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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渎神抑或职业病？
文：刘华杰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5年8月

    ２０００年，日本考古学家藤村新一交代，在他的考古生涯中共伪造了４２处考古遗迹，他的手法是“自己埋自己挖”。２００５年初《明镜周刊》和《卫报》披露，世界考古学界的泰斗、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人类学家雷诺·普罗茨（Ｒｅｉｎｅｒ Ｐｒｏｔｓｃｈ ｖｏｎ Ｚｉｅｔｅｎ）教授竟是一个捏造了多起惊人考古发现的超级骗子，事后一位考古学家无奈地说：“由于普罗茨以前捏造的科学发现，发生在４万年前到１万年前的人类发展史必须彻底重写。” ２０００年德国一个调查委员会发现，赫尔曼（Ｆｒｉｅｄｈｅｌｍ Ｈｅｒｍａｎｎ）在９４篇论文中可能存在篡改或伪造数据的行为。２００２年贝尔实验室公布，舍恩（Ｊａｎ Ｈｅｎｄｒｉｋ Ｓｃｈｏｎ）至少在１６篇论文中造假，随后舍恩被解雇；同年，维克托·尼诺夫�煟郑椋悖簦铮� Ｎｉｎｏｖ�犚灿捎谏嫦幽笤旆⑾殖�重元素的实验数据而被劳伦斯实验室解雇。我们国家也不例外，学术不轨（学术不端）行为也有相当发展和适当披露。１９９３年，曾经由于成功地通过同行评议而获取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讲师李富斌，被指在项目申请书列举的２５篇“本人在国外杂志上发表的科研成果”中，至少有２３篇是虚构的，其中２１篇或者查无此文或者无此作者，有２篇系逐字逐句抄自国外科学家的文章。
    最近清华大学出版社推出杨舰先生等翻译的《科学家的不端行为：捏造·篡改·剽窃》专门讨论了类似的科学家的行为。首先，“清华人文丛书”中收录这样一部特别的著作，非常值得称赞，中国的教师与研究生应当多读点这样的图书。为此，作为读者，我们应当特别感谢杨舰博士和清华大学出版社。
    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学界、媒体、公众面对愈演愈烈的学术造假等不正当行为，先是惊讶，转而气愤，然后是不知所措，拿不出理性的对策。此书的出版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当有助于关心科学、关心学术的各界朋友“知己知彼”，沉着应对。我想，这是此书面世最主要的价值所在。此书讨论的问题属于地道的科学文化，出版此书是一种新型的科学传播工作，将向世人坦率地讲述并评价科学界发生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坦率地说，中国学术自治与他治机制均不够成熟，没有直面类似事件的经验和规范条例。可喜的是，这些年中也有一些相关文献逐渐被翻译成中文，如《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Ｂｅｔｒａｙ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Ｆｒａｕｄ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ｌｌ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熆蒲С霭嫔缬谏鲜兰停福澳甏�曾翻译出版，但当时多数人并未充分认识到该书的性质和价值，包括其译者在内。２００４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重出此书，恰逢其时），再如《怎样当一名科学家》（Ｏｎ Ｂｅｉｎｇ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熡锌蒲С霭嫔绾捅本├砉ご笱С霭嫔缌礁鲋幸氡尽Ｊ槊�也可意译为《科研从业者指南》）。《科学时报》也发表过刘宝存有价值的文章《美国大学如何确认学术欺骗行为》（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２日）。
    相比而言，这部来自日本学者的著作对中国人更具有参考价值，因为如科研道德研究专家曹南燕老师在本书中译本序言中指出的，“日本存在的许多问题和我们中国的十分相似”，因而此书对于“认识我国科学研究中的不端行为有启发意义”。也就是说，此书提供了通过一个日本人之眼看各国学术不端行为的一个视角，对我们颇有参照意义。
    《科学家的不端行为：捏造、篡改、剽窃》共计１２章，前面还有一“序论”。讨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作者访问美国科学诚信办公室、美国科学界如何受理与处理不端行为、日本的不端行为事例、欧洲若干国家的情况、审查制度、署名权与成果发表的伦理学、学术论文的撤回、日本的对策等等。此书可谓以不算大的篇幅（中译本不足２００页），比较详细而客观地介绍了当今世界科学领域发生的一些典型不端事件，重点分析不同国家对这类现象的态度和对策。作者明显流露出，日本国的做法有待跟上美欧等发达国家，采取更透明、公开、坦率的办法应对事实上普遍存在的科学不端行为。
    说到“普遍存在”，需要稍稍界定一下。究竟占多大的比例算“普遍”？似乎没有权威的规定，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如今没有感受到不端行为的科学家几乎不存在。以某种方式正式披露出来的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有人提出１∶１００∶１０００的数量估计，即当今世界有一起不端行为被揭露的同时，会有１００起类似行为逍遥法外，同时还会有１０００起程度稍轻的不端行为得逞。但无论如何，相当长时间内人们以为，理想中的科学似乎不应当出现这类丑闻，即使出现了也认为是极个别的。“科学的权威人士竭力想把舞弊说成只是科学面容上正在消除的一个污点。但是，只有承认舞弊是一种职业通病，科学的真正本质和它的仆人们才能完全被人们所了解。”（《背叛真理的人们》，第１９１页）这就涉及到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观，即人们如何看待科学。
    一种相当流行的认识是：科学家曾经都是真正的绅士，道德高尚，一心追求真理，科学本身从来是没问题的，诸如此类。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社会建构，仔细看看科学史，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这种现象从未真正出现过。历史上有绅士科学家，有道德高尚的科学家，但是甚至没有统计数据表明这样的人士多于其他领域中同类人的比例。伽利略、牛顿、道尔顿、孟德尔、密立根、萨默林、李森科等等，都算不上那类理想的“干净的”神圣的科学家。道尔顿报道了不能重复、也许根本没有做过的实验；孟德尔发表的统计结果过于漂亮而失去了真实性；而密立根隐瞒了不够理想的实验结果�煟保埃岸啻喂鄄饨峁�中精心挑选５０多次对自己有利的数据加以发表，以证明只存在整数电荷的观点�牐蝗�默林则伪造了在老鼠身上进行皮肤移植的实验结果。丑闻出现再多，在传统观点看来，也不会动摇他们对科学纯贞性、绝对正确性的信念，因为他们的判断准则是：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据田松博士）。
    热心人士对“突然出现的”现象“不知所措”，就与过时的科学观有关，现在确实需要改变对科学的看法。我们应当以更理性、更客观的态度心平气和地看待科学，包括其中好的方面也包括其中坏的方面。其实“好科学”（ｇｏｏ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与坏科学通常混在一起，甚至是平滑过渡的，形成一种连续谱。一个人既可能做好科学也可能同时做坏科学。
    科研管理部门不知所措的后果是可怕的：�煟保牪桓艺�视实际存在的科学越轨行为，或者缩小或者夸大这类行为的数量和后果。（２）出于某种利益的考虑，坚持陈旧的科学观，迟迟不能建立科学诚信受理、调查、处置的权威机构，常规性地处理这类事情，以致长期以来仅仅把这类事件视为特例进行个案特殊处理。（３）有时反应过度，相当于医学中的“过敏”。有关部门因为不能深刻理解大科学时代科学的本性，而低估了不端行为的普遍性，对披露出来的事件大惊小怪，完全忽视这类事件的复杂性。有时在受理、调查这类事件的过程中缺少必要的规范性，没有采取“正当程序保护”（ｄｕ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著名的巴尔的摩事件，充分展示了调查不端行为指控的复杂性，稍有不慎，出于良好动机的打假行为就有可能变成对科学事业本身的重大伤害，因为以执法名义出现的打假中的某种微小的不当行为可能比原来被指控的不当行为危害更大。扩大化、不规范的学术打假行为（特别是“粪青”对神圣科学歇斯底里式的捍卫），可能干涉科学家的研究自由，破坏公民的正当隐私权和名誉权。
    似乎可以考虑，把《科学家的不端行为：捏造·篡改·剽窃》作为高校研究生的一门科研究伦理必修课的参考教材，让更多的学生熟悉大科学的研究规则。在此我也愿意推荐另两部有趣的著作，希望有人翻译出版它们：（１）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Ｋｏｈｎ的《假先知：科学与医学中的欺骗与错误》（Ｆａｌｓｅ Ｐｒｏｐｈｅｔｓ�� Ｆｒａｕｄ ａｎｄ Ｅｒｒｏｒ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煟玻牐桑颍觯椋睿� Ｍ． Ｋｌｏｔｚ的 《钻石商与羽毛贩：来自科学的故事》（Ｄｉａｍｏｎｄ Ｄｅａｌ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ｅａｔｈｅｒ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Ｔａ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一个小问题：中译本第８４、１１５、１７４页分别出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学报》”和“《新英格兰医药杂志》”三个接近的杂志名，我手边没有原文，不清楚三者是否是一回事。

  文：高桦楠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8月

　　一台巨大的显微镜；在载物台上的不是普通的生物切片，而是一群进行研究工作的科学家。这是2000年11月贝塞斯达大会宣传画的内容。那次大会的主题是“探讨研究的诚信”。这幅宣传画作为插图，出现在《科学家的不端行为——捏造·篡改·剽窃》一书中。

　　“进入20世纪后半期，人们司空见惯了政界和娱乐界所发生的欺瞒和弄虚作假，但是社会认为科学与它们是不同的”；但“目前看来，这种社会对科学的信任也已经崩溃，人们开始怀疑追求真理的科学，对其原来所拥有的高度信赖性产生了怀疑”。（《科学家的不端行为》“本书序”第11-12页）确实，在世界范围内，科学界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科学家的不端行为在过去被归结为个人道德问题，现在日益增多的事例表明，那绝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与科学体制、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的。日本的山崎茂明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用多年时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和研究，最终完成了这本书。他带着我们从访问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开始，一步步揭开了科学研究不端行为的内幕。

　　人们对科学研究不端行为的称呼很多，诸如“学术造假”、“学术腐败”、“学术浮躁”等。其狭义定义主要指“捏造、篡改、剽窃”（FFP：Fabrication，Falsification，Pla鄄giarism）三者。广义定义还包括其他不符合科学规范的行为，例如作者署名权的错误使用、一稿多投等。书中科学研究不端行为主要是在道德范围内的，而不是法律范围内的。作者在书中描述了大量科研不端行为的案例，讲述了这些事件发生的经过，以及人们发现、揭发、调查和处理这些事件的过程，充分揭示了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问题的难度。

　　美国作为最早关注科学研究不端行为的国家，其科研管理机构和政府对此反应非常积极。1989年3月，美国公共健康服务部设立了“科学诚信审查办公室”，国家健康研究院设立了“科学诚信办公室”。1992年这两个机构合并改组为现在的研究诚信办公室（ORI），负责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不端行为的调查、监督和预防。研究诚信办公室在工作中逐渐清楚地认识到，想要阻止不端行为的发生，根本不在于调查、监督，而在于预防。因此它的工作重心是与各大学、学会和研究所合作，展开以研究诚信和研究伦理为主体的教育活动。此外，作者还考察了北欧四国、英国、德国等国应对不端行为的策略。

　　当然，作者着墨最多的还是日本。作者列举了日本科学界一些不端行为的事例，并指出日本在对待和处理相关问题时的不足——公众了解相关信息的渠道不畅通，有太多的日本科学家和科研机构绞尽脑汁地掩盖不端行为等。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一些建议：学术研究机关应担负起预防不端行为的职责；期刊如发现科学家不端行为，应及时通报，并刊登撤回稿件的公告；建立专门的数据库支持研究伦理工作；不端行为的调查结果除了需要为举报人保密外，原则上全部公开。

　　作者还特别指出，由于科学事业的全球化，国际间科研合作得到了加强，这使得一些科研人员的作弊行为更难发现。另外民族主义倾向明显凌驾于科学之上，理应世界通行的伦理规范却没有渗透到所有国家的科学研究中，例如日本、中国，都尚未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解决科学界的不端行为。日本国内发生的不端行为，尽管迫于当时的形势会有一定的审查，但一旦事件平息，调查就会中断，甚至不了了之。中国“汉芯”造假事件被揭露后，上海交通大学宣称陈进欺骗了评委和领导，然而这一研究的立项、鉴定过程牵涉众多，岂是陈进一人能够“搞定”的？因此，有关方面处理这一事件的做法同日本迫于形势的调查一样，恐怕只是为了堵住泱泱众生之口，而缺乏彻底追查问题的决心。

　　科技相对较发达的日本在处理科学研究不端行为时，方式和方法却如此“不发达”。在作者看来，这是与日本特定的科学文化相关的。日本人视科学为“推动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工具”（第140页），“人们要求科学和科学家为推进现代化作出贡献”（第140页），因此，日本政府对科学事业的介入很深。当科学界发生丑事之后，政府自然觉得家丑不可外扬，尽力避免给自己脸上抹黑。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作者对他国科学家的不端行为都是指名道姓，有的甚至还会配上一幅图片，以表警示，但对本国科学家却网开一面，只用A、B、C来表示。作者对日本科学家不端行为的关注和研究值得称道，可这种隐去本国科学家真实姓名的做法却显得不那么光明磊落。也许，这就是日本的文化吧！

　　科学界不端行为就像是白布上的污点，不会自动消失，只有使用“净白洗衣粉”才能达到洁净如新的效果。科学界需要“净白洗衣粉”，但首先我们得承认科学这张白布不是一尘不染的。

文：陈公正
出处：科技中国 2006年第3期

　　岁末年初的世界科学舞台上，充斥着刺耳的不和谐音，先是韩国科学家黄禹锡因为非法收集卵子、捏造干细胞实验结果而卷入丑闻，被夺去“韩国第一科学家”的称号，前功尽弃。接着挪威的一名口腔癌专家、日本东大的一名生化学家也卷入了类似的捏造丑闻，虽然影响不及前者，但此类事件，一时甚嚣尘上，其对大众心理和科学家形象的整体影响不容低估。国内某大报在不失时机地报道四川一项有争议的研究时，则干脆使用了“中国版黄禹锡”的称谓。不知不觉间，“黄禹锡”俨然已经成为代表科学家不端行为的一个符号。在诸事件之后的一片“反思”、“痛斥”“疾呼”风暴中，重新翻开山崎教授这本论述科学家不端行为的著作，恰逢其时——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思考维度，使得我们得以透过被丑闻、捏造、篡改、剽窃、滥用署名权、实验室等级制度等重重迷雾包裹的科学家阴暗面，一探科学家不端行为内在的逻辑和解决步骤。

　　这本书的书名直白而醒目，是一个“负面”的书名，翻开正文，却不难发现此书内容展开的缓慢——作者第一章没有对所谓不端行为下定义，亦没有直接从自己挖掘出的案例切入，而是绕开去说明写作本书的缘由，写美国的“研究诚信办公室”之行，这是一个监督科学家不端行为的成熟机构，可以说，作者选择从“正面”下笔，是有着学术上的考量，学者不同于记者，对于科学丑闻这样的事件，亦应该当作“伦理问题来研究，而不仅仅被人们当作丑闻来炒作”。诚然，对于写作本身而言，这不是很“讨巧”的写法，平铺直叙丧失了部分可读性和冲击力，却换来了难能可贵的理性和建设性，没有高调批判，也非刨根问底，而是要搞清事件何以发生？如何将处置程序标准化？

　　山崎教授1998年考察美国的“研究诚信办公室”，是为了借鉴美国的事件处理经验，可是他却在翻阅档案时偶然发现了本国的三位科学家在美研究期间受到举报的情况，彼时“那种惊讶的感觉是难以忘怀的”。在对案例的介绍中，作者“厚道”地称他们A博士、B博士、C博士，其中前二人涉嫌捏造数据，后者涉嫌篡改原始数据，在对事件前因后果的详细介绍中，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作者在每一个案例最后，都要展开笔墨分析一下各人对于自身事件的道歉信，作者以为，所谓科学家的不端行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从既有的案例中汲取教训，“教育与启蒙比调查更为重要”，而完善的调查报告，应以举报始，以当事人的真诚歉意终。这里有个文化差异的问题：在美国，人们基于“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错误和不端行为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这样一种共识，从正面去看待现实，在制度设计上，防弊的目标要高于形式的完美或施政的便利。而社会对于不端行为的发生也已经累积了相当多的处理办法。

　　说美国的“研究诚信办公室”是一个调查监督机构，可能并不确切，在实际的“标准对应步骤”中，接到举报后的第一步是“照会调查”，该办公室要求发生不端行为的研究机关自行组织调查；第二步称为“正式调查”，由该办公室直接进行全面调查，正式调查中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该办公室虽然审查所有的报告，但是对不端行为的调查由研究机关自己来进行，责任的明确划分是出发点，最后则以当事人的书面道歉信作为整个调查报告的结尾。可见这个办公室更像是一个信息和中介机构，其对科学研究的监督作用，不是倚赖自身专家的科学权威或是行政权力，而是靠激发研究机关自身的“免疫”作用——“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其文化基础、靠信息公开的力量——《信息自由法》给予其法律基础。这个办公室公开发行《研究诚信办公室通讯》及其网络版，并且在科学家中组织诚信教育活动和调查，借以扩大自身影响。在美国，对于不端行为的调查报告属于“公共信息”，任何人都可以免费得到。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科学家不端行为往往被视作“家丑”，相关负责机构巴不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得了人的“面子”，戕害了科学的“里子”。美国联邦政府对“科学家不端行为”的定义是：捏造、篡改、剽窃。缩写为FFP（Fabrication、Falsification、Plagiarism）。之所以持一种谨慎的定义，是担心影响那些使用新型方法或非正统方法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不过这个定义在实际应用中，面临着内容不足的窘境，比如实验室中的性骚扰现象、论文写作中的署名权滥用、以及论文一稿多投等。当然，所谓这些“不端行为”也不是科学家的专利，新闻界中不乏捏造假新闻的例子，文学界中剽窃行为、一稿多投更是代不乏人。至于性骚扰问题，则早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与其他的领域不同的是，它们在实验室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中发生，便会引起超乎寻常的关注。一般而言，大众对于科学家有着很高的期望值，科学界对于自身的操守也有着相当的自信，一旦出现害群之马，大众在媒体的煽动下，负面印象急剧膨胀，极易在瞬间滑入道德批评的黑白世界。美国作家奥尔德在《万物之尺》一书中披露，当年法国科学家梅尚和德朗布尔负责确定“米制”的子午弧测量，在事后进行的整理工作中，德朗布尔发现梅尚的一部分测量数据竟然是捏造的！尽管如此，他们对“米”的测量结果还是沿用至今。不可否认，这里面有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同样的事情，要是发生在关系到人们的健康，并且由大量的公共资金来支撑的生命科学研究领域，人们不能不去追问它的可信性。这从书中的案例研究可以体会到，全书详细讨论的12起不端行为，如费希尔乳腺癌丑闻、皮尔斯事件和今西——凯利事件等，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占了绝大多数。

　　由于对不端行为持一种开放式的定义，所以书中特辟一章，单独讨论“署名权”。署名权的滥用是当前科研论文的通病，而人们往往对此忽视，毕竟现在的大型研究项目往往需要若干领域专家联合攻关，临床医学的研究论文中出现统计学家的名字已经司空见惯。可在作者看来，“许多基于捏造、篡改和剽窃行为基础上的不端行为，常常与署名权的误用联系在一起。”1993年的《新英格兰医学学报》上，刊载了一篇临床实验报告，署名作者竟然有972人，平均下来，每人只写了两句话；1981年到1990年的十年间，俄罗斯化学家斯特拉可夫成为948篇论文的作者，相当于不到4天发表一篇论文；上面说到的那个“中国版黄禹锡”，在他的论文中，署名作者有18位，其中竟然有“连基本的生物学知识都不懂”的人！

　　不知是作者文风还是译出众手的缘故，此书读来并非文采风流，读来甚至有“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之意。然而与国内的学术打假明星不同，浓厚的问题意识是日本学者令人钦佩之处。在此书的结论部分，作者对“研究诚信办公室”推崇备至，也从大学、学会、期刊、数据库、网络信息公开等各方面提出了正面的、中肯的建议。反观我国，人们面对科研领域的不端行为，尚处于一种粗糙而直接的道德批评层面。事件一出，《×××黑幕》《×××真相》《×××，你为何还不忏悔》等怒斥不绝于耳，个别人以此为基础构建自己的道德优越感和学术警察角色。正如科学不端行为的发生不单单是科学家的单纯道德问题，其解决之道，也必然是多元的。在“发表抑或死亡（publish or perish）”的业绩至上主义笼罩下，大多数科学家早已从社会精英阶层逐步转化为一种批量手工生产科研论文的职业，现实是，科研资源为国家所掌握，考核个人的具体科研质量难度很大，而“专著”数量是硬指标， SCI是硬指标，一目了然。某些研究者自己也清楚，自己生产的许多论文，可能谁也不会去理会，最终仅仅化约为表示研究成绩的一个数字而已。那些急于取得科研自主地位的科学家身上，出现“四姨太效应”（田松语）虽不可饶恕，却也很难避免，这不是涌现一批学术道德警察就能解决的整体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