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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许钧
出处：文汇报 2006年5月

    近读许渊冲先生的《译笔生花》，先生精通英语和法语，有六十多年的翻译经验，翻译过《诗经》、唐诗、宋词等中华文明的精髓之作，对翻译之甘苦，体会尤深，在书的代序中，他套用老子“道可道，非常道”那句名言，发出了“译可译，非常译”的感叹。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发展迅猛，对于人类而言，登天早已不成其为“难事”。然而，我们却惊异地发现，人类最为悠久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翻译，却给几乎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计算机提出了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难道翻译比“登天”还难？莫非真应了哲学家德里达在《巴别塔》一文中提出的那个不解的悖论：当上帝驱散人类，变乱其语言时，“一瞬间把翻译这项工作强加于人类，同时又禁止人类进行翻译”？自然科学要以其强大的理性力量和精密的技术手段与上帝抗争，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机器翻译研究的结果以及机器翻译面对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的束手无策，几乎令人绝望，由此而引起了我们的担忧和深思：现代翻译研究的成果越来越表明字句对应的翻译是不可能的，旨在沟通人类灵魂的翻译这一难题单靠技术是不可能得到圆满解决的。“译可译，非常译”，出路也许在于探索“非常译”之道。

    如果说“常译”之道，是传统翻译观念中的“逐字对译”，是“复制”，是“模仿”，这条道在今天看来，在理论上是讲不通，在实践上也是难以走通的。那么，“译道”何在？三年前，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的“译学研究观念现代化高层论坛”上，笔者曾经指出，在真正的翻译研究开始起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翻译界有重技轻道、重经验轻理论、重语言轻文化的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们进一步探索翻译之道的可能性。然而，当哲学、语言学、文化学、阐释学、心理学、甚至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介入翻译研究领域，对翻译进行多方面的探索时，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有一种被其吞食的趋向，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研究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一步步失去自己的位置的危险。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翻译理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的时候，翻译实践所提出的许多现实的问题，再一次以更尖锐更深刻的程度，摆在了翻译理论界的面前。

    翻译实践给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翻译到底应该有何作为？作为经验丰富的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21世纪是全球化世纪。所谓全球化不应该局限于经济一体化，还应该包括文化方面在内；具体说来，就是把全球的先进文化引进本国，也把本国的先进文化推向世界。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先进部分应该融入世界文化，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使全球文化更加光辉灿烂。”在许渊冲看来，“中国传统文化要对全球文化做出贡献，需要把中国文学翻译成为外文。在今天的国际间，使用得最多的外语是英文，因此，中国文学如果要全球化，首先需要翻译成英文。”细心体会许先生的这段话，我们不难发现，许先生强调的是，在当今世界，中国翻译界在广泛吸收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的同时，应该通过翻译，弘扬中国的优秀文化，把悠久的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文化，学习中国文化，“使全球文化更加光辉灿烂”。看来，促进世界各国的文化相互理解与了解，进而促进其交流与对话，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共同创造人类的灿烂文化，应该是翻译的使命所在，此乃翻译之大道。以此来检视当今中国的翻译，文化的输出与引进，严重失衡，值得关注。

    翻译实践向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翻译如何才能促进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关乎“如何译”的问题，但如何译，往往取决于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与理解。有学者认为：“长期以来，我们的翻译定义就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或者如国外的‘等值’、‘对等’、‘等效’、‘功能对等’，核心都是‘转’，‘换’或者‘等’，因此替换的现象较为普遍，结果，翻译本身作为跨文化的手段，在翻译过程中无形地造成了新的隔阂、新的文化障碍。”(陆永昌，见《译林》2006年第2期)由于把翻译看成是一种纯语言的替换，往往会导致两种不可取的翻译方法：一是追求所谓的对等，采取的往往是过于机械的直译和硬译，结果是译犹不译；另一种追求的是所谓的等效，采取的往往是过于自由的意译或胡译，结果是随意替换，大而化之。这两种翻译方法实际上代表着两种翻译立场，前者对原文本盲目忠实，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后者则无视原文本“异”的特质，以“归化”的名义，自由替代原作独特的生命要素。目前中国译界有两类特别需要引起警惕的译文：一是西化严重，在用词和结构上有可能破坏汉语生态平衡的翻译；二是大而化之，过于美化、有违原作精神的翻译。这两种翻译与以沟通与交流为使命的翻译之大道是背道而驰的。面对这两种看似相悖的翻译倾向，许渊冲先生站在中华文化的立场上，提出了“优化论”：“关键只是‘优化’，就是发挥汉语优势，充分利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如果归化的方式最好或最优，那翻译就该归化；如果异化的方式最优，那翻译就该异化。这就是归化或异化的竞赛，看哪种译法胜利，胜利的就是‘优化’。”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许先生提出的“优化论”对化解翻译界长期以来水火不相容的“异化”与“归化”之矛盾具有启迪意义，它令我想起了北京大学孟华教授的观点：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翻译具有传递“相异性”的功能，即翻译“可在一国的文化传统中，亦即在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中植入相异性因素”。要发挥翻译传递“相异性”功能，就必须尊重原作的“异质”生命，而要在民族身份认同中植入相异性因素，则必须经历一个“本土化”，即“归化”的过程。“异化”和“归化”于是不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关键是要通过有效的策略，将相异性因素植入目的语文化体系中，使之被认同，以目的语文化的“认同性”来激活“相异性”，达到更新目的语文化传统，丰富目的语文化的目的。如此看来，只有更深刻地理解翻译的使命与目的，才能合理使用方法与策略。

    基于以上两点认识，我想，“译可译，非可译”，它所要破解的，是传统的翻译观念；它所导向的，是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之沟通、理解和丰富的翻译之道。翻译之“道”，于是对我便有了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现实的形而下的翻译之道，其为小道，关注更多的是“如何译”；二是理论意义上的形而上的翻译之道，其为大道，探讨的是关乎何为译，为何译、译何为及“如何译”之背后起着无形的重大作用的一切。为了感悟翻译的深刻道理，我们还是来体会一下许渊冲先生模仿老子《道德经》所作的“译经”吧：“译可译，非常译。忘其形，得其意。得意，理解之始；忘形，表达之母。故应得意，以求其同；故可忘形，以存其异。两者同出，异名同理。得意忘形，求同存异：翻译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