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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沈展云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5年11月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马林科夫随即执掌苏联党政大权。但仅仅两年，就被赫鲁晓夫取而代之。1956年2月25日，苏共二十大闭幕，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面否定和清算斯大林，在冷战时代的东西方阵营引起巨大反响。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在震动之余，更要面对这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作出抉择。从此，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越来越大(后来卒爆发了一场载入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著名大论战)。苏联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一直延续到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的召开。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政治学系讲师丘奇沃德一直关注着苏联发生的变化，对苏联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有深入的研究，他以20世纪60年代苏联知识分子群体为个案，从苏联的报刊、书籍以及政府的公报和各种统计数字中收集了大量原始资料，用严谨的社会学观点和方法写了一本颇有意义的专著《苏联的知识分子》(商务印书馆1978年2月出版中译本，石宜译，“内部发行”)，若要了解赫鲁晓夫时代苏联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此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知识分子的属性，无论是西方的社会学家曼海姆还是苏联的政治理论家布哈林，都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立于基本社会阶级之外的中间阶级。但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官方不承认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阶级，而视之为一个依附于其他阶级的(被雇佣从事专业脑力劳动的人组成的)“社会阶层”，“因为它在苏联社会生产体系中不占特别的地位”。丘奇沃德注意到这样的划分所产生的严重问题:知识分子外在于其他阶级和权力集团的独立的人格力量和社会作用往往被否定了、消弭了，它彻底沦为工具式、机器式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关于在‘政界’的上层机构中任职的知识分子和在‘民间’任职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在苏联要比在资本主义社会更难划分”。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知识分子，要么被“清冼”和打击，要么臣服，要么选择出走国外。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为了改变斯大林造成的苏共在知识分子中的恶劣形象，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政策有所改变，试图以羁縻策略缓和苏联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赫鲁晓夫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相对宽松了，意识形态和文化艺术领域的部分“解冻”，使得他们可以在被允许的范围内争取自己的发言权，“重新发挥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的良心’的传统作用”。丘奇沃德从知识分子的来源、知识分子的地位、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知识分子的社会结构、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知识分子和政治等方面分析了这个时期苏联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他认为，根据苏联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可以将其分成四大类:即追求个人前途的专业知识分子、人道主义知识分子、公开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和迷惘的知识分子。而每个大类又可分成若干小类。第一类约占全部知识分子的四分之三，这一类别中最多人是拥护赫鲁晓夫政府的忠诚派，但“忠诚”的态度中包含了各种复杂的个人动机和集团利益。第二类大多是作家、艺术家和其他方面的文化工作者，这一类别在全体知识分子中只是一小部分，他们大都反对对文化艺术进行思想控制。如叶甫图申科、爱伦堡、索尔仁尼琴等作家不断呼吁维护创作自由。第三类人数更少，他们以各种形式的公开抗议活动表达意见和诉求，要求保障人权。最积极的参与者是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学生(他们大都被解雇、流放或关进监狱)。第四类别的人与苏联政府格格不入，这些“迷惘的知识分子”想以“自愿退出”这个制度的办法谋求个人的解决，成为“境内的移民”。
　　赫鲁晓夫的知识分子政策变化无常，一个时期加紧政治控制(甚至恢复了斯大林时代的一些做法)，接着又间以短暂的放松时期，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运动。但一张一弛的知识分子政策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良策，苏共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裂隙始终难以弥合。在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倒台以后，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不再那么经常地发动了。1965年3月，苏共取消了“意识形态委员会”，苏联的政治总趋势“在悄悄地变革中”。1970年，萨哈罗夫等人发表《知识分子的改革宪章》(见《苏联的知识分子》附录三)，呼吁苏联政府进行民主化改革，知识分子又继续发挥他们改造社会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