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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雷思温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5年11月　　
   
　　与林达夫妇不同，薛涌先生对美国的观察显然不满足于近距离素描，更意在为观察中国提供参照点。这种隐藏的意图在他最新一本美国观察《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中得到相当淋漓的发挥。
　　薛涌将美国教育的最大特点归结为“反智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说:“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换句话说，现代性并非不承认人与人素质的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必须被转化成法权上的平等。而薛涌笔下的“反智主义”更是把这种对平等的诉求贯穿到了人的力量与才智上。托克维尔早就观察到了，现代社会在一切领域中都在不停追逐着平等和民主，对于美国而言，从来没有任何类似于欧洲和中国的文教传统的历史背景使得美国的高等教育在浪潮汹涌的“反智主义”呼声中很难立足。
　　反智主义就是反对孩子学习没有实用价值的象牙塔学问。那些学者诚然智力甚高，才华出众，但在钞票面前却毫无立锥之地。在美国古典学界畅销一时的名著《谁杀死了荷马？》中，作者在为学生们讲授古希腊经典时，总免不了被学生诘问:花这么多时间与精力，为什么要学习这些死去的知识？今天的古典学家们无论哪个方面都无法与一个世纪前相比。反智主义不但影响着学生们的价值选择，也在不断改变学者们从事学术的心态与目标。
　　在面对现代性对大学精英教育的冲击时，薛涌显然没有任何焦虑感。他不认为这些美国大学缺乏“人文精神”，没有“终极关怀”，反而认为现代大学理应如此，并且还连带地认为中国大学正是缺乏这种实用性技能的培养。
　　照这么说来，反智主义就是反精英教育。但果真如此吗？在这本书的封底上赫然印着这样几行字:“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最大贡献是服务社会的理念。富裕家庭的子弟，要通过参与基层社会来完成自己的精英教育。……许多富家子弟为了上大学参与了这些暑期和‘空缺年’的课程，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了解了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结果，他们没有变成势利的特权阶层，而是成为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
　　看似非常矛盾的两个焦点在这里巧妙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反智主义支持功利化和实用化的大学教育，另一方面“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却不断被培养出来。美国人是如何在大学里做到这一点的？在《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一文中，薛涌向我们介绍了美国社会精英的责任意识是如何通过大学教育而型塑的。而在《难以弥合的南北裂痕》、《在大学中挣扎的劳工子弟》等文章里，他又不忘告诉读者:不要以为美国教育环境风平浪静，黑人问题、贫富差距、家庭代沟、信仰冲突等等所有社会矛盾都可以反映到教育问题上来。
　　所以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归根结底是这样一个问题:面对现代社会不断世俗化和民主化的浪潮，大学教育如何培育出既能适应社会需要，又不被金钱吞噬的社会栋梁，也即大学如何巧妙地实现大学之用与大学之道的完美结合。
　　薛涌显然没有在书中过多探讨这些问题。也许是因为这些探讨过于削弱薛先生“价值中立”地描述美国的观察角度，也许是因为薛先生认为这两者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矛盾。在他另一本谈教育问题的著作《谁的大学？》里，我们看到的薛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激烈“反智”的社会精英。
　　比起薛涌的另外两本美国观察而言，这本书更与我们的问题与困惑相近。因为现代性这一无处不在的幽灵，不但在美国和欧洲的上空徘徊了几百年，也正在不断改变甚至是颠覆着传统中国的价值观念与社会结构。自废除科举制以来，我们的精英再生产机制已经完全瓦解并重建了。反智主义决非美国人的专利，实用和功利教育也占据了中国大学的主流。不过薛涌在这本书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答案，那并不是这本书的主题。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薛涌的意义才得以充分展现:他笔下的美国，正是我们的今日与明天。

文：羽戈
出处：新京报 2005年10月

    薛涌先生属于第三代美国书写，这是其友人燕舞发明的一个说法，燕舞将董鼎山和董乐山兄弟划为第一代，林达夫妇划为第二代。这三代之间有什么差异？依照我的阅读经验，董氏兄弟是“还原式”地书写美国，林达夫妇是启蒙式的，而薛涌——在我读完其《直话直说的政治》、《右翼帝国的生成》、《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附带还有写大学和足球的两本著作之后——却不免有些糊涂，他声称自己只是介绍美国的图景，不是要教育如何学习美国，但在实质上，他还是祛除不了自己的价值取向，貌似中立的美国书写里依然潜藏着“中国关怀”，这也正是他区别于前两代书写的地方。

    那么我们就从精英这个话题说起。我们得明确一个事实，这个世界上的政治，无论被修饰得多么复杂和肮脏，于其残酷的本质，就是牧羊人与羔羊，或者说，主人与奴隶之间的争斗，薛涌这样断言美国政治：“美国虽然名为民主，实际上还是精英治国。这一点，看看近20年总统的文凭就明白了。“优秀的民主总是能够容许精英的存在及其能量的最大发挥，它们之间的冲突并不是致命的，只要能找准那个契合点——”就是精英政治家能够用最粗浅、简单的话和最‘没水平’的小民百姓对话“。如卡尔·曼海姆所言：”政策的确是在精英的手中形成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因此而失去民主，因为虽然每个公民无法自始至终直接参与政府工作，但他们至少有可能每隔一段时间让人感觉到他们的愿望，这对民主来说也就足够了。“而这正是美国草根民主的魅力所在，也正是精英论不至于滑向独裁论的保证。

    在我看来，这等于是在暗示：没有民主的保障，空谈培养精英是无益的，甚至是一种危险的举措——不是对民主的拓展，而是对民主的背叛。美国人当然有资格抱怨民主导致平庸，譬如路易·帕灵顿以近乎揶揄的语调结束他的巨著《美国思想史》：“像约翰·亚当斯100年前所说的，每个男人的第一个需要是晚餐，第二个需要是女人……如果民主的原材料——大众——没有超越性欲和温饱的需求，那人类就是一些想取得优秀文明的可怜虫，社会理想主义者对美好民主未来的预测就像月亮一样虚无缥缈。”帕灵顿先生对民主宣战的高傲气度，构成了今天的美国培养精英的精神根基。

    薛涌从各个方面阐发美国培养精英的过程：教育、体育、媒体、经济、政治等。而在任何一个方面，这种培养都少不了与民主的9牾。以《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的重头——教育——为例，薛涌一直强调美国的“反智主义”传统，一个大字不识的人，无论从政治权利还是政治人格上，与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可以平起平坐的。“这种传统如果运用得当，就能够挑战、制衡精英主义，突破知识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制造的文化霸权，保持社会的原创力和民主的草根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薛涌在萨福克大学教育劳工阶层的遭遇，反智主义使得劳工子弟们只关心他们看得见的东西，当薛涌在历史课堂上讲授蒙古帝国对世界贸易的影响，便有学生打断：“为什么要谈蒙古？我这辈子就没有听说过这个词。”这种对知识的不屑，在早期的美国当然没什么危害，不上高中照样成为百万富翁的人物比比皆是；可是到了今天，教育的光辉被日益看重，其本身已“硬了起来”，那么知识的分化很可能导致阶层的分化，如果劳工阶层的文化行为不能及时改造，即便“经济平权”也不足以弥补草根与精英之间的裂痕，精英将会更加精英，乃至如欧洲的贵族一样，会沉积为一种可怕的世袭。当然，那则是对民主的反动。

    因此，即便是在一个民主精神异常发达的国家，我们也要以足够的审慎来预防精英教育的险情横生。民主与精英的战争是永恒的，这是政治的本性使然。同样，我们也该警醒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右翼帝国的生成》与《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是一脉相传的，前者是对后者的印证：以民主形象大使自诩的共和国是如何沦为披上警察外衣的精英帝国的。关于美国国内的精英培养，健康的宪政体制可以维系它在正道上安然运行，从而不会与民主精神摩擦出熊熊燃烧的战火。而论及国际大势，谁能保证美国只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精英，而不是势利的特权贵族？谁又能保证一些小国不会重复萨福克大学劳工阶层的覆辙？我愿意将答案寄托于薛涌先生的下一本著作。而鉴于昔日罗马帝国的悲剧，我们还是默念桑塔格的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悼念，但不要一起愚蠢。”