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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晓原

　　我和晓群兄的交往，已经有十多年了。
　　我们的交往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晓群编辑《国学丛书》，邀请国内有实力和潜质的中青年学者撰写，丛书问世之后，深为学界瞩目，旋即获中国图书奖一等奖。我也忝列丛书作者之一，在其中写了《天学真原》一书。此书原是率性之作，没想到问世之后，在国内及海外都颇邀虚誉，遂被同行视为我的“成名作”。晓群兄也对此书谬加称赏，使我深有知音之感。
　　回忆起和晓群兄的交往，不免想起晓群兄曾说过我的一件轶事，我实有“冤枉”之处，要先借此辩白一番。
　　先是，晓群兄在《中国图书商报》上写“人书情未了”专栏，后来他将专栏文章结集，书名就叫《人书情未了》。他的专栏我很喜欢，每期都看，他知道后，就题赠我一册《人书情未了》。其中有一篇“我记得，这三篇文章或书”，说他回首多年的编辑工作，有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三篇文章或书，第一就是拙作《天学真原》，他说此后他自己的著述如《数术探秘》、《古数钩沉》等，都深受拙作影响，如此推许，诚令我感愧无已。
　　不料晓群兄笔锋一转，接着写道：
　　记得一次开会，见到江晓原。我说，《天学真原》对我影响很大。他不无得意地说，很多青年学者都这样说。其实他仅长我一岁！
　　看来晓群兄以为我将他也看成“青年学者”了，这就是我的“冤枉”之处也——我当时的意思，其实并未将他包括在“青年学者”之列。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当人们第一次给我介绍晓群兄时，他给我的印象是颇为严肃的、甚至有点不苟言笑中年人。事实上，我曾经以为他比我年长。
　
　　此后我和晓群兄的交往，一直是在相互欣赏的过程中进行的。虽然因为我们都俗务缠身，越来越忙，平时很少见面，只是偶尔有电话或电子邮件的联系，但我们都会留意到对方在干些什么。
　　1994年，晓群兄《数术探秘——数在中国古代的神秘意义》在三联书店出版，这是他颇为用力的一部重要著作。他在繁忙的编辑工作和管理工作之余，一直坚持读书、思考和写作，这使得他在中国众多的出版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我在出版界有许多老朋友，都是一些非常优秀的出版人。优秀的出版人通常都具有很好的鉴赏能力，以及与学者对话的能力。晓群兄的鉴赏能力自不用说，从他组织、策划了那么多好书，就可想而知了。而能够组织、策划成功那么多的好书，没有良好的与学者对话的能力是无法想象的。但是晓群兄似乎不止于此，他还有更多的追求——学术追求。
　　这种追求，晓群兄将它描述成“一股血气的喷涌”，“一个在众多专家围困下的小编辑试图证明点什么的学术冲动”。这两句话，仔细品味，对于一个出版人来说似乎是有点突兀的——为什么要“血气喷涌”呢？为什么会有被“围困”的感觉呢？我的理解，是因为晓群兄一直有着他自己的学术之梦。
　　也许，许多今日的出版人都曾经有过自己的学术之梦，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正如晓群兄所说：“编书的乐趣逐渐吞噬了我的身心，……我几乎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出版上，或者荒废在许多无聊的事务中。”然而，那么多年来，晓群兄却始终不忘记他的学术之梦，始终在他选定的数术之学这一领域内耕耘着（尽管他自谦为“学术票友”）。在我的众多出版人朋友中，晓群兄恐怕是追求学术之梦最为执着的，也是成果最为丰硕的。他的《数术探秘》、《古数钩沉》等多种著述，《数术探秘》已经出版的韩文版，当然还包括本书，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在这一点上，以我之孤陋寡闻，窃以为晓群兄或许已可步武前辈如钟叔河者矣。
　
　　晓群兄是爱书之人。二十年来，他编书、著书、藏书、读书、评书（比如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拙作《天学真原》的书评），皆有丰硕而不同凡响的成果。
　　即以编书言之，当年《国学丛书》，不过发轫之始，此后迭有重大项目问世，如《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傅雷全集》、《牛津精选》、《新世纪万有文库》、《书趣文丛》等等，指不胜屈。其中《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我感触尤深，此书卷帙浩繁，凡10巨册，为科学史方面重要史料，晓群兄主持出版此书，科学史界咸称颂之，以为功德无量。关于此项功德，我可以提供一个具体例证。此书晓群兄曾赐赠我一套，后来沈昌文先生又慨然赐赠一套，我乃一置寒斋，一置科学史系办公室，至今本系博士、硕士研究生频繁借阅不绝，晓群兄及沈公之嘉惠后学，诚令人感念无已！
　　关于晓群兄编书方面的重大成果，还有一样不可不多说几句，即著名的《万象》杂志是也。《万象》创刊于1998年，至今已经出版七年，成为国内独树一帜的文化杂志。近见报刊报导，谓沈昌文先生对记者言，他如今关注《万象》胜于关注《读书》，足见《万象》这些年来所获成就。《万象》原是旧上海的文化杂志，久负盛名，新的《万象》在很大程度上秉持了昔日的风格、旨趣，她是一本非常“上海”的杂志，但令人惊奇的是，她竟是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在沈阳出版的！此一明显的反差，足证晓群兄眼界之宽阔、趣味之多元；而《万象》的成功，又足证晓群兄眼光之过人。
　　关于晓群兄的藏书、读书，姑以一件轶事窥其一斑。记得去年我在哈尔滨参加国际会议，回程道出沈阳，往访晓群。他领我参观他的藏书，但见群书满架，观之不尽，晓群兄方指点议论中，电话响起，晓群往桌前接听，身形隐入其办公桌上书丛，我忽然想起了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徽标——脉望。“脉望”的出典，想来这里不必饶舌了——愿意读本书的读者，十九已经知道。简捷言之，脉望者，书虫也。那时我望见晓群兄隐入书丛后面接听电话，忽起联想，觉得晓群兄者，就是一已食“神仙”字样之脉望也！这番联想，虽然有点搞笑色彩，但确实毫无对晓群兄取笑之意——因为我自己也是书虫，怎会取笑同类？只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

　　晓群兄之好读书，勤而弗懈，锲而不舍，有所得，有所感，辄发为文字。对于他的这份执着及勤奋，我常感自愧弗如。今者晓群兄又一力作《数与数术札记》付梓在即，我有幸先睹为快。研读之下，感到本书之学术路径，或许可得而言。
　　上篇“读经纪数略”，是晓群兄研读十三经时的札记。此种札记之法，远者可上溯到宋代学人，稍近也能依稀想见顾炎武《日知录》的身影。然而札记之法虽同，记何内容，如何记法，则人而异矣。晓群兄原是学数学出身，又多年博览群书，则其读经之际，所见所想自有其别具手眼处。
　　下篇“数的分析与思考”，则是晓群兄以其多年对数术之学的研究为基础，对中国传统中的这一神秘文化现象所作的深入分析。但晓群兄的论述又不局限于中国古代典籍，而是出入于中国与西方、古代与现代，真可谓神游万里，思接千年。作者议论之中，迭呈新见；读者披阅之际，时有会心。
　　本书付梓之前，晓群兄征序于我。我虽对数术之学并无深入研究，但窃思若能略述与晓群兄交谊由来，以及我所感知的他的学术之梦，对于读者领略本书风貌，了解本书价值，或许也不无些微帮助？因此不揣冒昧，为短序如上。同时，这也是此一脉望对彼一脉望一番殷殷之意也。

二〇〇五年四月十八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文：俞晓群

　　这部《数与数术札记》其实是我的读书笔记。记得20年前，有位朋友对我说，你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你的专著必须能被像三联书店这样的出版社接受！我身处出版界，当然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于是，我用了10年的业余时间，专攻“数术”，终于写出《数术探秘》，于1994年在三联书店出版。

　　但是，我依然不是一名“真正的学者”，只是一名出版人。为什么？因为当时只是一股血气的喷涌，只是一个在众多专家围困下的小编辑，试图证明点什么的学术冲动。后来，编书的乐趣逐渐吞噬了我的身心，也销蚀了我充当“学术票友”的热情。近十年之内，我再没有撰写大块儿的论文，再没有为此参加学术会议；我几乎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出版上。在“纷华盛丽”的现实生活中，我始终没有“返身回去”的勇气；只是为了消除内心的痛楚，我选择了一个可行的方法，即要求自己挤时间坚持所谓“学术阅读”，作读书笔记，收集相关资料，以保证自己的头脑中“数”的灵感的存活！

　　读书有不同的方法，写作也有不同的方法。对于我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人，方法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出版人中，我非常敬佩钟叔河“学其短”的观点，他把编辑做成了学问，悟出许多好的道理；我还钟爱陈原《总编辑断想》的写法，他说是学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著作那样，尽力写成一些“警句”！而于我，由于没有他们那样的学问和智慧，只会模仿，在形式上把文章句式做得短小，却也迎合了我生活的零乱和懒惰。

　　本《札记》的构成，我不但考虑内容，还额外地对“形式”下了一番功夫。比如目录的排法，我比照了许多学术著作的样式，最后采取了列维 布留尔《原始思维》的检索方式；还有其中的插图，我与美术设计家郑在勇先生几番交流，力求在细微处，表现出某种精神的存在。什么精神？那就是一个职业出版人的品位与功力。它们当然不是“编辑要学者化、专家化”之类的大道理，只是在读写的背后，隐藏的一些潜意识：

　　其一是“附庸风雅”。我们知道，编辑的主要工作是与学者交流。靠什么“交流”？当然是知识。没有知识，就会丧失起码的话语的能力，只能听从、屈从、盲从或不从。问题是这一个“从”字，不但让我们陷入无知的苦恼，还会使我们失去编创之间相互沟通的趣味与风雅！那做编辑还有什么意思，真的不如去卖杂货。有言道：编辑做不了大学者！我们却可以通过略知一些学问，努力去做学者的“附庸”！如何？

　　其二是“以假乱真”。眼下真学者不断涌现，假学者也不少。其实有些真的也是半真半假，有些假的也是半假半真。市场经济么，出现这种情况也不奇怪，那也是一种“繁荣”！关键是难为了我们这些出版人。怎么办？没有办法，只好“深入敌后”，以假学者的身份去搞一点真学问，让我们的职业好玩儿起来！你真的不妨体验一下。

　　其三是“中饱私囊”。你看，学者满眼是书，编辑也满眼是书；但学者的书是自己的书，编辑的书却是别人的书。作为编辑，只编书不看书，只卖书不爱书，都是非常可惜的。学者在你身边，他们不单是作者，还可以成为你的导师；书籍在你身边，它们不单是商品，也可以成为你精神的私有财产！许多大编辑都好说：“我现在太忙，将来有时间一定要读什么、写什么！”可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事却等不得。

　　说出这三点，有些露出了我俗人的本相。搞什么学问，无非是弄一点小巧，再若隐若现地流露出一些内心的陶醉！其实，也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出版工作的沉浮让我有了些许空闲，可以抽暇整理出这部书稿，可以做出上面如此絮絮叨叨的思考。人的生活，真的很需要有一些波折，局部的僵死有时会激发出更大的活力！

　　写到这里，不由得又感慨起来。其实做人，最难得的是能否始终如一，不为势利所改变！我们与生俱在的阅读，才刚刚开始。

文：王充闾

　　数，产生于人类早期的社会实践，在一般的意义上，它只有算数事物的功能；但随着社会的前进与发展，人类出于某种客观条件的影响和主观愿望的需要，逐渐赋予数以许多新的含义、新的功能，并以一种极度简洁的方式表现其丰富的内蕴，使之进入神秘的范畴，以至于成为“东方神秘主义”的渊薮。从一般意义上的数学发展到“数文化”，名则一也，而内涵却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数的含义是极其丰富的，并不像今天一般所理解的只是表示事物量的基本数学概念。作为一种抽象化的哲学概念，它包含着道数、天数、命数、礼数、律数、（星象）度数、算数等多种意蕴，这里涵盖了道理、规律、方略、策略、技艺、方术等各种内容。
　　按照中国古代数学家的解释：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这里的“小”，大体上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数学计算功能，而“大”则包括了上述列举的多种内涵，成为一种“数文化”——一门古老而神秘的学科。西方学者也有类似说法，列维－布留尔认为，在原始思维中，“与其说数是算术的单位，还真不如说它是神秘的实在”。J.布罗诺夫斯基也说过，在人类智力的攀登中，数学不但是理性的阶梯，也是神秘思想的阶梯。
　　毋庸讳言，数术所涉及的并非或者不完全是纯粹的科学内涵，但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从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确实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今天，被称为东方神秘主义的“中国数”，已经成为一个博大的文化体系，这既体现了东方文明古国历史的悠久，也反映出它的文化积淀的完整性。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似乎对此缺乏足够的关注，系统研究者甚少；因此，坚持《数与数术札记》（中华书局出版）写作的俞晓群是值得嘉许的。
　　确确实实，数与数术是一枚难啃的酸涩青果。本来，数学史就被称作“秘中之秘”，因其永恒魅力至今尚未全部揭开；而“中国数”，作为东方神秘主义的渊薮，它的奥秘尤其令人炫惑。尽管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人们已经能够用哈勃望远镜对远隔四千万光年之遥的星系进行细致地观察，并能获得异常清晰的照片，但是，在面对这一东方神秘主义时，却只能像德国大科学家海森伯所说的，这“是一件我们只能谦恭地接受下来的礼物”。当然，神秘并不等于不可知，我们可以运用哲学智慧，通过现代人的视野同传统视野的对话与融合，使之获得合乎规律性的解释。
　　要找到进入数与数术的神秘之宫的门径，我以为，关键在于把握哲学思维与哲学方法。西方一位哲学家说过，对一个行将与敌人作战的将军来说，知道敌人的力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知道敌人的哲学。这个说法很新鲜，也很有道理。知己知彼，就包括了把握对方主帅的个性、思维方法及其战略、策略。
　　掌握了哲学思维这把钥匙，以哲学思考引领数术研究，通过分析、解读古代那些哲学家的思维轨迹、治学经历、研索课题、学术话语，就有望进入数与数术这座迷宫的“文化后院”，找到破解其奥秘的门径。本书作者就正是这么做的。
　　他紧紧地把握住两点：一是理性品格；二是整体性观照。这两个方面非常关键，因为它们都属于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我们对于客观事物进行科学分析，不能仅是“跟着感觉走”，还必须依靠理性——把握抽象思维能力，凭借一些最普遍的范畴和概念，达到从个别进到一般，从具体上升到抽象；而对于自然的整体理解、整体把握，又恰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
　　大自然原本是统一的整体，在人类认识过程中，出于分析、把握、消化的需要，才分成一个个的学科；但是，研究起来，却又离不开归纳与综合。《三国演义》一开头，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科学的发展大势，又何尝不是如此！三百多年来，科学发展的历程，存在着两种相反相成的趋势，一方面是分门别类，越来越精微，越来越细致；另一方面，各个学科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之势，已经日益鲜明。
　　有人说，数学与哲学是同门异户，声息相通的。你敲开一家的门，另一家就立刻向你敞开了窗户。这可以从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中得到印证。在古代哲人眼中，道是起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有，“易有太极（至极，无以复加），是生两仪（阴阳），两仪生四象（四时），四象生八卦（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这里讲的都是数，是关于数的思考，而其实质则是研索宇宙生成的辩证法，它既是数学的，又是哲学的。由于量的普遍性，对于量的哲学思考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
　　就“中国数”的知识本源、知识背景来看，也可以认识数术与哲学的连带关系。先秦的官学与诸子之学，大体上由两类知识构成：一类是以礼仪刑法、典章制度为中心的上层的政治知识；一类是以农工医巫卜筮等技艺、方术为中心的下层社会的数理知识。它们凭借着两种知识背景，一种属于儒家、墨家，以诗书、礼乐等为背景；一类属于阴阳家与道家，以数术为背景，它们共同构成了本土文化。而属于后一类的知识本源、知识背景，作为“神秘的存在”，则更多地、集中地体现着哲学思维。
　　可以说，任何人都不能完全摆脱哲学，区别只在于自觉或自发、系统或零碎而已。同样，任何一门学问，也必然都反映着哲学的探求与诉求。而数学作为一种同经验无关的人类思维的结晶，更需要哲学的支撑。
　　柏拉图有一句名言：“没有数学就没有真正的智慧。”智慧是被运用于生活中的哲学，是哲学的生活化、实际化。英国的著名学者罗素，正是踏着数学的阶梯步入哲学堂奥的。以建立“集合论”而驰名于世的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在给友人的信中谈道：“从早年起，我就不把自己局限在数学领域，而是努力去熟悉、理解各个时代哲学家的著作；所以很自然地，我的论文要是得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哲学家的关注，那我就把它看成是一种奖赏而备感欣慰。”
　　通读《数与数术札记》全文，可以看出，作者是把解读数与数术的古代典籍同哲学思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在向千载以上的哲人问学请益，同他们进行学术对话的过程中，手里始终把握着一把哲学的金钥匙。
　　翻检着《数与数术札记》手稿，我突然记起了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两句诗：“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在那寂寂空山的萧条古道上，看不到禅刹，也不见芒鞋破钵的僧人，却传来了几声虽不响亮却也令人心神悚动的钟声。在数与数术作为学术中的冷门，无人探访的古径上，作者怀着对于自然哲学的神秘结构与诗性浓烈的好奇心，以其特有的执著与迷恋，十数年如一日，从事着数与数术的潜心研索。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初，作者就曾有专著《数术探秘》面世。近年来，他又进一步发掘其广泛、深邃的文化属性，进行了深入一步的探索，在注意吸收学术界一些新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注入了个人新的见解，撰著了这部札记、随笔。
　　作者着眼于读解数与数术的深层结构与内涵，力图从新的视角探索“东方神秘主义”的玄机，为广大热心于“中国数”的研究者，给出一些堪资研索与论说的话题，提供一个广阔的学术空间。也许，《札记》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正规的学术著作和最后完成的文本；但其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在这少有问津者的广漠硕野，勇敢地驰骋其思想的轻骑，展示出一个学人不趋时、不浮躁的精神境界和治学风格。而对于一般的读者，特别是人文科学范畴的读者，当有助于增长自然哲学智慧，通过涉猎灵虚、神秘的数的王国，开阔视野，匡正宿见，体会以哲学分析精神，认识数与数术这一陌生事物的文化价值；同时，对于疗救知识结构的残缺和想像力的贫乏，改变某种“单面人”状态，也会有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