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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继华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5年8月

    德里达先生去了。许多人也会对这位影响了半个多世纪、改塑了哲学形象的思想家动情地说“ａｄｅｕ！”，一如他本人在列维纳斯的葬礼上发出如此深情的呢喃。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开始，德里达将思想聚焦于一系列关涉人性和人文的主题，如友谊、友善、宽恕、死刑、反人类罪、民族和哲学民族主义、吞噬他者等等，其话语的机锋直指那些试图以“虚无主义”和“非道德”为后现代哲学盖棺定论的人们。９０年代初期，他以一种谨慎的“传承传统”的姿态，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以碰碰运气的方式”，发表了一篇题为《友谊政治学》的讲演，后来索性写了一本洋洋洒洒下笔二十万言的“导论”——《友谊政治学》。这本著作同布朗肖、福柯、麦金太尔等人的伦理学论著相呼应，将作为生存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友谊”，将作为哲学之本质的“友谊”，携入后现代语境之中。而这就是《生产》第二辑的主题——“友谊的回归”。
    说“友谊回归”，其中一定隐含着一个前提：友谊曾经“远逝”。众所周知，在希腊世界，友谊首先规定着哲学的视野，“爱智”就是哲学的命脉。爱之本意，就是“同心”（ｈｏｍｏｎｏｉａ，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以及蒙田说是“一个灵魂栖居于两副躯体”，海德格尔翻译为“契合”）。“同心”，在中国人眼里，那就是肝胆相照，心心相印，“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在希腊世界和古代华夏世界，“友谊”都是个体心绪和谐的标志，群体秩序和谐的索引。“友谊”既是对人心的慰藉，也担负着整饬世道的使命。但是，“友谊”在世俗化的现代世界化为一种“技术”，渐渐消逝在现代人的视野中。因为，现代人，作为孤独、自律和自决的原子，似乎一点也没有必要借助他人。一种无所牵挂的状态，也就是一种泯灭了爱之渴望的状态。泯灭了爱之渴望，现代大众就成为孤独的人群，孤独的没有了家园的人群。
友谊远逝的两种方式
   “友谊”与“政治”如此疏离脱节，以至于我们今日会对“友谊政治”这一词语组合方式感到异常震惊——个体灵魂深处的秘密事件与公共空间的畅然表演如何能相提并论呢？将个体生命与公共世界从生存论上连接起来，在伦理文化的地平线上塑造“生命政治化”的景观，这就是德里达思考“友谊政治学”的志业。
    “友谊”，以两种方式在历史之中的远逝，飘离了思想的世界。一是友谊成为世俗的实践游戏，“完美至上的友谊”也就成为“平庸卑贱的友谊”，其中有的是功利盘算，却丝毫没有慰藉人心的幸福感。一是友谊与政治脱离，友谊愈来愈深沉地隐退于个体灵魂，而政治越来越显耀地呈现于公共空间。久而久之，作为个体灵魂事件的友谊与作为公共空间表演的政治，就成为水火不相容的两样东西。友谊与政治的分离，在蒙田和马基雅维利那里成为人类精神光谱的两极：蒙田说他自己和拉·波爱提埃的友谊整全而且完美，在人世间闻所未闻，几百年才降临一次，这已经把友谊说成是个体灵魂之深邃秘密；马基雅维利一心在设计“君王南面术”，从一整套统治的原则和方法之中演绎出一系列君王德性，而这些“德性”已经免除了个人情感和个人责任，变成了君王在公共空间表演的法度。个体灵魂之中的“友谊”越隐越深，“友谊”完全退入私人领域，成为孤独哲人或者离群隐士自我品味的醇浆玉液——“隔篱呼取尽余杯”。公共世界舞台上的“政治”愈演愈彰，德性也越发脱离个人生命体验，而成为服务于统治的技术。
    “友谊”与“政治”如此疏离脱节，以至于我们今日会对“友谊政治”这一词语组合方式感到异常震惊——个体灵魂深处的秘密事件与公共空间的畅然表演如何能相提并论呢？将个体生命与公共世界从生存论上连接起来，也就是说，在伦理文化的地平线上塑造“生命政治化”的景观，这就是德里达思考“友谊政治学”的志业。在由一个“也许”虚拟的世界上，在一个疯狂行进在解政治化和解个体化的世界上，在一个既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的世界上，在由“反讽”所主宰的时代世界近乎荒诞的深刻（弗莱和怀特都说过这样的话），德里达一再重复西方哲学史上的一声叹息——“我的朋友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朋友！”，呼唤“友谊”再度降临于孤独隔离的深度自我之间，吁请超越血缘关系和地域界限的“博爱”给漂浮在不确定性之中的世界以慰藉和拯救。
    德里达从“哦，我的朋友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朋友！”这么一个哲人的叹息和感慨的遗嘱开始沉思，将“友谊”的逻辑推至西方文化的地平线之尽头，从而穿越了希腊－犹太－基督教文化脉络。 这种将逻辑推至极限、穿越文化脉络的策略后果就是发现了“友谊”的悖论和疑惑——友谊即自爱，以爱为至上追求的哲人终归如同隐士一样无所可爱，有许多朋友的人缺乏真正的朋友。在友谊的背后有这么一些悖论与疑惑，而在这些悖论与疑惑的深层存在着一种同一逻辑的主导。所谓“同一的逻辑”，就是“友谊”之爱倾向于同一而漠然冷对他人。德里达认为同一逻辑主导之下的友谊模式以“互惠”为最高价值，其标志性概念是共宗同源、内在契约、执迷有限以及追求城邦生活的政治和谐。于是，友谊，就是将城邦公共生活整合在一起的伦理纽带。友谊之衰败则预示着城邦生活的解体、内战以及公共空间的紊乱——这就是亚里士多德表述的古典政治伦理。但是，同一逻辑本质上是自言自语自我倾听的，遗忘“在自己的声音之中携带的朋友”（海德格尔语），最后吞噬了或者放逐了他人。他人在伦理文化地平线上消逝的瞬间，就是无爱以及无所可爱的瞬间。无爱是一种低能，而无所可爱是一种不幸——这就是既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的现代人之生存状态。决裂这种古典政治伦理的逻辑，就必须穿越希腊－犹太－基督教文化脉络，解构这一脉络之中关于友谊的伟大经典话语——向上推至赫拉克利特，下至布朗肖以及福柯。
友谊历史的两次断裂
    在友谊话语的第二个历史裂口，德里达与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遭遇。施米特断言，敌人是一切政治的前提，政治行为和政治观念最终都必须还原为朋友／敌人的区分。但是，德里达质问施米特：建立在公／私对立的逻辑基础之上的敌人概念／政治概念，具有哲学上的稳靠性吗？在德里达看来，公／私之分在任何时刻都岌岌可危，无比脆弱，绝无权威可言，甚至不攻自破。
    德里达以大家手笔勾勒了友谊历史之中、友谊经典话语之中的两次重大的断裂，从而呈现了西方伦理文化的两度转型。第一次断裂发生在“希腊－罗马友谊模式”之衰败时刻，以西塞罗为过渡标志，由蒙田凸现出来。这次断裂力求打破古典友谊模式的“互惠原则”，将差异引入同一之中，以异源性决裂同源性，强化了朋友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以及将友谊向无限延伸。朋友不仅包括血缘兄弟，而且包括了誓约兄弟。友谊不仅发源于朋友，而且还发源于敌人。基督教的博爱运动，就追求超越自然血缘纽带，谋求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兄弟关系。但这只是一种决裂的姿态而已，古典逻辑在后古典时代依然没有被动摇。几个世纪之后，爱默生仍然在呢喃自语，表达自爱：“我谴责社会，我信奉孤独，然而我并非不那么讨厌地把聪明、可爱和具有高贵心灵看作是一次又一次地擦过我的门槛而过。”
    第二次断裂是由尼采开始的，一直延伸到布朗肖以及福柯。这次友谊话语的断裂首先表现了对历史的蔑视。尼采的人生体验表明，在过去的岁月中一切朋友都已经飘逝，只有亡灵萦绕今生今世。 尼采向过去呼唤朋友，但友谊既成灰烬，幸福已作泡影，如此无功而返，只好用一个“也许”虚拟友谊的未来。情到深处人孤独。孤独者，“苦了怀藏沙漠的人们”。在绝望之中，他用弥赛亚式的预言诗，向遥远的、还没有到来、但一定会出场的朋友呼告：“朋友们，根本没有朋友，敌人们，根本没有敌人！”逝者如斯，此情无待，韶华易逝，即使是冷漠的隐士也不禁悲从中来。友谊，未来的友谊，至此已经化作“危情”——超越了追忆的可能性。这就呈现为第二次断裂的反示范性特征。所谓示范性，就是西塞罗所说的“典范”，而“典范”就是自我在朋友身上看到的自己本人之镜像，就是纳索西斯水中的倒影。面对朋友形象，宛如孤独少年顾影自怜，忧郁成疾，憔悴而终。所以，不妨说，反示范就是冲击同一逻辑，走出自我，伫立于他人面前，应答他人，回答他人的祈求，无条件对他人负责。反示范的友谊话语在布朗肖那里得以诗化地表达。布朗肖与列维纳斯、与福柯之间的友谊堪称神圣、至上和完美。他和古代哲人一样以遗嘱的语调感叹：“没有记忆，没有思想，它已经在黑暗里挣扎了，在那里，一切都没于漠然。这是思想深深的悲哀。它必须伴随友谊一起湮没。”蔑视历史而又反抗示范，友谊就被托付给了未来，又被看作是他人的礼物。这就把友谊与西方文化脉络之中的其他价值关联在一起了。
    这些价值包括自由、平等、博爱、正义、民主、友善。友谊与这些价值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把解构哲学家德里达诱惑到了一泓深渊。在友谊话语的第二个历史裂口，德里达与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遭遇了。施米特断言，敌人是一切政治的前提，政治行为和政治观念最终都必须还原为朋友／敌人的区分。敌人之消失，就为政治化敲响了丧钟，迎来了解政治化的黎明。但是，德里达质问施米特：建立在公／私对立的逻辑基础之上的敌人概念／政治概念，具有哲学上的稳靠性吗？敌人是公敌而非私仇，敌人不存在于民族的内讧之中，而只存在于与野蛮人的战争之中，这是柏拉图《理想国》、《美涅克瑟诺》等篇章之中表述的基本理念。可是，在德里达看来，公／私之分在任何时刻都岌岌可危，无比脆弱，绝无权威可言，甚至不攻自破。理由简单而又明了：朋友可以转化为敌人，在公开场合下的敌人在私下却可能成为朋友。如果把内讧之中的民族异己分子永远看作朋友，而把战争之中的外族野蛮人永远看作敌人，那么，这又回到了支配着希腊古典友谊模式的同宗共源的逻辑——友谊之基础是同质性，是表露在语言之中、体现在行动之中以及万古长存的同胞之爱，血缘之情。但西方历史上深刻复杂的文化转型表明，这种同宗共源只能是历史的虚构。如何摆脱这种血亲谱系之内的平等必然性？如何将家族亲近制约下的兄弟关系解放出来，建构超越土地与血液的政治真理？
    探索通往普遍博爱之路，德里达追问了民主这个名字。在当今世界，民主几近成为人人心仪的政治。无论是对于左翼还是右翼，无论是对于自由主义还是社群主义，民主都是一种可以量化、可以通过投票决定的政治空间活动。但是，德里达在追问“民主之名”时，把它和友谊、正义关联起来，说它“正在到来”，说它像弥赛亚一样必定降临但迄今还没有降临，说它不可算计，不能以法律的名义决断，说它属于“没有共同体的共同体”，如此等等。如此，民主这个名称被保留，保留它的前提是它必须被质疑以及解构。“没有民主，就没有解构；没有解构，就没有民主”。这就把关于民主的承诺延宕到了未来，政治化的生命和生命化的政治被推向了当代理论争论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