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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玉萍
出处：《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6期

一

        从二十年前农民工纷纷涌进城市的那天开始,就注定了在未来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有一支劳动力大军会骤然兴起,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民工们为单位和企业创造了财富,创造了利润。农民工进城务工,是调整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农民工很苦,在城里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拿最低的工资,“血汗钱”赚得很不容易,是典型的社会弱势群体。对他们有“民工潮”、“打工族”之称,二十年来的民工潮,也涌现了一批民工文化,例如涌现了很多描写打工族的歌曲,有一首流浪者之歌就是这样唱道:“走啊走啊,走啊走,走过了每个冬夏,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

        因此,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一直是近年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其内容大致包括:农民工流动行为的研究,比如外出的动因、流动方式、社会网络、组织化程度、家庭模式、主体意识、失范等;农民工内部分化或分层状况,比如不同来源地、不同职业群体的研究;农民工群体与社会的关系,比如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社会排斥和不平等、有关管理和社会政策;以及有关社区的研究等。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周大鸣教授对外来农民工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81 年周教授就开始关注外来工。自1989年周教授写《珠江三角洲的人口移动与文化适应》起,他就开始对外来人口进行不同专题的研究,包括外来散工研究、都市化与人口流动研究等,其中他的一些作品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如《珠江三角洲外来人口研究》、《广州外来散工调查与研究》。周教授对农民工的跟踪研究近20 年,可谓成果丰硕。而《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是周教授的又一得力新作。

        在周教授给广西民族学院的研究生开的讲座中提到,他很容易跟农民工做朋友,他跟农民工是很好的朋友。因此,他容易受到农民工感情的熏陶,也更易采取“换位思考”来研究农民工问题。渴望生存,似乎是发自农民工内心深处的声音。它不仅反映了周教授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而且深刻体现了周教授的人类学眼光,即采取主位研究方法,发掘当事人的亲身感受,得出农民工的真实写照。

二

        周教授对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采用了典型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也弥补了学术界对农民工研究的不足之处。

        (1) 田野调查法。此书是在长期的田野调查基础上进行的,具有丰富的田野资料。这一点从著者对农民工近20年的跟踪研究,书中大量的实地资料与个案描写即可看出。

        (2) 比较研究法。此书采用了人类学研究方法中的比较研究法。在选择调查点时也采取了科学的方法,即确定同一调查方法和指标,选择多城市多地区为调查点(如珠江三角洲等东南沿海中心城市、江西省、湖南省等) ,目的是充公显示调查对象之间的差异性,使研究结论具可比性。弥补了以往对农民工研究的调查对象单一的不足。此外,周教授的比较研究还体现在对外国理论的运用上,把外国理论依据的背景与本国背景相比较,对外国理论在本国是否适应提出质疑性意见,如第二章结尾对刘易斯的“贫困文化”是否对中国散工具有同样的解释力提出质疑,并通过调查与分析,在第三章结尾得出结论:刘易斯的“贫困文化”只能误导人们认为,贫困的渊薮恰是在于穷人本身,而不是其他,这种“文化主义”的解释,在经验事实面前显得是那么苍白无力。这种“拿来主义”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3) 主客位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对农民工的研究中,学者们多用社会调查方法,如问卷调查法、个案访谈法等,重点放在客位研究方法。采用这一方法存在的缺陷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过分偏好城市与乡村各自的同质性;二是只注重城市文明的先进性,并做出单向的城市化引导,却很少有人充分挖掘农民工身上所蕴涵的文明素养。三是基于上述两方面,学者看到的只是农民工的弱性,并将这种弱性产生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制度和政策。周教授没有对农民工实行一刀切的看法,而是以多次调查的个案为例,试图从主位的角度对农民工及其适应过程进行探讨(第七章) ,看到外出的农民工不乏成功者,他们充满自信,有较强的独立性和具有较高的成就动机,发掘出了农民工中文明素养高的一部分,体现了他对农民工客观、平等、关爱的人本思想。

        此外,周教授还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访谈的真实性问题。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论特色是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以微观透视宏观。由此引发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个人是否具有群体代表性,个人报道资料的可信度等等。对此,周教授运用举例说明,暗示了对待材料的真实性时要运用人类学的分析方法与文化的解释理论,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挖掘当事人背后的原因,充分体现了人类学方法论的特色。

三

        在运用人类学理论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周教授在对农民工流动的分析时运用到了文化变迁理论(第八章) 、族群互动理论(第四章) 、二元对立结构理论等(第六章、第十一章) ,其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 二元社区的提出。人类学的特点是运用多学科的知识进行综合研究,此书运用了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对农民工流动的过程、特征、规律进行多视角的综合研究,并提炼出了二元社区的概念和钟摆理论。

        周教授提出的“二元社区”概念,指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在同一社区,外来人与本地人在分配、就业、地位、居住上形成不同的体系,以致心理上形成互不认同,构成所谓二元。这种二元分割不完全是空间和地理上的,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由此可见,二元社区是一个非实体概念,是城乡社会心理文化差异的产物。

        (2) 钟摆理论。周教授指出,流而不迁是钟摆效应的真正原因,而流而不迁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二元社区的制约,或者说是严格限制迁移的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歧视外来人的分配、福利制度,导致本地人对外地人的不认同,外来人难以融合到输入地而形成二元社区。二是输出地农民经济的凋敝,这种凋敝的农业经济和社会推动着农民外流。这种动力与阻力的综合作用最终促成了农民工的钟摆效应。周教授的钟摆理论是对农民工流动现象的规律性总结,并找到了它的根本原因即严格限制迁移的户籍制度。当然,这一规律性现象也由中国经济自身的特点所决定。我们看到某些发达国家的农民不愿意进城做市民,原因是他们认为做农民更富有、更自由。而中国80 %是农村人口,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与中国工业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导致了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外流,于是有了民工潮现象。

        一般引入的西方迁移理论主要有: (1) E. S. Lee 的迁移理论; (2) 推拉理论; (3) A. 刘易斯的人口迁移理论; (4) 成本——效益理论。上述的这些理论都是用于解释人口迁移的成因,而周教授的钟摆理论主要是为了解释农村劳动力外出为什么会流而不迁,科学、合理地解释了农民工的流动现象,找到了流动的规律,并为此建构了理论模型,是在原来人口迁移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是理论的升华。最后,他所强调的钟摆,不是简单的机械式地往返运动,而是一种难以逆转的流动。这是科学、动态地看待社会问题。

        最后,此书的大部分章节后面都有结果与讨论,对问题的未来状况、趋势,进行预测性研究,并提出具体的操作性政策,因而是走向应用人类学的著作,充分体现了作者底层关怀与学术创新相结合的学科情操和精神。

文：杨捷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5年3月

    渴望生存的农民工，走出乡村，走向城市，走向沿海，走向陌生的工厂、工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赢得生存的权利，搭建起中国现代化的脚手架！那不断往返于输入地和输出地的人流，就像那永恒的钟摆；那难以改变的“外来人”的身份，只能与“本地人”在同一空间构成“二元社区”。这是农民工的真实写照。

    翻开《渴望生存》，一股清新学风扑面而来，农民工的形象和学者的提炼跃然纸上。农民工问题是学界、政府和新闻媒体关心的老话题，也是这次“两会”关心的一个重点问题。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最新撰写的《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一书，日前收入中山大学出版社“民本书系”并顺利出版。该书新就新在用人类学“主位”和“客位”结合的视角和独特的“实践—理论—实践”方法论，以及在长期田野调查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概化，如“二元社区”、“钟摆理论”等切合实践的精辟概括，极富有启发性。
    农民工研究是个老话题，但也是一个极富挑战的难话题。农民工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农民工的问题与全球产业竞争、中国城乡二元分割政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劳动力总量过剩和结构性过剩等密切相关。同时，对农民工课题的研究又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因而在农民工话题深入的背后，需要学者敏锐的眼光和丰富的知识积累。
    蕴藏在字里行间之下的底层视角是该书对农民工研究的重要突破之一。这一底层视角与作者长期的人类学素养密不可分。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视角很多，但很多学科和许多不同观点背后隐藏的都是一个从上到下看待农民工的视角，一些研究者或多或少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农民工。诚于吉登斯所言，“所有的人都是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也就是说，所有的社会行动者对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的条件和后果都拥有大量的知识”。“不是猛龙不过江”，农民工选择走出乡村，走向城市，走向沿海，不管是因为生活所迫，还是因为强烈的成就动机，他们都是带着希冀和梦想去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农民工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丰富多彩的人生，如果社会科学家忽视农民工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主动性和实践性，其研究也就难以洞悉农民工的真谛。一些学者们看到的只是农民工的弱性，并将这种弱性产生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制度和政策，从而对农民工的态度便是一味的同情、可怜，岂不知，这在实践上反而会强化城市人与农民工之间的相互厌恶心理，扩大两者的隔阂。作者的“中国现代化的脚手架是进城农民工搭起来的”一语，就道出了农民工用自己的汗水和双手赢得了生存的权利。
    该书体现了作者以人为本、主位和客位结合的人类学特色。费孝通先生曾说：“严格的人类学训练有可能让本民族学者达到超越自我的境界，进得去、出得来”，“出得来”要求研究者能够“超越”两个超越，一是超越纷繁复杂的日常生产生活表象，了解蕴藏在被研究对象和被研究文化之后的规则和逻辑，把实践行动者自己没有用明白的语言表白的道理，经研究者的再创造用语言表达出来；二是超越研究的个案，结合参与者调查的方法和对社会历史的宏观分析，结合文献资料和“直觉人类学”，总结一般的理论与方法。该书作者既能深入到田野之中，又能超越田野。如第七章“从农民眼中看农民工和适应过程”，以作者多次调查的个案材料为例，从主位的角度对农民工及其适应过程进行探讨，并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讨论访谈的真实性问题。第四章、第五章分析农民工流动对输出地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该书对农民工研究的视角进行精辟的分析。作者写道：在对农民工的研究中，学者们多用社会调查方法，如问卷调查法、个案访谈法等，但问卷和访谈内容雷同较多，且都是学者们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城市文明角度来设计的，因而研究出的只是学者眼里的“农民工”，而不是农民工眼里的“农民工”。具体表现在：一是过分偏好城市与乡村各自的同质性。如讲起城市就是文明、先进、富有，说到农村则是愚昧、保守、贫穷、落后，然后再以此来区分、讨论城里人和农民工，实际上这种思维习惯跟普通群众对城里人和农民工的看法没什么两样。再如讲到城里人与农民工的群体冲突，便是完整的两大板块，给人的感觉是读文章之前与之后在认识上没有提高，仍然没有明白究竟是哪些城里人与什么样的农民工发生冲突，发生了什么样的冲突。二是只注重城市文明的先进性，并做出单向的城市化引导，却很少有人充分挖掘农民工身上所蕴含的文明素养。如讲到农民工的城市化，就是农民工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对城市有认同感、归属感；论及农民工素质，大多数学者认为比留在乡村的农民高，比城里人则低，给人的印象是农民工进城，理所当然干那些城里人不愿干的活。虽有个别学者也就农民工与流入地的青年人的素质做了比较，但不很深入。农民工是一个异常复杂多元的群体，内部也在不断地分化，作者善于以小见大，如第三章对东南沿海中心城市的“散工”进行了研究，对散工的人口学特征以及散工的工作、生活状况、社会关系、心理进行细致的分析。第六章对农民工的性别分工也进行了讨论。
    该书将扎实的田野调查和精练的理论总结融为一体。布迪厄要求认识社会从微观研究的人类学出发，从认识实践出发，一反过去从理论前提出发的认识方法，通过探索“实践的逻辑”，由此提炼出抽象的理论概念。国内部分学者借用外国学者的理论生搬硬套到中国农民工的身上，有时在意图上显得模棱两可，让人弄不清到底是在理论验证，还是在研究实际问题；有时则晦涩难懂，绕了个大圈子，结果却没什么新的见解。周大鸣教授的研究清晰地体现了“实践—理论—实践”的过程。该书从实践的认识出发，初期主要探讨珠江三角洲流动民工的分类、规模和分布；随后关注流动民工引起的相关问题，如流动民工与乡村都市化；后来又将流动民工与社区综合起来研究，如就城乡结合部社区的研究提出“都市包围中的村庄”等；进而提高到理论概念，根据“推拉”理论提出了“梯级移民”，提出“二元社区”、“钟摆理论”以阐释当代中国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的流动现象；最后再回到田野、实践中去检验提出的理论。
    农民工的研究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课题。该书还力图实现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高度结合。各种政策性建议充分体现了作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对被研究群体的深切关怀，处处流露出一个学者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一方面，作者为农民工的适应和超越提出了建议。作者发现农民工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都市里的陌生人。这里的陌生人与齐美尔笔下的陌生人有所不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永远地定居于城市，而是处于一个钟摆一样的过程中，摆动在乡村社会和城市之间。农民工如何适应和获得现代性，怎样帮助农民工适应都市生活或是回乡创业等均引起了作者的关注。另一方面，从输入地的角度而言，怎样合理地引导和管理农民工，成为和谐社会的应用之义，作者在流动人口的综合治理等方面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中国乡土社会的成员，总有相当数量的人处于流动当中，而一定程度的这种流动性恰恰是城乡差异的结果。城乡差异的问题背后是中国现阶段的现代进程，作者在文中强调城市和乡村的关联性，建议从城乡一盘棋的高度解决城乡二元对立的问题，与作者的乡村社区复兴、乡村都市化研究遥相呼应。
    厚积方薄发，该书研究特色和研究方法的突破是周大鸣教授近２０年来对农民工问题进行探索的硕果。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要求我们从学术研究中总结出可资和谐社会借鉴的建议，对于这一“小切入”而与现实密切相关、与整个国家的都市化历程以及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的“大问题”，探索永无止境。我们期待着周教授和所有研究农民工问题的学者在农民工的研究上再创佳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