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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张弘
出处：新京报 2005年8月

　　文学评论家、文化学者张柠最近推出了新作《土地的黄昏———乡村经验的微观权力分析》。本书试图结合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方法，对中国乡村经验及其微观权力形态进行文化分析。书中的研究对象涉及农村文化的各个方面，乡村时空哲学、农民心态分析等分析方法，并采用了理论融会于叙事过程中的写作方式。针对该书的写作初衷，本报记者采访了张柠。


　　从都市文化转向研究乡村经验并不突然

　　新京报：你的研究领域一直是当代文学和都市大众文化，为什么突然转向乡村经验研究？

　　张柠：这种转向其实也不突然。这本《土地的黄昏———乡村经验的微观权力分析》，是去年出版的《文化的病症———中国(都市)经验研究》一书的姊妹篇，都是试图用一种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阐释当代中国经验。对于动态对象(流行文化、当代文学)，应该注重表达和批判的有效性。对于静态的对象(历史经验、乡土经验)，应该注重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因此，研究方法有时比研究对象更重要。

　　新京报：如果按照学科分类，很难把你的这本书清晰地划分，这是你事先制定的写作策略？

　　张柠：打破传统学科界限，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冲动之一。面对一个事物(新的或旧的)，如果要让它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就势必要打破传统学科界限，运用新的阐释方法。这不是什么“策略”。

　　这本书关注的是“旧事物”：乡村经验。但我试图用一种新的方法来研究、阐释它。我曾经有过“乡村经验”(实际上是“经历”)。现在通过重新研究和阐释，我得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经验”(也就是“知识”)。这是我从乡村现象和农民实践的“发生学”和“分类学”角度，重新审视它、编织它的结果。

　　分析具体事物，解放被压抑的农民“冲动”

　　新京报：在文体、语言上，似乎你在这本书里也在有意创新，是写作本身需要？

　　张柠：我没有“有意创新”，一向都这样写作和表达，只不过以前没有用二十多万字研究同一主题。我喜欢用那种单纯的“主谓宾”结构的简短句子，是为了追求准确和清晰，实际上就是给一系列耳熟能详的事物重新命名———比如，“农民是和自然物打交道的人，市民是和人工物打交道的人。农民是用身体与自然进行能量交换的人。农具是能量交换的工具。”新命名方式是新分类学的雏形。

　　新京报：农耕文明的衰落已经很明显了，可能还将继续。

　　你的研究是否可以看作文化人对“家园”意象的复杂心情？

　　张柠：“家园”是浪漫主义诗人喜欢的词。谁有“家园”呢？人从子宫里出来才发现，外面非常糟糕，可是回不去了。但返回的冲动却无法泯灭。对“土地”意象的关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返回“农耕文明”。返回土地的欲望也就是一种“死亡”的冲动。这对“现代性”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但直接表达这种冲动的恰恰不是农民，而是现代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农民的“冲动”被各种宏观权力和秩序压抑到潜意识领域，并且隐藏在各种实践行为和微观权力形态之中。解放这些“冲动”需要理性的解析———将每一个行为，乃至每一个器物的使用惯例，放到发生学层面重新讨论。

　　“三农”问题用数据说话，我用“经验”说话

　　新京报：近年来，“三农”问题成了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你这本书与“三农”问题研究有何区别？

　　张柠：我关注的是农民之所以成为“农民”的“唯物主义”研究。比如工具、器物、食物给予他们的限定；比如独特的时间和空间体验对实践行为的支配；比如肉体对自然节奏和生产节奏的依顺，对婚姻、性和死亡的态度，乡村秩序和权力的物质基础等等。“三农”问题用“数据”说话，我用“经验”说话。

　　数据分析指向政治经济学，使农民能尽快融入全球化进程。经验分析指向知识或理性，是一种新的知识再生产。

　　新京报：文化人心中的土地和农民心中的土地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概念。作为从乡村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张柠：农民最讨厌两件事：第一、直接支付现金。他们问：“东西怎么卖？”不是在问价钱，而是问能不能赊账。

　　如果要现金，他们会犹豫，他们习惯用体力这种特殊“货币”支付。第二、别人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比如干部或文化人，干部是强行代言，文化人是间接代言。当干部和文化人发生矛盾时，农民和土地经常会成为他们的子弹。

　　文化人的“土地”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为了显得貌似具体，他们会说“土地啊，母亲！”对于农民来说，土地不能是母亲，只能是土地，是泥土、庄稼、杂草、房屋、墓地。母亲可能会改嫁、衰老、死亡，土地不允许这样。

　　土地由一系列非常具体的物件或意象构成，我在书中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我试图用这些具体意象瓦解那种抽象概念。并用发生学和分类学重新排序。但我无法成为农民的代言人。我说我要“写一本充满感情的理智之书”，不是针对农民，更不是针对国家，而是针对文化人。

文：申霞艳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5年11月

　　当洋人心怀叵测地将一座精确的时钟带到朝廷靓献给清帝，我们的土地的钟声也在隐隐地被敲响。当“滴答”的钟声替代了模糊的更漏，当冷热分明的四季被往复更迭的劳动填充，当农业空间日益萎缩逼仄，传统的农村节奏就被彻底打乱了。随之而来的是，农民被迫迁徙到都市和工商业区，接受新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法则。乡村的土地遭遇了千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命运，他们的命运与农民的命运一样：边缘，茫然，沉默，黄昏到来，静遮盖了动……时间、空间这样的哲学命题在中国乡村古老的土地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张柠将我们带到乡村的日常生活的现场，观察农民的家具、农具、玩具、游戏，观察农民的食物，也观察他们的身体形态、声音和表情以及他们皱纹下面的心情，倾听他们的狂欢、叹息与沉默。除了这些具体可感的表象，张柠还深入到乡村内部，窥探其中的潜规则，拆解其权力结构，聚焦于制度压抑下的身体、欲望及道德信仰等等问题。

　　《土地的黄昏》是张柠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其中的部分内容曾经以“乡村经验”的专栏在2005年《花城》杂志刊登了一年。全书共15章，分为“时间和空间问题”、“乡村器物现象问题”、“乡村宏观权力下的社会等级问题”、“农耕生产之外的其他身份和职业问题”和“微观社会学视野中的农民生活”等问题。作者带着问题来编制文章的经络图，充溢其中的血肉乃是作者的记忆、经验和情感。他首先做的就是将土地从“母亲”这一抒情意象中解放出来。我们自小就知道：大海是故乡，土地是母亲。而这种宏大抒情的结果是我们不仅没有好好地认识自己日渐衰老的母亲，也没有细致地观察脚下沉默无声的土地。当土地从这种拟人的符号中解救出来，土地的诗意消失了，它返回自身，它获得了其作为商品本来拥有的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是它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对应关系发生了位移，它既是所指也是能指，而消费使得土地的所指和能指发生了分离。现代化从何处建立？大概就是从土地这种能指和所指的分离中产生的。

　　张柠同情农民，但是他并不美化农民，他知道农民的艰苦和命运，同时他也知道贫穷压迫下心灵的畸变，他既不渲染农民的善良勤劳，也不避讳农民的狡诈。作为一个批评家，他力求像一个“限知叙事”者一样把握自己视点中的真相，看到与土地命运唇齿相依的农民如何迎接土地的黄昏，追索这种变化的社会根源以及这种变化带来的种种新现象新问题。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我从一种基本的‘土地感知方式’或者说‘情感方式’入手，进入现象的综合描述，再对一种矛盾和对立因素的描述，最后是对经验描述及其符号体系的编码工作。”

　　《土地的黄昏》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开创了该领域的新型叙述。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乡村经验，但是有些人故意地将它抹平隐去以显示自己的籍贯纯粹。文学叙事对乡村经验大多是有意的歪曲、炫耀和歌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尔曾说过，“我们认为，将同时代人诱骗于田园诗中是一种残酷，一旦从梦中醒来，将是可怕之极……”。而我们的作家执意地将苦难的农村当成诗意的源泉当作牧歌来吟诵。他们忘却了最基本的忠告 “归根结底是读者决定着什么真实什么不真实，而读者的态度则是他们所体验的现实的产物。”（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艺术可以暂时凌空起舞，现实总是以其残酷的真实无声地演绎裸露的伤口。

　　很多学者漠视这种现状，张柠不一样，他将观察视为研究的起点，发掘自己的记忆和情感，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我调动童年和少年的乡村经验，不是为了编故事、写小说，不是为了抒情和叙述，而是为了分析和编织。我试图写一本充满了感情的理智之书，试图用情感的丝线编制出一个抽象的图案，用貌似死寂的形式表达充满动感的乡村经验，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我试图从最微细的符号层面开始分析，对乡村经验进行重组（编码）。”

　　这样的研究是困难的，因为无迹可仿，无例可循。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张柠是一位优秀的文化观察家，就像气象观测员一样尽忠尽职。今天我要补充说和气象观测员不一样的是气象观测员不动声色而张柠热情洋溢。此外他也力求准确——准确的表述、分析和编码建立在准确的观察之上。准确就是力量，准确才可以到达他希望到达的地方。

　　《土地的黄昏》希图用事实说话，提供的是当下的农村活生生的全景图。作者从我们习以为常的具体的细节入手，通过对符号的阐释和编码深入到权力、结构等内部问题。张柠走进微观文化学的领域，这与他曾经拥有的田野调查经验密切相关。他领我们回到乡村，使我们得以重新打量城市的他者，打量暮色如何无情地降临在古老的乡村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