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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桥
出处：岳麓书社　2004年10月

    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是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对治国古代以德治国历史活动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也是我国古代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开掘，利用这一宝贵的思想资源为我国今天的治国实践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摆在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廖才定同志主编的《以德治国的历史光辉——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和实践》一书，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获得了可喜的收获。
    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是极其丰富、极其宝贵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主要是以格言、警句、议论、故事等断简残篇的形式存在与几千年的古代文化典籍中。要使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资源在当代的治国实践中发挥重要的借鉴作用，首先必须对其进行系统梳理和整体开掘工作。这部著作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作者面对浩若烟海的古代文献资料，丰富芜杂的思想观点，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理性思考，高屋建瓴地构筑了一个理论框架，对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筛选和深入开掘，从而将零散驳杂而无体系的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体系化了。十分可贵的是，作者在对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分类梳理、筛选、体例安排上是颇具匠心 。全书共分《以德立公》、《以德施政》、《以德辅法》、《以德用人》五个部分，每个部分下面又分为若干小节，统中有分，分中有统，思虑精细，体例周全。体现出了作者认真的学术态度和很强的理论抽象能力。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作为一种历史形态，对于当代人来说，它是一种过去式。要使其在中国当代的治国实践中发挥作用，还需要对其进行现代阐释并实现现代转化。这部著作在这个方面也做了认真的探索。作者在阐释中国古代德治思想时，既坚持回到了历史，又努力面向现代，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保持了一种必要的张力，达到了历史性与现代性的统一。所谓回到历史，指作者在选材和解说时，“一般以当事人的著作和正史的记载作为依据，力求做到真实、准确、客观，”不以今天的需要去任意剪裁历史，不以今人的标准去苛刻历史人物或拔高历史人物。所谓面向现代，是指作者在分析和阐释时不拘泥于古人的视野和立场，而是立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的政治思想进行扬弃和升华”（《导言》第13页），进行在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资源中发掘出它的当代因素，实现对它的现代转换，以资中国当代治国实践借鉴。作者为全书所写的导言，为每一部分所写的概述，既可以看成是对全书的导读，又可以看成是对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升华和转换。作者也正是在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必要张力中将历史向现代的延伸和现代向历史的回溯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从而实现了“历史性”与“现代性”的视界融合。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在中国历代的治国安邦实践中，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从另一个方面说，它又是中国古代法治观念比较淡薄，人治色彩比较浓厚的历史环境产物。在当代法治社会中它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它虽然可以作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资源，成为治国方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却不能将其强调过头，以至忽略“依法治国”。也正视这个意义上，江泽民同志才指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的。十分值得称赞的是，廖才定主编的这部著作，虽然是以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和实践为基本研究内容的，但作者始终注重了偏重而不偏废，突出了一种系统思想原则，在对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现代阐释中，一直将其作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这个系统中的一个构成要素。作者在《导言》中，进一步强调了江泽民关于法治和德治关系的论述：“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文明建设，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两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理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作者对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研究，也是以此作为指导思想的。作者对中国古代德治与法制关系的描叙与阐释，也紧紧地扣住这一指导思想展开，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化了对依法治国的实质，指导思想极其相关系的认识。
    总之，廖才定同志主编的《以德治国的历史光辉》一书，是一部既有文献价值，又有当代意义的著作。当然，由于该书是一部以历史文献为主体所构成的著作，受著作本身性质的限制，作者某些学术见解还未能得到充分的展开。如果作者或其他人能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化和拓展，写出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学术论著，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