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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博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5月

    这是一个由家塾发展起来，而成中学、大学、女中、小学的学校体系，像一个大家族，“家长”只有一个人:张伯苓。他是这个系列学校的创建者和奠基人，以毕生精力实践着教育救国的梦想。百年来，从这个学校体系中，走出了周恩来等政坛显要，走出了近60位两院院士，走出了吴敬琏、张岂之等学者。至今，这个由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第二南开中学和重庆南开中学、自贡蜀光中学构成的南开系列学校依然成绩斐然。

    有人说，张伯苓中学教育实践是成功的，而大学的教育却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翻开南开大学泛黄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到，曾在这里执教的名师比比皆是:梁启超、蒋廷黻、何廉、竺可桢、李济、范文澜、汤用彤、饶毓泰、姜立夫、邱宗岳、杨石先等等一连串闪光的名字。吸引这些名家到南开这样一所薪酬不高的私立学府执教的，不仅仅是张伯苓个人的人格魅力，更重要的是，张伯苓对大学教育的系统理念。

    在创办南开大学之初，张伯苓就在探索一条中西结合、走本土化教育的模式。1928年，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发展发展方案》中，提出了大学教育“土货化”观点，他所谓的土货南开，是以中国历史、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张伯苓掷地有声地发出了“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呐喊。于是，在张伯苓脚下，走出了一条全新的中国大学教育之路，从上世纪20年末开始，张伯苓将“知中国”的方针落实在社会调查实践上，组织全校师生走访调查天津市的100多个机关单位，南开师生的足迹几乎遍及了工、商、交通、司法、军政等领域。在国难深重的时刻，张伯苓组建南开的东北研究会，广大师生前往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对东北的移民、工商经济等方面进行跟踪采访，并编辑出《东北经济地理》一书，作为南开学校的教材。而“服务中国”的实践更是立竿见影，鉴于当时的天津化学工业、机电工业、金融业等行业发展急需大批优秀人才，张伯苓在南开大学设立了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何经济学院等，并与天津的企业互动，在教学的过程中，为企业解决了发展上的技术瓶颈。

    当时，执教在南开的学者们，是本土化教育理念的忠实实践者。那是一批有留美、留欧背景的学者，让这样一批学者走本土化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蒋廷黻来到南开后，感觉南开很土，很保守，与西方教育有些格格不入，经过深思，蒋廷黻对张伯苓越发尊重。他认为，张伯苓的大学教育没有好高骛远，而是脚踏实地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这种勤勉踏实的作风，最终征服了从海外归来的学者们。

    在南开大学发展的历程中，也流失了一批著名学者。原因是，南开的薪酬相对当时国立大学是很低的。不惟如此，时下被学者们津津乐道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以其拥有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而蜚声海内外，而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最初提出在南开组建这一机构的是张伯苓。他曾为此募到一笔款项，但当时南开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张伯苓只能无助地看着这一机构在清华生根发芽。张伯苓像一位“化缘老和尚”，为举步维艰的南开四处奔波，不知踏破了多少达官显贵的门槛，遭到了多少冷落和白眼，张伯苓却认为，“我虽然有时向人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得难堪。”每每读到这段文字，不觉潸然。这是何等的情怀！而本土化的办学目标调整，为南开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南开大学经济研究委员会以切合实际的研究课题征服了当时的商业巨子，而丰厚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海外基金会的支持。“学以致用”，在张伯苓和南开学者们的眼里重若千斤。南开的应用化学学科的经费完全依靠自筹，原因就在于此。

    南开大学成了中国著名的私立大学。今天人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应忘记有这样一位先行者。在张伯苓诞辰13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梁吉生教授主编的《张伯苓的大学理念》一书，书中以“张伯苓思想档案”的方式，精选其有代表性的教育论说16篇。还收录了17篇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论说，定名为“我看张伯苓”。其中，既有胡适写于上世纪40年代末期的论说，也有内地学者戴逸、张岂之等人真知灼见；既有多年从事张伯苓研究的专家梁吉生等人的专述，也有青年学者的研究心得。全书刊发了数十幅珍贵的南开老校长张伯苓的照片。对逝者来说，本书是很好的纪念；对后来者，本书是很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