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本书源于作者理查德·罗蒂1997年所作的“麦西美国文明史系列讲座”。书中的罗蒂旨在激励美国左派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国内事务，重新点燃他们心中的热情，从而恢复美国文化生活的平衡。

  文：西闪
出处：故乡 2006年7月

    “不存在真理。”在一本书的开篇，理查德·罗蒂很干脆地宣布。作为新实用主义的开创者，当代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和“今日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正是以“不存在真理”的哲学态度赢得了广泛的关注。正因如此，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哲学家会出版一本谈论弘扬爱国主义，讴歌民族自豪感的小册子。在罗蒂的概念中，真理、正义不是一些落伍陈腐的词汇吗？而它们不是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的源泉吗？难道，这个善变的罗蒂又换了面孔？
    可是这样一本书已经摆在了书架上，书名是《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
    说罗蒂善变，并非没有根据。如今已经75岁的罗蒂当年是一位神童般的人物。就像他在《筑就我们的国家》中提到的那样，还是婴儿的时候，他就被一些著名的纽约知识分子在膝盖上举上举下，7岁的时候就在万圣节晚会上给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递小三明治。15岁，他已考入芝加哥大学，接着又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最初几年，罗蒂是新古典主义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信徒，但是很快他承认施特劳斯“不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家”，转而投向严格的分析哲学训练。但基本上这一时期的罗蒂研究的还是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一路下来的哲学。这种哲学被称作“第一哲学”，是一种探寻事物必然性的哲学，或者所谓真理体系。后来罗蒂渐渐对此产生了怀疑，直接反映就是他的巨著《哲学和自然之镜》。在这本书中，他以分析哲学方法，对第一哲学展开了全面而有效的攻击。之后，罗蒂继而提出了新实用主义的新哲学。他的基本观点是，追求真理与追求人类较大幸福之间并无不同，因此哲学的目的不是解决那些似乎亘古不变的问题，而是对人类具有治疗性的，将那些曾经困扰前人的问题予以消解。
    与研究必然性为目的的第一哲学不同，罗蒂的新学说的基础是“偶然”。以偶然性为基础的哲学思想并非始于罗蒂，坚信世界有一套始终处于支配地位的永恒真理的人与反对这种观念的人之间的斗争由来已久。可是尽管以赛亚·伯林后来成功地从思想史中发掘出反对者的些许思想火种，但不得不承认，随着自然科学的飞速进步，那些反对者的观念大多数被时光掩埋，并不再具备多大的力量。而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哲学之所以对于大多数哲学家来说既诡谲又危险，是因为罗蒂既对传统哲学了如指掌，又经过了比较先进的分析哲学方法训练，面对来自各方的诘难，他能做到应付自如。
    罗蒂说，按照一般常识人们知道，空间和时间中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人类心灵状态之外的原因所造成的结果，因此世界不是人类创造的，它自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人类的语言是人类所创造的，真理也是一种人类语言，是无法独立于人类心灵而存在的。虽然“世界存在那里”，但是如果不借助人类的描述，世界也就根本不存在真或假的问题。因此，“真理是被制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到的。”
    在罗蒂的哲学中，偶然性的地位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在他看来，人类的语言跟兰花以及类人猿的变异一样，不过是许许多多纯粹偶然的结果，人们使用这一个词指代某个事物而不用另一个词，纯属偶然，其后果往往是不可思议和前所未有的。
    既然追求真理与追求人类较大幸福之间并无区别，既然要致力于消解问题、治疗人心，那么就注定了罗蒂的哲学就不是一种高塔中的冥思，而是一种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的意图。事实上，罗蒂的新实用主义为处境尴尬的哲学寻找到了一条新路，那就是放弃哲学以往自比王者或者“超级科学”的傲慢态度，宣称哲学不是什么真理体系，而是开启心智的知识、审美和道德实践。他这种以退为进的思路，重新肯定了哲学在这个“哲学终结”的时代里的价值。
    那么，假如永恒真理已从我们的话语体系中清除，人类应该团结在什么样的共识之下呢？或者说，替代真理的，人类要追求的所谓“较大的幸福”是什么？以前的真理哲学尽管面临死亡，但毕竟在人类进步中起过重大的作用。与之相对的，以追求幸福为依归的希望哲学如何在人类进步中起推动作用，这是罗蒂必须予以回答的。我想，这也是《筑就我们的国家》一书的根本成因。罗蒂的回答必须是新实用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延伸，也应该是新现实主义理论的有力支撑。
    在一本重要的论文集《偶然、反讽与团结》中，罗蒂从偶然性的基点出发，进一步阐释了自我的偶然性和自由主义社会的偶然性。他借用伯林的话说，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差异，在于前者了解到个人信念只具有相对的有效性，但却能够坚定不移地捍卫这些信念。罗蒂认为，这些信念中也包括自由。所谓自由就是“对偶然的承认”。可见，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本质上还是一种自由主义。
    在《筑就我们的国家》中，罗蒂一再强调弗洛伊德的主张：“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大自然所做诸多实验之一，而不是大自然的设计之极致实现。”而这种实验，既呼应穆勒所说的“在生活中实验”，也呼应杰弗逊和杜威形容美国的民主制度时所使用的“实验”一词。在书中，
    他极力推崇惠特曼和杜威的观点，把美国看作是“在有限的、人的、历史的努力中领会终极意义的一次机会”。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社会的众多偶然中，美国是最有可能在地面上建立起乌托邦的。在这个乌托邦中，一个高度公平文明的社会梦想“取代了关于上帝意志的知识，取代道德律令，取代历史法则，取代科学事实”，总之，以希望取代真理。因此，需要注意的是，《筑就我们的国家》中的国家是特指美国，书中的民族自豪感是特指美利坚民族的自豪感。
    偶然、自由、实验，在罗蒂看来都是未完成的、动态的过程。
    可是，本应承担起这个希望的美国左派却让罗蒂痛心疾首。他指出越战之后美国左派发生了分裂与蜕变，政治左派基本消失了。左派残余退缩到了学院，大搞“身份政治”、“他者研究”，蜕变成了文化左派，从而与社会实践脱离了接触，无法为民主制度、社会福利、教育改革等具体问题提出方案。他建议文化左派不应该沉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而无当的批判，而是和一切认同美国理想的人联合起来，参与制定具体的政治纲领，参与制定一个《人民宪章》，参与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方案，重新成为政治左派。因为他认为，右派从来不主张改革，从理论上讲，为争取社会正义而斗争的左派才是有希望的。为此，他借谈到这里，《筑就我们的国家》一书的写作目的就呼之欲出了。理查德·罗蒂之所以呼吁左派复兴与团结，是因为一个偶然性的世界更需要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性，而左派是应该担当这个责任的。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归根结底是对偶然的珍惜，对人类自由的珍惜。

文：张国清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7月

１９９８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理查德·罗蒂的小册子《筑就我们的国家：２０世纪美国左派思想》，又译《立国论：２０世纪美国左派思想》，它源于罗蒂１９９７年所作的“威廉·Ｅ·麦西美国文明史系列讲座”，是罗蒂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用７个月时间完成的讲稿，写作地点在斯坦福大学人文科学中心。罗蒂在那里作了三个讲座，即“美国的民族自豪感：惠特曼与杜威”、“改良左派的衰落”和“文化左派”。在出版时，罗蒂补充了写于１９９５年的另两篇文章作为本书附录，即“社会运动与政治活动”和“文学经典的启迪价值”。

《筑就我们的国家》讨论了“美国何以成为美国？”、“美国人根据什么产生民族自豪感？”、“美国精神究竟是什么，我们应当如何把美国精神发扬光大？”等问题。通过对一些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解读，罗蒂一改学术界把哲学问题和文学问题、哲学家和文学家分而论之的做法，试图在哲学和文学之间搭起桥梁，把哲学当作文学的一种辅助形式，使哲学和文学成为互相印证的两种文化样式，并且把政治问题如“民主的实质化”当作哲学和文学的核心话题。

“就国家而言，民族自豪感有如个人的自尊，它是国家自我完善的必要条件。然而，过分的民族自豪感可能激发好战者情绪或者导致帝国主义倾向，就像自尊太强会产生傲慢的态度。但是，如果一个人自尊不足，他就很难展现自己的道德精神。因此，缺乏足够的民族自豪感就难以形成有关国家大计的富有成效的辩论。如果一个国家想在政治筹划方面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么，每个公民都应该在感情上同自己的国家休戚与共——因国家的历史或现行的民族政策而产生的强烈耻辱感或炽热的自豪感”（《筑就我们的国家》，第１页）。当我们读到罗蒂在这个小册子中的开场白时，我们发现，罗蒂的语言既是哲学的，也是文学的，更是政治的。借助于这种跨越学科边界的叙事方式，罗蒂徜徉于美国人民引以为骄傲的诗人惠特曼和哲学家杜威之间，去探讨美国改良主义左派式微的原因，去评述美国文化左派的功过是非，去探讨二十世纪美国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之间的联系，去论证罗蒂一直坚持的一个重要主张：到了二十世纪，哲学和哲学家曾经占据的文化地位已经被文学和文学家所取代，哲学文化（科学文化）为文学文化所取代，我们应当为哲学文化的衰落感到欣慰，因为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当罗蒂借助于文学文本来解读二十世纪的政治学难题时，比如当罗蒂借助于文学文本评论罗尔斯的正义论时，往往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

在《筑就我们的国家》中，罗蒂对２０世纪的美国文学中的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倾向进行了批评。罗蒂把当代作家同早期写实主义作家之间的差别视为“民族自嘲和自憎”同“民族希望和理想”之间的对立，指出今天的年轻人应当为了伟大的美国理想而斗争。罗蒂批评了因对美国国耻深恶痛绝而遁入学院象牙塔的美国左派，认为他们缺乏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筑就我们的国家》中，罗蒂认为，惠特曼和杜威那样的著作家较好地把握住了美国精神。我们要了解美国，要把美国精神发扬光大，就是要讲述这些人的思想和历史。罗蒂抱怨美国“文化左派”不能为国民提供民族认同的理想形象，不与其他阶层和团体结为社会改良的同盟军，反而致力于教导美国人了解、尊重、承认“他者”。罗蒂不满于文化左派的狭隘主义和本土主义，但他又有鲜明的左倾思想。但他提倡的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左派思想。因此，他对当前美国“文化左派”和学院理论提出了尖锐批评。罗蒂在叙述时一直保持着一种激情，一种昂扬的积极的自信，他希望今天的年轻知识分子应当走出学院的象牙塔，积极地参与到国家事务之中，重现美国思想和美国精神曾经有过的辉煌。《筑就我们的国家》把民主的实质化作为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和哲学的共同主题，带有对整个二十世纪美国思想和美国精神作出盖棺定论式评判的意味。它尽管篇幅不长，但是影响巨大，已经在世界范围的哲学、文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引起了广泛讨论。

１９９８年《筑就我们的国家》英文版出版时，罗蒂先生曾经寄我一册，我也有过把它译成中文的打算，但因忙于他事而未能如愿。国内罗蒂爱好者也时有向我问起中文版的出版情况，我也获知国内有多家出版社愿意翻译出版它。２００４年８月８日，我在写给国内某出版社的推荐书中写道：“《筑就我们的国家》是一部打破学科界限，把政治学、文学批评、历史和哲学融合到一起来讨论的著作。尽管篇幅不长，只有不到１０万字，但有丰富思想内涵，是罗蒂晚期重要著作，一出版便被译成多种文字，很值得在中国翻译出版。”现在，译者黄宗英先生和出版者北京三联书店终于促成了这件美事。

文：乔纳森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9月　　
　　
　　去年，《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黄宗英译，三联书店2006年2月第一版)刚出版那会儿，我没来得及看这本书；今年6月，理查德·罗蒂去世时，我也没抽出空翻翻它。最近终于读完，发现了两个事实：首先是罗蒂的政治思想幼稚得骇人听闻，其次是三联书店的“技术处理”多得骇人听闻。不过，在此，上述两点都略过不提，只介绍一下该书的翻译情况。

　　应该说，错误不算多，但细节有欠考虑处。比如，正文第1页有这样一句：“每个公民都应该在感情上同自己的国家休戚与共——因国家的历史或现行的民族政策而产生的强烈耻辱感或炽热自豪感。”按现今汉语的语言习惯，“民族政策”一词专指调节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的相关政策，显然，罗蒂并无此意，原文中的national　policies是“国家政策”之义。National既是“国家的”，也是“民族的”，在翻译时须小心抉择才行。

　　下面以书中《改良左派的衰落》(第31页—第54页)一文为例，将明显的误译列举一下。

　　例一：“如果当年克伦斯基成功地把列宁介绍到苏黎世，马克思依然会被尊奉为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第32页)我们知道，1916年到1917年初，列宁在苏黎世过着流亡生涯，二月革命爆发后，他就离开瑞士回国闹革命去了。克伦斯基当时是俄国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后来又当上了总理，兼任俄军总司令。他是列宁的政敌，曾下令逮捕列宁，“把列宁介绍到苏黎世”又从何谈起呢？原文为：HadKerensky　managed　to　ship　Lenin　backto　Zurich，Marx　would　still　havebeen　honored　as　a　brilliant　political　economist……作者的意思是说，要是当年克伦斯基真能把列宁打发回苏黎世去(十月革命就不会爆发了，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就无法展开了)，那么马克思就会始终被尊奉为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而不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预言家了)。

　　例二：“这样，左派人士就不会浪费时间搞马克思主义研究了，也不会想当然地认为生产方式的国有化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惟一途径。”(第32页)这一句把两个关键的词都译错了。Marxist　Scholasti　cism　是“马克思主义教条”，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二者有褒贬之别。而meansofproduction　也不是“生产方式”，而是有着固定译法、同时为一般人所熟知的“生产资料”。“生产资料”这个词，经常被人译错，大家最好记清楚。事实上，我们说的“生产方式”，英文叫modes　of　production　。

　　例三：“这些人与加尔文·库利奇、欧文·巴比特……之流形成鲜明的对比。”(第34页)一般来说，我不大纠正译名错误，一来纠不胜纠，二来标准未定，莫衷一是。但这里出现的两个译名，的确不该简单地音译了事。因为前者是有名的美国总统柯立芝，后者是有名的人文主义者白璧德，他们的名字在汉语中早就固定下来了，就像杜鲁门和莎士比亚一样，一旦给译成“初曼”、“谁克斯皮儿”，那就谁都不知道是在说什么人了。

　　例四：“我们需要有人去告知选民事情的真相，让他们知道官方所说的无意义的暴力实际上是英勇的非暴力反抗。”(第42页)与“非暴力反抗”对应的原文是civil　disobedience　，这个词最早是梭罗使用的，现在国内翻译为“公民不服从”(比如有一本书就叫《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我认为是比较准确的。Civil一词既是“公民的”，也是“文雅的”，甘地在推广自己的“非暴力，不抵抗”理念时，曾对梭罗的civildisobedience　思想加以歪曲，取其“文雅”之义，必须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纠正的误解。目前《英汉大词典》里仍将civil　disobedience　释为“非暴力反抗”，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例五：“这种信念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信徒中产生了共鸣：只有被压迫者才有美德。”(第50页)前半句把意思搞错了。原文为：This　belief　echoes　the　Marxist　cult　of　the　proletariat，the　belief　that　there　is　virtue　only　among　the　oppressed。意思是说，这种想法与马克思主义者对无产阶级的过度崇拜如出一辙，即认为只有在被压迫者间才有道德可言。

　　例六：“吉特林的看法可能是对的：这两个事件是新左派的救命稻草。”(第53页)与“救命稻草”对应的原文是the　last　straws　。诚然，straw有“救命稻草”的意思，但last　straw　这一固定搭配却不是这个意思，恰恰相反，它非但不救人命，反而要人命，因为它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该句其实是说，这两起事件是压死新左派的最后两根稻草。

　　有兴趣的读者请一定找来原著跟中译本对照，我相信，你们的收获肯定不只是发现误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