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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旭东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5年1月

    我非常有兴趣读到新近出版的刘亚猛先生的《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一书。尽管此书谈论更多的是修辞学，而且是更专门的西方修辞学，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误解的话，这“修辞”两个字与“象征”两个字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一旦论及象征，社会人类学家的发言权肯定是有的，因为他们终日迷醉于其中的就是通过象征而伪装起来的社会与文化。
    原来一种极为幼稚的看法相信，权力就是赤裸裸的压榨，就是借助暴力的横征暴敛，殊不知权力还可以通过“说好话”或者语言家的“修辞”来得以实现。无疑，这是福柯的贡献，但又不全是。读过布迪厄《言说意味着什么？》（英文版《语言与象征性权力》）�熤形陌嫔涛裼∈楣荽�出�牐�估计我们都会相信，语言一方面是一种用以表达的工具，而另外一方面也是施加一种影响的力量，这力量便是权力。在这个意义上，修辞不单单是一种把话说好，把话说圆或者简简单单地把话说得委婉一些的有无礼貌的老问题，更为重要的，它还是一种社会约制，有谁不会因为对方说了一句夸奖的话而感到一种自豪与舒适呢？当然，在这自豪与舒适的背后潜在的是一种不由自主对他人的服从，也就是听者被言说者所说服。否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样的社会警句如何能够得到普遍的理解，不用过多解释，大家都能够心照不宣呢？说白了，要想控制别人，说别人的好话总是一条简便易行的做法。好话一定是一种修辞，这种修辞广而言之又是一种文化，在一定意义上，一个社会的阶级就是通过对修辞或者象征的占有、控制以及不断创新而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我们社会里许许多多的称号、许许多多的头衔都是以服务于此修辞的统治技术而发明出来的；无它，这个社会的运转恐怕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毋庸质疑，只要我们一开口，修辞便会被派上用场。哲学家苏珊·朗格（Ｓｕｓａｎｎｅ Ｋ． Ｌａｎｇｅｒ）半个世纪以前在《一个新核心的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ａ Ｎｅｗ ｋｅｙ�� Ａ Ｓｔｄ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 �� Ｒｉｔｅ�� ａｎｄ Ａｒｔ．）一书中对象征与符号的区分如果还有效的话，那么人纯粹就是有象征并依靠象征而生活的动物，而其他动物的活动大多是符号指向的。象征与符号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所要指涉的内容根本就不在场，而后者直接指涉的就是所要指涉的内容本身。人可以通过国徽以及国旗的象征而想象国家的存在，但是对于一只狗，不管它如何的机灵乖巧，似乎都难能有如此跨越具体指涉对象之上的抽象想象，它只能够通过喊叫或者摇尾巴这样直接的符号指涉而引起同伴或者他人的注意。在我们看到象征国家的标志时，国家本身并不在场或者根本就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狗在叫喊，由此试图引起其他的人的注意时，它一定是本身就在场。一句话，狗看到的狗真的就是狗本身，而人遇到人，看到的是未必是作为生物体存在的人，而恰恰是超越于其上的社会人或者文化人，总之是象征意义上的人。
    如果修辞是一种象征的话，由修辞还可以造就出一种想象。我们在听一个人说话时，不单单是在听他的发音，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听谁在发音，他的身份、地位和社会影响。跟丘吉尔发音近似的人也许很多，但是终究是丘吉尔本人发出的声音才会具有一般英国人所感受到的那种磁石般的吸引力，背后能够想象出来的是丘吉尔本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这些象征意义的存在让我们的客观认知发生错误。
    所有的修辞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而具有了跟象征一样的力量，这便是所指涉的内容本身并不在场。借助一种对不在场的象征性言说的想象，我们才有了对修辞的相互的理解或者说相互的认知。也就是说，那一修辞的真实指涉一定是存在于修辞对象之外的，因而在我们夸奖一个女人漂亮时，那漂亮一定是超越于具体的漂亮之上的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漂亮的理解，没有这种相互的理解性，修辞就变得毫无意义。
    另外，修辞不单单是一种象征，它还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承载着浓郁的美学以及伦理的内涵。确实，从修辞的角度来看待权力，这似乎可以为我们开启一扇反省既有权力观念的窗户，从这扇窗户中我们可以看到，权力绝对不单单是暴力的、直接的以及由上而下的，它还是经由语言特别是言语的修辞而获得的一种乔装打扮的支配力量，它更可能是柔软的、看起来无力的、类似太极拳的以及由下而上的力量，这种由福柯的“知识与权力”（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ｐｏｗｅｒ）的体认转化而来的“修辞与权力”（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ｐｏｗｅｒ）的关系，使弱者的反抗成为一种并非无意义的无声的言说，修辞不仅仅是上级对下级的意识形态，而且还能够成为下级维护自身权益的“弱者的武器”。在这个意义上，修辞不单单局限在语言范围内，它还应该包括行动者的行动本身。换言之，行动也可能是一种修辞，因为行动从来都具有一种象征的意味。伟人的招手和平常人的招手，其象征意义上的绝对反差足以为此论点找到合适的证据。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修辞跟象征的联系使得修辞离固定的或者僵化的规则或规范越来越遥远，而跟一种变动不居的或者情景依赖的意义联想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过去同样的一句“血债要用血来还”，在一个场景下可以成为建构以及凝固民族主义精神的借口，而在另外一个场景下，又可能成为一个民族内部受到压迫的人民反抗统治者最为强有力的呐喊。在这个意义上，修辞真的无处不在，但它的意义却漂浮不定，但终究都跟一种权力的支配联系在一起，跟一种共同的想象联系在一起。拿人畏惧的死亡而言，死亡从来都是个人的事情，但是有关个人死亡的修辞永远是集体存在着的社会可以得到想象的基础。一次山崩地裂的海啸可以使我们直面抽象意义的死亡，尽管我们并不一定亲历海啸之后的死亡场面。这就是构成想象基础的象征的力量，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通过言说，通过反思，由此来引导我们如何思考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