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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佚名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5年5月

    放在案头的这部《２０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是对这１００年来出版研究成果的一个详细梳理。
    全书分六个部分，在书中，作者按时间的先后序列，为我们介绍评述了这一百年来出版研究的重要论著。这中间，既有多卷本的巨著，也有零散的单篇论文，数量非常之多。我曾粗略统计了在“２０世纪上半叶”部分提及的出版论著，数量就超过了２００种，其中包括７０余种发表在《新社会》《洪水》等各种零零散散报刊中的论文。
    在阅读张志强先生的著作过程中，有两点不能忽视。第一，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杨家骆曾提出了“出版学”这一名词，并设想了出版学的体系结构。虽然杨家骆的努力没有得到同仁的赞同和呼应，但在中国出版研究史上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第二，编辑学于１９８３年开始在中国兴起，并且创造了“ｒｅｄａｃｔｏｌｏｇｙ”这个术语。这是出版研究史上另一个重要事件。这两个事件说明，在２０世纪中，不断有有识之士在开拓出版研究的领域。
    ２０世纪刚刚过去。因此，对２０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历史进行清理是非常吸引人的课题。张先生选择的这个课题“２０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通过对学科研究的梳理，不仅让读者看到过去的成绩，也看到了过去研究中忽略的东西、欠缺的东西。学术史总是能带给人们思考，这部著作也不例外。对学科研究的这种肯定和反思工作，将会给学科的发展尤其是出版学的完善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张先生的著作基本上反映了２０世纪中国出版研究的成果，但是，对“２０世纪中国出版研究”这个课题的研究不能就此打住。应该说，张先生的工作是这个课题的一个奠基，今后的工作还有很多，特别是在学科层面的梳理，必定还大有可为。比如说，中国现代出版已经有近百年的实践，为什么出版学的学科建设却进展不大？为什么出版学和新闻学的鸿沟那么巨大？如今，新闻学已经成为新时代的显学，而出版学却依然有一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感觉。一个学科的发展，应该有一个从形象思维走向抽象思维的过程，相应地研究者也要有从一个经验研究走向学理研究的过程。  《２０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为我们开了一个先河，也为我们提供了学科发展的养料。
    张先生曾说过，“因为经过刻意的收集，我的出版研究方面的专业书的收藏量已经超过了学校图书馆。”此言不虚。丰富的藏书量为张先生完成这部著作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从某个角度说，张先生这部著作近乎是一份非常详细的出版论著目录。因此，对于出版研究的爱好者来说，这部新著作会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