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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克艰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4月

　　牛顿是古人，他死的时候，曹雪芹还在童年；爱因斯坦是现代人，他访问日本途经上海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但是有一位英国小女孩却把俩人搞混了，当她终于得知爱因斯坦还活着时，立刻提笔给他写信：“我本来早就应该给你写信的，只是我不知道你竟然还活在世上。我肯定是把你和牛顿搞混了。”这也难怪。套用一下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我们也可以说：“伟大的人物个个耀眼，平凡的众生各具笑貌。”耀眼，所以容易搞混。记得有一部拍徐悲鸿的电视剧，上世纪20年代的大学办公室里，竟然挂着爱因斯坦晚年的照片；须知，爱因斯坦是1955年去世的。

　　牛顿和爱因斯坦虽然同是大名垂宇宙的科学伟人，但他们其实有许多不同；这里只提一点，这一点看似很小，却也许意义并不小。1986年，全世界纪念牛顿，是纪念他的主要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问世三百周年；《原理》初版未标日期，“1686年8月”的字样，是1713年出第二版时倒填上去的。2005年，全世界又纪念爱因斯坦，那是纪念相对论发明一百周年；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第一篇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登在1905年9月号的德国《物理学杂志》上。牛顿写厚书（现在叫“专著”），直接出版；爱因斯坦写论文，通过刊物发表。这反映了他们各自所处时代在科学权威性建构方式上的不同。这一类的区别，多数讲科学史的人并不注意，却是眼前这本书——《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关注的重点。

　　以往科学史的舞台上，上上下下都是些重要思想和理论，你方唱罢我登场，演示了科学的进步；与思想理论相关的其他社会因素，最多作为“背景”略一提及，“注意”是谈不上的。现在，科学史家开始注意背景了。因这一“注意”，“背景”就活动起来，不再是背景，与思想理论互动起来，成了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有时甚至是主要角色。从“不注意”到“注意”，不仅是认知范围的扩大，更是历史意识的进一步渗透。对肠胃来说，观察面食的发酵过程，不一定有助于消化；但对头脑来说，观察思想与各种非思想社会因素的互动，则一定有助于理解。

　　《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一书，既以书籍与科学的关系为纲，可以收纳的内容就极其丰富了。羊皮手抄本，早期印刷本，16世纪阿拉伯人绘制的世界地图，炼金术文献和星相图集，多彩多姿的装帧风格，千奇百怪的自然界图解，可以说应有尽有，令人目不暇接。图书馆怎样从博物馆分离出来？定期刊物怎样从学者们彼此通信讨论科学问题的风气中孕育出来？最初的索引是怎样形成的？百科全书在启蒙时代，怎样不同于今日仅作为备查工具书的地位，而起着“展示科学事物中各个环节之关联”的作用？问题的清单可以开列一大串，都有征引广博而条理清晰的叙论。对阅读经验的历史也有引人入胜的论述：一方面讲读者的兴味怎样影响着书籍的生产，这里面有经济学的眼光；另一方面又讲阅读如何以不可预测和无法控制的方式改变着读者，书里有专门一章，题目就叫做“阅读生理学”。关于更广泛范围的历史研究，书里也常有极富教益的提示。例如，讲占星术的一章指出，应注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占星术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这对于一向把马基雅维利式的谋略当作政治决策关键的历史认知方式，无疑是开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维度。

　　《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由20篇相对独立的论文组成，书末附有22位作者的简介；其中的两位承担了主编的责任。他们颇具匠心地将20篇论文分为3组，以时间为经，以问题为纬，把全书结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上面提到过的科学权威性的建构方式；这个问题也牵涉到现在和未来。曾经，科学的权威性就在于那些经典著作本身，因为它们是富于创造能力的天才写作的。随着印刷术普及，书籍日益增多，特别是教科书的大量涌现，书籍本身即是权威的观念成了一种过时的浪漫主义。科学权威性的所在转移到了实行同行评议的专业期刊；出书的科学家可以得到版税和公众声望，却不能以此收获学术声望了。现在，情况又在发生本质的变化，科学期刊的权威性受到了严重挑战。电子网络遍布全球，“不发表，便毁灭”的旧格言，变成了“只要写出，就能面世”。期刊也在电子化，电子化的科学期刊，与“博客”上的圈地又有什么区别呢？其权威性又何在呢？本书主编在导言的末尾直抒心声，对过去了的“书籍的方便和厚重”表示一种无可奈何的怀旧情绪，但他们写这本书，仍有其良苦用心：了解历史，“将使我们在应对现实问题的焦虑和困境中，具有多一点的批判性和敏锐性”。

　　这本书让那种“不是学术书，就是通俗书”非此即彼的两分法失效了，它学术性、研究性很强，同时趣味性、可读性也很强。它可以正襟危坐地“读”，也可以斜倚横卧地“游”。不说别的，光是那二百多帧从“历史上的书籍”里采撷的插图，就足以构成一幅系统的“时间隧道”；这“隧道”不是单线条的，它骨干挺拔而又枝节繁密，读者进入其中，赏心悦目之余，自能生发一些回到了过去的实感。近多年来，旧书市场十分活跃，喜欢把玩旧书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亲手摩挲域外旧籍的机会毕竟难得，有这样一本书在眼前，至少在视觉感受上，可以“慰情良胜无”了。

文：周振鹤
出处：文汇报 2006年8月

    最近一部译作引起了广泛的注意，那就是《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这本书是一群西方学者写的，说的也是西方科学史与书籍史交叉领域方面的事，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似乎关切比较少。中国有中国的科学史，中国有中国的书籍史。虽然根据李约瑟的难题，中国没有发生欧洲那样的近代科学，但中国有自己的科学发展历程，这是不容质疑的。而中国的典籍在世界上则素享盛名，只是我们对书籍的研究主要重在版本学、目录学与收藏源流方面，而对书籍本身在历史上所起的影响缺乏足够的关注。因此这部《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对我们而言，就带有启发性的意义，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写出一部这样的书来？

    带着这个问题，我比较仔细地读了该书的两节。一节是《世界地图印刷》，一节是《百科全书知识》。中国人素来是没有世界意识，只有天下观念的。西方以及处于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在西方看来也是东方)较早就有了世界观念，尤其是在大航海时代之后，这种观念成了现实，于是对世界地图的编绘就下了很大的力气。起先这种地图只是用手工绘制，印刷术的发展不但使得地图的生产成为标准化，而且也十分有利可图。于是第一本带有现代色彩的世界地图册《地球奇观》(该书译为《陆地奇观》)就诞生了。这部地图册于1570年在安特卫普设计完成，到1612年就已经出现了42个不同的版本，其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却正处在由天下观到世界观的转变之中，因为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在中国画了不下六幅世界地图，让中国的部分士人意识到六合之外不能存而不论，或者说在中国之外还有一个我们不能不正视的世界。不过大部分的中国人却还不明白这一点，他们所能看到的最完善的地图集只是罗洪先的《广舆图》，这只是以中国为中心再加上四夷的天下图集而不是世界图集。但是这部图集也十分重要，因为中国的版图广袤，人口众多，其时来到中国的西洋人无法走遍中国，只能通过这部图集来了解中国的基本地理情况，并据以写入他们的游记之中。但我们对这部图集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却了解不够，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书籍史与科学史交叉的领域缺乏注意，也缺乏必要的学术积累。

    如果说地图的编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人不让西方独擅其美的话，那么百科全书的编纂似乎有点是西方学者的专利了。中国人作文说话，讲究的是寻章摘句，而在浩如烟海的书堆里要找出你希望引用的章句来是很困难的事，于是有些人就想出一个妙法子，按分门别类的办法，将已有的书籍里同类的文字裁剪下来，重新编辑为一部书，这就产生了“类书”这个特殊的书籍门类。这种部别类聚的主意不难出，所以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很早就出现了类书，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一部类书就是三国时代的《皇览》，大家都很熟悉的《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也都是这样的书。在没有网络的时候，这类书是很有用的，不必博览群书，只要经常翻检这一类书，就能出口成章，下笔成文，如同今天有人利用网络下载资料拼凑成书，看起来像是很有学问的样子。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说：“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著书者利于剽窃，转辗裨贩，实学颇荒。”虽然有这个缺点，但因为中国历史悠久，天灾人祸频仍，古籍散亡，十不存一，而如果这些类书侥幸能够存留下来，那就让我们得以看到那些亡佚的古籍的大概面貌，如果运气好，有时辑佚到的甚至是某一部书的全部。

    当然，西方的百科全书与中国的类书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的类书是辑录原文以为条目，而后编辑而成，西方的百科全书条目是按学科整体要求来撰写，具有著述性质而不只是简单的编辑。再者，类书是分类编辑的，而百科全书则是按字母排列的。在《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一书中对百科全书产生的源流作了详细的分析，证明现代多卷本的百科全书是由1700年代早期的小型文理辞典演化而来的，而不是早期，如十七世纪中期那样的百科全书的后身。由于科学的发展，人们要查询的对象越来越多，书籍的数量越来越大，各种新观点之间的争论也越来越频繁，所以十八世纪出现的百科全书，目的就是要“把宇宙庞大的知识缩减到一个较小的范围”，以使得专门家以外的人，也能通过查阅的方式获得某一特定的知识领域里最基本的常识。这个思路十分成功，使百科全书不但得以风行一时，而且风行至今。但这种形式正在日益受到网络的挑战，或许总有一天也会有寿终正寝的时候，但它在科学史上的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从《百科全书知识》一节中，我深刻地领略到了这一点。

    虽然我们的类书与西方的百科全书在本质上如此地不同，但在形式上却也有类似的地方，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永乐大典》。《永乐大典》虽也可以归入类书中去，但它是以韻排列的，与其他类书不同，而有点与百科全书的以字母排列相同。《永乐大典》这个做法很为后人所诟病，但平心而论，这样做其实并不是什么毛病，而是一种很方便的检索方法(当然这是对古人而言，不是对今天什么是韵都不明白的人来说)，而且这种方法出现在十五世纪初，比以字母排列的百科全书早了近三百年。问题只出在每个韵部所包容的仍然是各种书籍的原文，而不是经过编著者重新撰写的条目，也许正是这一点的不能突破，也影响了我们近代科学的产生——如果我们承认李约瑟难题是一个真问题的话。

    无论是中国的地图集或者是中国的类书，或者更扩大一点，包括中国的丛书，到底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阻碍或者促进，或者毫无关联，似乎都应该有人去研究。前不久读到一位西方学者对《格致丛书》在中国科技史上的意义的研究文章，觉得他们的眼光确有高明之处，因而想到，类似的《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是否也可以有中国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