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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钱勇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4月

    马克·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中的智者，就如同是玩火时被政治之“火”烫伤了心灵的小孩，事后理性主义者或者会为他们惋惜:如果他们乖巧地避开那些危险，如果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洞察政治的险恶，那么，他们一定能赢得身后的圣人名声。实际上，这正是本书的另一个标题《鲁莽心灵》所表达出的惋惜之意。与哈耶克正面宣扬自由主义宗旨不同，作为自由主义者的马克·里拉，通过这本书，探讨了知识分子不审慎地介入政治后的悲欣交集。

    作者试图将笔下的这一个个大师概括到一个简约模型中去，这就是他在《后记》中所透露出的柏拉图“叙拉古悲剧”:柏拉图试图说服叙拉古的暴君致力于正义，但是，他三次光临叙拉古，三次失望而归。显然，尽管书中的知识分子与柏拉图可能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可能要更大一些，这就是:柏拉图批评暴政，而样本中的知识分子们却持亲近支持的态度。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是一本独特视角的“新警世通言”。但是，我认为，作者的意图不止于此，作者将这些案例收集起来，更在于希望制定一种应急制度，一种集体行动机制，使得僭主政治出现时，能够激活这种机制，从而防止它剥夺人们的思想，人民也能够自始至终地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抛开那些枝枝节节的叙述，我们可以将书中的人物化约为标准化了的“知识分子”，将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传奇爱情、福柯的同性恋以及施米特的“反犹立场”都省略去，让他们的身份和面孔都标准化为一个简单的“头脑”，一个负有历史使命的“心灵”，那么，就可以在一种简约模式中来思考“叙拉古悲剧”的根源所在了，这一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传统的知识分子群落来说，其意义尤为重要。“叙拉古悲剧”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的悲剧，并不在于柏拉图第一次的游学，在第一次时，他对于暴君和民众感到同样的失望，因而认为叙拉古无法摆脱“暴政与革命”的无穷循环；“叙拉古悲剧”的问题出在柏拉图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行程，在第二次时，当他的学生迪恩告诉他暴君已死，新君王乐于接受哲学，并希望行事公正时，他动心了，但是，他发现新君王并不具备“哲人王”之治的素质，于是失望而归；在第三次时，他发现新君王狂妄更甚，甚至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哲学家了。因此，“叙拉古悲剧”的实质在于:当僭主政治出现时，知识分子是否会像书中的亚历山大·科耶夫一样，认为它可以推动历史进步，从而为更美好的未来铺设道路？

    这正是知识分子的心灵博弈。如果采取“不相信”的策略，那么，最多像柏拉图那样“失望而去”，这种止损策略失去的只是“来回的路费”；如果采取“相信”的策略，那么，可能就会被马克·里拉列入有辱使命者的行列。实际上，处于如此困境的知识分子，是没有最优选择的，他们陷入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两难境地，这也是屈原的人生悲剧所在，而后者的悲剧性更加深重，因为他失去的是“人生来回的路费”。如果注意到阿罗对“独裁”的定义:“当一个人的偏好是其他所有人的偏好时，社会就是独裁的”，那么，“叙拉古悲剧”的根源就在于柏拉图将民智等同于独裁者的思想，更进一步地，他并不认为从民众中可以产生一种制度来约束独裁者，使得民众的意愿或偏好成为国家的意志。显然，被马克·里拉同样列入了鲁莽心灵黑名单的雅克·德里达的戏言“解构，就是美国”中所表达的“去中心化”思想，明显地超越了“叙拉古悲剧”的模型原型。因此，不妨让我们把目光从君王的身上移开，去看看那些让柏拉图同样失望的“民众”，也许这样的转变会有助于改变知识分子心灵博弈的博弈结构和偏好关系。

    我们只需增加一名“普通的民众”，就可以看到叙拉古悲剧模型发生了微小的变化。不妨假设这个普通人在开始时同样是令人失望的，如果柏拉图能够像对迪恩那样地对他进行教化，那么，在民众中就增加了一名真理信奉者，这样，柏拉图的损失就有了一点小小的补偿，而不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愤了。相比于教化独裁者而言，教化一名普通人的难度和成本要小得多。换言之，当普通的民众有了基本的判断标准，具备了思想的基础和自由，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幸福被看作一天吃两顿饱饭，晚上从不一个人睡觉”的经济性或生物性标准时，独裁者的行动就会受到有效的限制。当人们觉察到思想的自由和思想的乐趣存在被剥夺的可能时，就会启动奥尔森所称的“集体行动机制”，从而防范思想领域内的掠夺和独裁。那么，这种思想领域内的集体行动机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基本功能呢？答案几乎是显而易见的，它必须能够尽可能地将全部的信息完整地传递给民众，从而使得每一位普通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成为“知情者”。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历史的必然进程，而不只受制于“哲人王”的指引。

    无论是柏拉图的厌恶态度，还是马克·里拉所列举的这些知识分子所持的支持态度，在存在“思想集体行动机制”的环境中，都不会陷入到叙拉古悲剧的轮回中去了。即使是施米特那样的“真正的敌人是归化的犹太人”的观点，也只会成为思想大海中的一颗小小浪花，而不会引起滔天的巨浪。

文：米舒
出处：新民晚报 2006年1月

    米舒先生：

    新年前夕，我们挑了一些书供您阅读参考，不知这些书中有您感兴趣的读物吗？ 季风书园  骆再英

    骆再英女士：

    很感谢严博非先生时常给我送来一些有价值的书。

    夜来翻书，发觉美国学者马克·里拉撰写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新星出版社)，此书最可令人捧卷深思。

    书的题目就值得让读书人咀嚼再三。书中写了几位知识分子遭遇政治之后的不同态度，以及对他们的详述。比如活到95岁高龄的卡尔·施米特曾被视为德国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但他后来支持纳粹，推崇墨索里尼，他的言论直接参与了政治。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合上书本，我不由想起中国明清时代几位知识分子遭遇政治的际遇。明末举人(一说贡生)牛金星本不想参与政治，但因不堪小人欺侮，遂投笔从戎，加入李自成起义军为谋士，后以宰相弄权，谗杀李岩，李自成兵败后，牛金星投清为官。牛金星是被历史潮流推向政治舞台的，但他官居高位，就忘乎所以，其下场就不那么光彩了。再如江南名士钱谦益博览群书，诗文名气很大。江南才女柳如是是其红颜知己，惜其晚节不保，明末战乱，先谄事马士英，后率先降清为官。其气节与冒辟疆、侯方域、顾炎武等名士不可同日而语。还有大家熟悉的纪晓岚，他是乾隆年间进士，因口才了得，颇多急智，官至礼部尚书，修纂《四库全书》，纪晓岚其实不如今天影视剧写得那么好，但其官品还算过得去。不过“伴君如伴虎”，纪晓岚在政治旋涡中也走得战战兢兢。以上几位人物在政治面前，其人品、气节与人生观都经受了不同的考验。

    我想这本《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虽然写的是几位欧洲的知识分子，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颇多触动与启迪。知识分子热衷投身仕途与官场，想出人头地，有政治情结，也算不上坏事，但稍不谨慎，很有可能造成一种痛苦的自虐。司马迁、白居易、欧阳修一生中也遭遇了政治，但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了文人应有的气节，而牛金星、钱谦益等文人玩政治，其后果与卡尔·施米特也相差不多，成为后人讽嘲的话柄，值得今人深长思之。  米舒

文：荆亚平
出处：读书 2006年第9期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马克·里拉在其《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书中，试图说明“那些没有控制自己激情的知识分子何以被推入了他们几乎毫无理解力的政治领域，并对我们的智识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马丁·海德格尔、卡尔·施密特、瓦尔特·本雅明、亚历山大·科耶夫、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等等，都是里拉所认为的“没有控制自己激情的知识分子”。里拉想要穷究的是他视线下的这些知识分子缘何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激情？

　　哲学与政治权力的论争早在柏拉图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因此当里拉巡览了这些二十世纪重要的欧洲思想家由“爱智慧”走向“亲和暴政”的个人生活之后，再次追溯到古希腊。他的结论是：正是那个古老的“叙拉古的诱惑”再次诱惑了这些哲人。

　　“叙拉古的诱惑”说到底是一种信念的诱惑，它不是哲学对政治的诱惑，而是哲学自己诱惑了自己。小戴奥尼素并非想生活在哲学的太阳之下，他不过是想借助“晒了晒太阳”而使自己浑身散射出更多学识的耀眼光辉。痴枉的是柏拉图以及他的仰慕者迪恩，他们坚信哲学有能力让“一位当世的暴君致力于正义”。身为哲人，应该说服统治者接受良好的来自正义的哲学的指导，不如此，哲人将会“背负懦弱和不忠于哲学的职责”。

　　柏拉图的叙拉古之行失败了，它同时宣布的是哲学的“政治想象”的失败。然而，问题还需继续追问下去：“爱智慧”的哲人关于哲学的“政治想象”的激情和冲动是如何产生的？这种激情和冲动是否内在于哲学本身？如何才能转化这种激情和冲动，使之成为对政治有益的心理因素？

　　苏格拉底的申辩中曾经谈到哲学家的使命，苏格拉底不停止哲学的实践，教导、劝勉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去关心智慧和真理，改善自己的灵魂，我们能够感受到哲人身上的道德激情正在转向为一种国家政治激情。当然，苏格拉底并没有真正跻身具体的国家政治生活，他向国家尽忠却始终不参加议会。他对后来哲人的告诫是：“一个真想为正义而斗争的人如果要活着，哪怕是活一个短暂的时期，那就必须当老百姓，绝不能担任公职。”

　　里拉向我们展示的，正是苏格拉底以来哲学家身上的这股“哲学的激情”在二十世纪由“爱智慧”向“亲和暴政”发展过程中的危险表演。以海德格尔为例，里拉援引了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看法，“他以对真理的激情抓住了假相（untruth）”。并对此分析道：“她（阿伦特）爱他（海德格尔）的知性激情，但也对他无力区分显然的真理与显然的假相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她知道海德格尔在政治上是危险的，但认为助燃了这种危险性的正是启发了他的哲学思考的激情。”如果说在秉持哲学的激情这一点上，海德格尔与苏格拉底无异的话，那么他有违苏格拉底训诫的地方在于没有甘心“当老百姓”，而是就任了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加入了纳粹党。里拉还在书中揭示，海德格尔三十年代的手稿多次提到了“准备着最后的神的出现”。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成就和败坏了他的竟然是同一种东西——哲学思考的激情！这其中是否含有某种既是海德格尔本人又是哲学自身宿命的悲哀况味？

　　里拉把柏拉图所说的“如果哲学意欲烛照黑暗，而不是加深黑暗，他就必须从驯服自己的激情开始”作为解决哲学和政治关系的可能性途径。这与他在“后记”中所表达的哲学生活需要“自我掌控”的意思一致。无论是“驯服”，还是“自我掌控”，都向我们昭示出，激情也许恰是哲学的本义之一，是哲学生活的一支主要力量。那么，必须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实现对激情的哲学思考的有效节制，使之在进入政治生活时，不是导向暴政或对暴政的亲和？

　　难题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他们在清醒地认识到寻求哲学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致无异于是寻求奇迹后，对政治和哲学分别给出新的祈望和规训：“在政治中最能够指望的是在稳定的法治下，建立一个节制的政府。”而对于哲学，则更强调哲人过一种“对自身的暴虐倾向怀有高度自觉”的高贵的生活。很显然，后者具有理想主义的特点，它依赖的是个体的自省和践行，其在现实中的可行性也是难以确定的。那么，这是否也再次表明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作为“此山中”人的困惑和尴尬呢？哲人在保持茂盛充沛的“哲学思考的激情”和对这一激情的自我控制之间保持适中和平衡，这如何可能？其安全界标如何划定？

　　里拉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但他也依然没有能够为我们指出解决“知识分子背叛”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