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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石剑峰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9月
　　
　　偏爱"空间"和漠视"地点"

　　爷爷居住的60年前上海西式洋房，共六户人家，平均居住年龄近50年，如今只剩下与爷爷年龄相仿的老人留守。几年来，要对这片旧里动迁的消息不断，动迁费也涨到足以让每个家庭在市中心买套豪宅，但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留下。

　　无独有偶，在《城市的世界》中，作者安东尼·奥罗姆也举了一个类似的例子。帕特丽夏和儿时的邻居了解到故居即将被拆除时，出于对故居的留恋，千里迢迢去再看最后一眼曾经生活的地方。书中说道，"对我们这些没有在那里居住过的人来讲，那所房子只不过是一种有形的存在物罢了，对于他们却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

　　安东尼·奥罗姆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城市的世界》这本介于社会学教科书和学术专著的通俗读物，用不大的篇幅简要介绍了当代研究城市的不同途径，以及对城市运行方式的各种讨论，对百多年来关于城市理论进行了清晰的梳理。而书中最大的一个观点是，现代城市发展对"空间"的偏爱和"地点"的漠视。在作者看来，地点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概念，但它却是"定义我们人类生存状态"的重要概念，"地点是一个位置－－人类活动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发生地。没有地点，人类就不存在。"

　　按照安东尼·奥罗姆这样一种"地点"观，无论是爷爷们坚守的老宅还是帕特丽夏送别的故居，城市网中的一个结点或地点，让基于这些地点生活过的人们产生了一种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作者看来，这是因为人的生存与"地点"有着强烈的联系，基于地点的人际社会联系发展了一种共同认同和归属。这样一种归属感是我们这些搬进高楼大厦的人所无法体验的。

　　而刚刚去世的美国城市社会学家简·雅各布斯在她的不朽之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显然也赞同安东尼·奥罗姆的观点。简·雅各布斯称得上是过去半个世纪中对美国乃至世界城市规划发展影响最大的人士之一，出版于1961年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震撼了当时的美国规划界。其时是美国大规模城市规划建设的年代，比照我们当下在全国兴起的造城运动，不乏许多真知灼见。

　　在《城市街区的用途》一章中，雅各布斯说道，"城市人相互间有用的最大共同点莫过于共享一个地理位置。"她反驳了一种流行的看法，即诸如学校、公园、住房建筑是衡量良好生活的重要指标。她认为理想的街区就是一个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不是切割个人生活的地点，是一个自治机构，是社会非正式的自我管理。在雅各布斯那里，理想的居住社区环境不只是让人有家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它还应该是促进公共生活的地方，人本质上只有在社会交流关系网上才能得到认同。于是，我可以想象，让爷爷们这些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社会交往的老人搬进经过切割的城市单元后的生活。而显然，我们的城市建设，在追求高度、宽度和现代化同时，鲜能提供一个"诗意的安居"的场所。

　　海德格尔这句"诗意的安居"经常出现在许多房产开发商广告宣传册上，但海德格尔的"诗意"显然不是局限于环境的宽敞舒适，它更多包含着一种身份或存在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只能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实现。安东尼·奥罗姆在《城市的世界》中的建议是，通过建立新的社会和市民组织，从而形成具有强烈地域认同感的生活社区，可房产开放商不管这些事。
　　
　　城建的一元化与多元化

　　城市的活力不仅在于经济的繁荣和消费的旺盛，更是城市街道和社区丰富的多样性，后者也刺激了前者的发展。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雅各布斯界定了城市丰富多样性的四个必不可少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大多数的街段必须要短，也就是说，在街道上能够很容易拐弯"。

　　前几天的第一次北京之旅总算领略了京沪之间的巨大差异。北京马路和街道的宽和笔直可以让陌生人容易地辨清方向和找到目的地，而每一位初到上海的朋友总是向我抱怨，被那些弯弯曲曲的马路弄晕了方向。但就是这样一种所谓的缺陷，按照简·雅各布斯的理论，它更能带来城市的活力和商业的繁荣。你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过马路到对面的小店挑选服装，不那么宽敞的马路实际上将街道两边都连成一体；歪歪扭扭的街道相互交错让你失去了方向感，但也让街区小店在转角自然生长。

　　于是我们看到，在北京的大部分城区要为找一家超市和ATM取款机焦头烂额，但在上海，找这些服务设施只需要几百米的路程。

　　那么愿意为汽车服务却忽视商业的背后逻辑是什么？简·雅各布斯和安东尼·奥罗姆不约而同地把之归于多元性的丧失。安东尼·奥罗姆在《城市的世界》中认为，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增添了种族和民族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城市生活，而城市生活的本质是生活的丰富和多元广泛。简·雅各布斯则认为，多元民族和文化带来的是多元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生活的精彩，美国的少数民族社区和商业区就是例证。外来人口在城市生存的主要方式是从事商业和服务业。但城市的一元化带来的是商业的裹足不前，这让那些本应充满商机的街道毫无还价之力地被推土机碾平。京沪两地城区道路的强烈差异背后就是对文化的多元化心态。

　　简·雅各布斯和安东尼·奥罗姆都是所谓城市规划的反对者，他们认为规划者构想的图景都与城市实际的运转机制无关，建筑师们缺乏对城市生活本身的尊重与研究，城市成为规划的牺牲品。规划者通常忽视住宅与街道、街区的互动关系，忽视公共空间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两位社会学家都敏锐地感觉到:所谓规划到底为谁服务？目标到底是什么？城市居住者显然不是优先考虑的因素，规划者迷恋的视觉盛宴和地方政府的辉煌政绩才是真正目标，这显然与城市建设的初衷背道而驰。两位社会学家对城市规划的批评对我们当下的造城运动有着巨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