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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均熙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5年7月

    所谓流行语，顾名思义，就是在一定时期内广为流行的词语，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中，存在着不同的流行语，由此可见，流行语具有“时期性”、“地域性”、“层次性”等特征。例如阮恒辉、吴继平编写的《上海话流行语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６月出版），主要收录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上海话中的流行语，其流行范围仅限于上海方言覆盖的地区。
    周勇闯先生主编的《中国流行语２００５发布榜》（文汇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５月出版，以下简称《中国流行语》），发掘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闻信息中心数据库的独特优势，引进ＴＲＳ词频系统分析软件，依据北京、上海、重庆、广东等地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报纸作为语料择本，按照时政、国际、财经、交通、职场、房产、汽车、健康、出版、教育、旅游、体育、科技、网络通讯、演艺等１５个门类，由新闻信息专家倾力筛选出了１５０条中国２００４年度流行语（每个门类各选１０条）。这些流行语的上榜依据为在报纸上出现的频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等各个领域里人们高度关注的人、事、物（例如“刘翔”、“任长霞”、“梅艳芳”、“雅典奥运”、“小平百年”、“和谐社会”、“中国芯”、“双模手机”、“《天下无贼》”等），与我们通常理解的语词形式的流行语，在概念上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也就是说，《中国流行语》所提供的信息，已远远超出了语言研究的范围，它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和研究重点，都已经不限于语词本身了。不过，在这１５０条上榜流行语中，属于语词的部分还是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属于新语词，例如“脏弹”、“灰领”、“金领”、“海待”、“托业”、“课改”、“中超”、“彩玲”、“闪客”、“博客”、“驴友”、“三农”、“清欠”、“禁摩”、“一费制”、“自助游”、“自驾游”、“禽流感”、“８０后”、“霸王条款”、“红色旅游”、“手机小说”、“循环经济”、“电子签名”等等。这些上榜的新词语，对于汉语新词词典的编纂以及汉语新词的研究，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
    众所周知，流行语既存在于书面语中，也存在于口语中。人们在日常交际时所使用的口语，通过广播、电视、音像制品等传播的有声语言，这里面都存在着大量的流行语，而这方面的收集、分类、统计、整理等工作，目前还不具备数字化的条件。至于书面语，除了报纸之外，还有图书、杂志等其他出版物，近年来出现的网络作品，也可视之为网络上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都是可靠的语言载体，而且数量庞大，但是由于尚未全部数字化，也难以成为流行语的语料样本。这也就是说，《中国流行语》一书所收列的流行语，并不包括口语中的流行语，书面语也仅仅局限于其中的代表性报纸。这种局限，是因为编者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非不为也，是不能为也。这一点，是需要读者诸君予以谅解的。
    流行语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产物，敏锐地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社会特征。随着社会发生的巨大变革和飞速发展，流行语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现，更新频率越来越快，这一点与大量汉语新词语不断涌现的情况相似。
    大家知道，流行语和新词语是两个不能等同的概念，流行语强调的是在一定时期内“流行”，流行的东西可以是新产生的，也可以是原来就有的，这就像流行服饰一样，可以把老的东西翻出来作为一种时尚重新流行。而新词语强调得是“新”，它们在形式上必须是以前所不存在的（当然，新词词典通常还收录产生新义的旧词，但产生新义的旧词仍然是旧词，不算新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词语在刚产生的时候，都是“生造”的，只不过后来使用的人多了，使用的范围广了，大家才承认它们的“合法”地位。从这一点上来说，新词语应该都是流行语。不过，新词词典的编纂者们在收集语言资料的时候，同样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所收到的词条，不可能都有可靠的词频统计作为依据，因此，每一个词条是否都达到“流行”的程度，恐怕是谁都不敢打包票的。笔者从事汉语新词研究二十余年，先后编纂了５本新词词典，这些词典所依据的语言资料，绝大部分是笔者个人平时阅读大量报刊、书籍时所积累的成果，因此，这样的新词词典，也必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即使是由庞大的编者群体所编纂的新词词典，由于资料工作未能做到完整数字化，它们所依据的语料同样做不到全面、完整，也无法反映当今汉语新词的全貌，恐怕也称不上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
    《中国流行语》的编写方法类似编年体的新词词典，体现了流行语的年度特征。据周勇闯先生介绍，该书的编纂要求为达到１０条的才能列为一个门类，而有资格列为门类的，每个门类也限收１０条。为了满足这两个条件，不足１０条的门类只能忍痛割爱，而同一门类超出１０条之外的流行语，也只能舍弃。这样一来，其“全面性”、“完整性”势必受到影响，全书的内容也稍嫌单薄。不过，由于该书采用了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至少在报纸这一范围内，其可信度还是很高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曾经出版过３本编年体的新词词典（分别为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３年）。据笔者当时向主编之一刘一玲同志了解，他们收集资料的手段也还是最原始的，即采用手工制作卡片的方法，而不是采用计算机操作。这样一来，漏收和误收的现象便在所难免，其可信度也就大打折扣了。周勇闯先生认为，流行语研究“需要新闻学、信息学、社会学、语言学、统计学等跨学科的研究，又需要将这些研究建筑在电子数据库及精确的词频统计分析等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从而把流行语研究提高到现代科学水平”（《中国流行语》代序），这一观点，对汉语新词语的研究以及汉语新词词典的编纂，也是具有指导意义的。没有先进的现代科技手段，新词语研究、新词词典的编纂，也只能停留在原来的水平，而无法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流行语研究是一个崭新而复杂的课题，它的研究价值远远不止语言本身，它所反映的语言现象和社会现象，对于其他领域的工作，具有启迪、借鉴、指导等作用。周勇闯先生在这方面迈出了新的步子，希望大家都来认真地读一读《中国流行语》这本书，有关的专家学者、有识之士都来关注和重视这一新课题，共同为中国流行语的研究工作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