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泓秋水
出处：新京报 2006年7月
对中国人而言，饥饿并非一个遥不可及的话题，人们之间最通用的问候语一直是“吃饭了吗？”而这正是肇始于以前的饥饿记忆。在全球范围内，饥饿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困扰着人类。如何有效抗击，使之造成的恶果降至最小，成为人类的一个重要话题。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所长拉尔·费亚瓦迪那宣称：“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社会或经济问题，没有哪个比饥饿问题更为急迫。尽管这一令人烦恼的状态并非新近出现，但在20世纪技术和生产显著发展的情势下，它的持续存在可谓是令人愤慨的。”
正如通常观察到的那样，在抵制饥饿的过程中，良好的动机本身无法保证有效的行为，一些看似可解决问题的举措，往往并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表面看来，饥饿乃是由于食物匮乏或购买力低下所产生的，但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当代世界的许多国家中，饥饿的长期存在不仅与财富的根本缺乏有关，还与社会内部大量的———常常是极端的———不平等相关。”这种不平等，在现代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将导致对食物的控制发生迅猛转变。例如，许多职业的人群经济地位较高，他们能控制更大份额的可得食物。食物来源对其影响较小，而一旦庄稼歉收，农民以及相当一部分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对食物的控制将直接下降。根据让·德雷兹和阿玛蒂亚·森的研究，工薪阶层在市场经济中极其脆弱，与食品价格相比，工资的下降或失业的增加，都将给这一阶层带来灾难———在社会保障缺乏的国家就更是如此。
在与饥饿所进行的斗争中，国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书中，作者分析了印度以及非洲国家的经验后认为，国家在消除饥饿时可采取多种形式，而不仅仅是食物生产与分配。在正常时期，它可以为民众创造就业机会或采取其他方式增加其收入，来防止这部分人的营养不良，也可以通过以支付现金的就业为形式的救济，使那些遭受重创的职业群体保持购买力，对于少数没有劳动力的家庭，则给予直接救济。在卫生保健和流行病控制方面，国家的作用更为明显。尽管如此，国家也通常难以承担抗击饥饿的所有负担，纯粹的国家行为也并不等同于公共行为。在公共行为领域包含许多非国家活动，有时，两者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在权利与饥荒之间的关系上，本书延续了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的观点，从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和1974年的埃塞俄比亚饥荒来看，无论是在经济繁荣还是衰退时期，饥荒都有可能发生。在消除饥荒和营养不良的过程中，不能仅将公众视为其健康需要关注的患者，同时也应该将其视为一种动因。表面看来，《饥饿与公共行为》乃是一本国家行为在当代世界为消除饥饿能够做什么的书，实际上，它可能触及了在当代国家中，如何确保穷人基本权利的重要问题，而这一世界性问题，还将困扰人类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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