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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念长
出处：新京报 2006年9月

　　2005年8月，《媒介批评》第一辑出版。这本出版物自我标榜的宗旨是：清醒地认识媒介文化与当下社会生活的关系，并揭示它们之间的具体路径。而在此之前，以媒介为研究对象的出版物仅仅是作为一种内部资料流通于少数媒体工作者之间。

　　而当一本《媒介批评》也装扮成大众读物（在知识阶层之间）粉墨登场的时候，清醒者发现，媒介本身就是一种渗入人们日常生活中去的商品，或者说，它是商业意识形态的灵魂附体。在商业社会，只有商品是与大众息息相关的，“商品房”概念对“家”概念的冒名顶替就是一个生动的写实。而所谓的大众，在现代语境中直指形形色色的消费者。

　　《媒介批评》由蒋原伦和张柠主编。有趣的是，两大主编皆是文学出身。除此之外，《媒介批评》的一票编委和主力作者，如朱大可、王晓渔等等，其知识谱系都与文学有着极大的亲缘关系。一批文学批评家对媒介批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它不仅预示了这个时代的大众传媒已经悄无声息地侵入了文学场的内部，也表明许多文学人士对这种入侵的敏锐知觉以及在知觉之后采取的侦察行动。张柠说：一切都媒介化。“电视和报刊作为媒介，固然是媒介批评的对象。当一座城市称为媒介的时候，它就是媒介批评的对象。当一个人（比如模特儿）的身体成为一种媒介的时候，它也是媒介批评的对象。”基于以上的判断，他们将媒介视为这个时代最具研究价值的大众文化之一。蒋原伦在《媒介批评》第一辑的“编后语”说道：“媒介与文化是不可分的，毋宁说媒介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某种文化形态的最重要的部分和标记……”文学批评家从文学批评到媒介批评的转型，正是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评的转型。这个转型不仅微妙地支配着部分文学批评家的兴趣转向，也对本世纪初高等院校文学学科的内部结构之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尽管新闻传播学离开了社会学学科家族（属于法学门类），但它依然带着社会学的血统，这在《媒介批评》所强调的研究方法中可见一斑。如张柠所言，“媒介批评的方法不是美学的、形式主义的（尽管这种方法在特定条件下也能用），而是符号学的，或者说是‘符号政治经济学’的。”“符号互动”正是上个世纪西方社会学家开创的最具影响力的研究范式之一。吊诡的是，新兴的媒介批评家既不认为这种方法是社会学的，也不认为是文学的，而是媒介学的（媒介批评家宣称这是一门绝对崭新的学科）。这里面除了冒昧揣度学院派批评家不断拓展地盘的权力冲动之外，还得老调重弹一个问题：诞生于西方土壤的新闻学与社会学在新中国一直是生长畸形的矮学科，九十年代以后，虽然二者都在教育部公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获得了正当的席位，但实际情形是：在九十年代的学科大调整中，新闻学被转移到文学学科进行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学化改造，而社会学则被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族群轮番强奸，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新闻传播学与社会学都被改造成“政治美学”或“政治修辞学”。

　　但在本世纪初这种情况发生了局部的改变，社会学与新闻传播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力量正在疯狂生长，二者在研究方法上的亲缘关系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在过去若干年，“媒体批评”与“媒介批评”虽然只有一字之别，却已形成绝然不同的含义指向。“媒体批评”的确切含义是相对于“学院批评”而言的，他们都有共同的修辞对象——文学批评。“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既指文学批评实践的不同方法与惯习，也指获得文学批评权的不同来源，作为特定的修辞语，它们是传媒势力与学院势力在文学场上进行持续角逐的权力见证。必须补充的是，“媒体批评”权来源于代表了商业意识形态的大众传媒，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之所以命名为“媒体批评”而非“传媒批评”（后者似乎更贴切），可以揣测是因为文学人士对于即将到来的大众传媒时代还缺乏一个清晰的认识。而相比之“媒体批评”，“媒介批评”的含义要来得直接而明确。“媒介批评就是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批评，是对媒介产品以及媒介自身作用的理性思考。”（吴迪）尽管在90年代中期就有中国学者提及“媒介批评”这一概念，但知之者甚少，实践者更少。而在西方，媒介批评已盛行一百多年。上个世纪末，数字媒体的兴起迎来了一个全球化的大众传媒时代，接踵而来的则是媒介批评的浪潮。两度出任《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主编的詹姆斯·波伊兰（James Boylan）在《批评：一千种声音在绽放》一文中说，在因特网世纪之初，媒介批评犹如春天的鲜花一样盛开。

　　这个浪潮当然也开始涌到了中国，典型事件有三：其一，2000年1月，清华大学教授刘建明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媒介批评理论著作《媒介批评通论》；其二，2000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王君超完成博士论文《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并于2001年6月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其三，毫无疑问，是《媒介批评》这本出版物的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