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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秋云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8月

一谈起“封建”，对我们这些出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内地人来说，脑袋瓜里蹦出的印象绝对是：落后、愚昧、腐朽、顽固的代名词，是旧社会遗留下来而当今主流社会一直想打倒、清除的东西！在我们中小学阶段所受的教育中，凡与“封建”有关的，都是贬义的，避之唯恐不及，偶尔碰上了须踏上一万只脚使其翻不了身。时至今日，“封建迷信”、“封建脑袋”、“封建余孽”、“封建遗毒”、“封建把头”、“封建文人”、“封建官僚”、“封建衙门”、“封建糟粕”、“封建礼教”、“封建婚姻”等等，也还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指称或讥讽落后、愚昧、不知变通、跟不上时代变化的人或事的常用词汇。上世纪７０年代末，笔者虽有幸考上大学，且是在历史系读书，但对“封建”的含义仍是不甚了了。有时感觉它指的是远古的政治制度，如西周的分封制等；有时感觉其指的是近现代的政治现象，如“封建余毒”、“封建社会的遗老遗少”等；有时又感觉其指的是社会发展序列中必经的一个大的特定阶段，如“封建社会”，那可是一个在社会进化和发展序列上比“人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还要“黑暗”的社会发展阶段呀！至于这三者之间有无联系或有多大的联系，则是混沌一片。不要说一般人不得其详，就是史学工作者也不一定能道得清楚。近来阅读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的《“封建”考论》，惊喜地发现冯先生以“庖丁解牛”的大手笔，不仅把“封建”的古今意涵给了我们一个清晰而完整的交待，而且还描述了时代变迁和国家命运的颠簸给“封建”术语烙上的印记，使人产生了无法释怀的联想和思索。

要解析繁复如“封建”这样意涵覆盖极广、牵涉领域众多的重要概念，除了学者需具备非凡的勇气和广博的知识外，更重要的是须有科学的方法。冯先生在《“封建”考论》中虽没有明确的标示，但依笔者的理解来看，他是从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两个维度来解析“封建”这个名词在中国所具有的极其复杂的意涵及其变迁的。

从学术思想的维度，冯先生追溯和考证了“封建”一词中文的本义，并将其与日本明治维新前的社会制度和封建观以及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制度及其术语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进行了详细的比较，认为我国古籍中的“封建”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意涵：狭义的“封建”特指殷周政制，尤其是指西周的“封国土，建诸侯”之制；广义的“封建”，是指殷周以至明清列朝的种种分封与虚封之别，有“封而且建、封而不建、建而不封”诸形态。他认为汉字古典词“封建”在用法上固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但“列爵建藩”的基本含义却是一以贯之的。笔者以为这是确论，与先贤的多数论点并无二致。接着，冯先生又考察了清末民初一些先进国人如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如何借鉴日本的“封建”新名来诠释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特定阶段。他认为这些先进人物的封建观，遵循了概念演化的合理路线——坚持古今义的既因且革，中西义的兼容并包，其外延不仅指殷周政制，也涵盖欧洲中世纪、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同类政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形态的共名。他认为这种封建观较好地实现了概念演化时的继承性与变异性的统一，又初步达成中国传统史学概念与西方史学概念的通约与整合。因此，他将清末民初“封建”概念的演化视为其作为近代史学术语在中国使用的第一阶段。在冯先生的眼中，这无疑是“封建”名实相符、意涵正确的阶段。

从意识形态的维度，冯先生为我们构稽了一幅“封建”概念意涵变迁的图景，即他所称的“封建”演化为近代学术语后在中国使用的第二至第五阶段的概况。他认为：“封建”一词的含义从一古史概念，演变为“前近代”的同义语，成为与近代文明相对立的陈腐、落后、反动的制度及思想的代名词，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人陈独秀开始的。他考证了“五四”时期陈氏从日本移植“封建＝前近代＝落后、反动”的公式，视“反封建”是进入“文明时代”（即近代社会）的必由之路的观点。但冯先生认为陈氏的观点只是激进主义革命狂飙的开始，真正对近现代国人封建观发生大作用的，是来自苏俄和共产国际的理论与语汇，而其核心观念则由列宁在１９１２年７月刊发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对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的评论。他认为此后斯大林的封建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五种社会形态说关于封建社会的诠释，均脱胎于列宁的观点；大革命前后（１９２２～１９２８）中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表述频现于瞿秋白等中共理论家的著述和中共政治文件之中，毛泽东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有关“古代的封建社会”的名论，也都能见到列宁影响的印记。冯先生创发了“泛封建化”这个概念来指称陈独秀及后来诸多革命政治家、思想家和马列主义史学家的封建观。他认为此后国内社会生活中所用“封建”的“经典定义”，许多已与原意大相径庭。他用了大量篇幅考稽史实，既有细部图景特写，又有宏观总揽，使人阅后不得不深为叹服。

与当代流行的解构主义者不同，作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历史学家，冯先生并不以学术思想之“封建”解构意识形态之“封建”为旨趣。他的目的是建构。他在书中对我国自秦至清两千多年的社会特征进行了宏观的概括和深刻的提炼，认为这是由宗法制、地主制和专制帝制综合而成的社会制度。他创造性地将其命名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重大命题，其研究意义不仅越出了史学本身，涉及到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而且还关涉到我国理论界和思想界的历史建构问题。由此可见，冯先生的《“封建”考论》并不是一时意气之下的兴来之笔，而是经历了久长深思之后的呕心之作。当然，冯先生对自秦至清社会发展阶段的概括和命名是否得当，学术界当可仁智互见，但《“封建”考论》所体现出的气度和精神却足以令人感佩万千了。

笔者不是历史学家，没有能力评估《“封建”考论》面世后在史学界会产生何种反响。笔者感兴趣的是：正如冯先生在该书的“题记”中如言，将“封建”概念泛化的前辈学者大多饱读诗书，自然明白“封建”古义，同时这些学者也熟识西文西史，对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封土封臣、采邑庄园的含义也了然于胸，那么，为什么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大革命以后（１９２２～１９２８）他们都愿意服膺泛化的“封建”概念而不顾其原本的学术旨趣？为什么泛化了的“封建”概念被以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领袖、政治思想家和激进的学者用作整合民众思想和意志的意识形态，在铲除旧社会、建设新中国方面竟然具有那么大的动员力和号召力？“封建”概念的泛化同儒家“意识形态”在近代的崩溃和西方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实践有没有关系？这些，冯先生的《“封建”考论》中尚未来得及仔细展开，或许这些论题亦已超出了历史学家的工作范围了！笔者希望《“封建”论考》的面世，不仅仅只是史学重要概念的返本归元，而是期待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们都能参与到讨论中来，以解开这个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非常重要的思想谜团。

    “封建”本义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都在此义上使用“封建”一名，并展开“封建论”。中国秦汉至明清社会主流离封建渐远，而近代欧洲目击者和学者发现，日本的幕藩制与西欧中世纪制度feudalism（封土、采邑制）“酷似”日本明治间遂以“封建”对译feudalism。清末民初中国采用这一在汉外对译形成的新名。
    本书在确认“封建”本义与西义的基础上梳理“封建”概念的演化轨迹，从概念的历时性演绎及中外对接过程中揭示“封建”泛化的社会文化因缘，并提出一种改良设想的现代泛化封建观。这对于正确认识和构筑中国历史的基本框架具有重要意义。而作者对学术术语创制和概念清理方面的研究亦多有创意。

文：洪九来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月

　　中国人对“封建”二字的理解概已根深蒂固了，在上专指近代以前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形态、政治制度，在下泛指各种落后、保守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这从以“封建”二字构成的大量语汇中就可以见得。因此，当有一学者现今著书严肃地指出：人们惯用的“封建（社会、制度、阶级等等）”之意其实“名实错置，形义脱节”，既与中国古汉语中的“封(土)建(国)”本义不合，也与西欧的Feudalism之义相悖；既与秦汉之后“大一统”的中国社会实态颇有出入，也与“五种社会形态”中的经典表述未尽相同时，这对我的震撼之巨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2006年冯天瑜先生新著《“封建”考论》一书给予我的深刻的第一印象。

　　国学大师陈寅恪曾有这样的名论：“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封建”考论》围绕一个学术界常用的术语，综合运用语言语义学、考据学、翻译学、比较历史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体系，纵贯三千年，横跨中日欧，考究源头，辨明流变，使“封建”二字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被泛化的接受过程一目了然，令人信服，堪称一部有关“封建”的文化史。其学术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厘清了一个学术概念流变的原委，重要的是它为中国学术界在21世纪去欧洲中心主义，重建本土化的话语立场起到了示范的作用。

　　20世纪中国史学界对许多重大论题一直纷争不断，时至今日也未能有个令人信服的了结。如中国古代社会到底如何分期？中国“封建社会”的深层结构为什么超稳定？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为何严重滞后、艰难？为什么中日两个看似类同的东方古国在近代以来的命运迥然有异？五四时期的“反封建”旗号到底意欲何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是近现代民族主义（者）的一厢情愿，还是中国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大势所趋？……冯天瑜先生揭示了，上述问题之所以莫衷一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概念前提含混不清，所谓“名不正，言不顺”。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学术界被迫与西方强势的话语霸权全面对接，同时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没有理顺影响也颇巨。处于新时期的中国学人应当也有可能尽快摆脱西式话语的束缚，回到中国本土的事实上来重新审视上述诸问题。

　　兹举一例。中日两国由前近代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大异其趣，明治维新运动使日本一次性地脱离了中世纪的故道，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各类变革、革命活动虽持续不断，但转型过程始终步履维艰、曲折多变。究其原因，一般所谓的改革不彻底、统治阶层太顽固、老大帝国的劣根性太重、改革的社会动员不够等等举证都未必触及问了题的实质。通过阅读冯著我们可以得知，中日两国前近代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不同，恐怕是导致两国现代化道路有别、难易程度不同的关键原因。公元7世纪始，日本虽然仿造唐制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国家体制，但由于日本社会有着顽强的氏族制传统，类似中国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根本无从建立，尤其自11世纪幕府时代开始，逐渐形成了中央幕府将军与地方武士贵族联合治理国家的幕藩制，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封建制度，与9—11世纪西欧的Feudalism“酷似”，因此，日本明治维新运动走西化的模式就毫无紧张与唐突的感觉，符合其社会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反观中国前近代的社会实态，它从秦汉起就已走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封建时代，进入一种独特的“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冯先生书中尝试的新命名），这是一种早熟、独有的社会景观，因而中国在近代与相邻的日本并不处于同一个社会转型的起点上，也不可能沿着西方的那一套进化模式行进。基于此，我们必须突破西方的参照与评估体系，方能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复杂的演变历程有相对客观的把握。

　　通过对一个小概念的详细考证工作，也能破解众多的学术谜团，并启示阅读者更深的思索，这是《“封建”考论》的成功之处，对此笔者不再烦言。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冯天瑜先生作为国内研治文化史的名家早已著作等身，学界公认，但他不为名声所累，集20多年的学术积累，选择这样一个或许应由史学博士生来完成的选题来研究，其学风令吾等后辈汗颜，尤其对那些惯于玩弄洋名词、新概念的学术新“秀”们，更有警戒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