者们仔细思考：一个以赢得诺贝尔奖为目标的政策有何意义？”“科学所赋予人类社会的，比对诺贝尔奖的追求要丰富得多。” 因此，我们不必耿耿于中国人其实好几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了，也不必认为诺贝尔奖是西方人玩的游戏，并指责其评奖过程中充满很多不合理、甚至主观因素——就如《权谋》一书所揭示的。
　　我们需要的是那么一点点纯粹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