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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华芳
出处：财经 2006年第10期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警告说，一个有效率的社会不一定是值得追求的社会。观察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者，必须要对不同的均衡状态做出判断，那些更加美好、每一位成员的德性更加高尚的社会，才是值得我们追求的。

　　在人类社会中，富人的德性往往受到更多的关注。如果市场竞争是规范且有效的，那么，得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富人，往往会是那些在创造和管理财富上具有优势的人。但是，在对贫穷状况“浓墨重彩”的描述中，到处可见嗷嗷待哺的孤儿，濒临死地的绝症患者，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这些形象的巨大冲击让贫富之间的关系截然两分，富人被推入了穷人眼中万劫不复的深渊。

　　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财富的归宿》以翔实的公益基金会案例表明，那种将贫富截然对立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在经济学的古典时代，分工与合作是在同一个视野内考虑的。在严格的法律框架下，分工带来专业化及竞争，决出的胜负通常被认为是比较公平的。而除了决胜负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双方的合作可以创造出更好的结果。公益基金会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如斯密思想背后的宗教情怀一样，公益基金会也得益于宗教思想在世俗世界的回响。凯洛格（凯洛格基金会创始人）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我希望天赐给我以大笔财富能够用于帮助别人，而我可能被认为是一名忠实的管家。”富人认为自己的财富来自于上帝的恩赐，同时上帝也告诫他们，一旦拥有了财富和荣誉，就有责任帮助不幸的“兄弟”，为改善社会做出贡献。

　　除了宗教情怀，富人成立公益基金会的动力主要来自高昂的税收——基金会可以享受税收减免。不过，对政府而言，虽然总税收可能由此减少，但为提供公共物品所需要的花费也会减少，并且降低了资金误用的可能性，提高了公益事业的效率。

　　效率原则不仅适用于积累财富，也适用于使用财富。比起赚钱，花钱甚至更需要智慧。《财富的归宿》显示，美国的现代公益基金会在教育、科学研究、文化艺术、可持续发展、帮助弱势群体、缓解种族矛盾等方面多管齐下，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很多时候，基金会甚至会先于政府采取切实行动，形成基金会一马当先，其他配套措施随后跟进的局面。这的确比单纯捐助更有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极大改善了公益项目的效率，在客观上增进了社会的福利。

　　作者不仅关注了美国公益基金会事业，更为可贵的是，还借重版之机加入了对中国公益事业的描写。尽管美国基金会在中国也有不少项目，但是，像茅于轼的小额贷款项目、田惠平的“星星雨”教育、廖晓义的“北京地球村”等等，这些着眼于“授人以渔”的本土资源更加难能可贵，他们开启了未来的方向。

　　财富只有一种永恒的状态，那就是不停流向边际“产出”更高的地方。但是对产出如何定义，却是由人类的心灵来做出权衡。财富的责任就是作为基石，铺成通往良好社会的坚实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